平实中见实力
时间：2021-02-27 07:51:4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同全国一样，在安徽文学创作中，小说一直占有突出位置。即以1999—2002年间安徽文学评奖中参评作品来看，在全部申报的五类计85部(集、篇)作品中，小说占48部，超过了半数，而中短篇小说又占32部，比重最大，其中尤以中篇小说成就为高。
综观这一阶段安徽中短篇小说整体状况，可以用“平实”两个字来概括。“平”，就是平静，既没有产生《天云山传奇》那样轰动效应的作品，也没有出现《飞天》那样聚讼纷纭的作品。而“实”，就是实在，既不见谈玄弄虚的拟古戏说，也没有玩弄技巧的文字迷宫。从总体上看，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之作占大多数，涌现了一批可读性较强的好小说。
比如《找人》(许春樵)。整个故事看起来极为荒诞，但却真实得令人欲哭无泪。本来，高考录取只应根据考试成绩来定，但却因种种因素造成一种社会风气：成绩之外，还得“有人”。这“有人”即是能够左右招生工作的人，这就把单纯的录取工作人为地搞复杂化了，复杂到人人不敢相信成绩的决定性作用。于是，就演出了一个县酱菜厂门卫老景到省城“找人”找出来的一场叫人啼笑皆非的闹剧。然而，这样的闹剧仅仅局限在高考录取工作中吗?绝对不是。可以说，它已弥漫在当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大事、小事，公事、私事，在常规程序之外，每每要加上一个“找人”的必不可少的附加条件。这样一来，不但延缓了办事的效率，也搞乱了办事的正常秩序，为那些惯于以权谋私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而造成世风日下、人心迷茫，弄得千千万万普通公民应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经常生活在“找人”的烦恼与痛苦之中。由此可见，这部中篇小说视角虽小，却能以小见大，透视出当今社会肌体上存在的一个严重溃疡；加之老景身份的卑微和找人过程难以想象的复杂经历中遭遇的世态炎凉，就更加入木三分地揭示出这个溃疡不一般的危害性，因为它已将权力行为的性质和人际关系悄悄改变了，如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就这个层面来看，《找人》实在是呼唤社会正气和加强行政立法的一记警钟，具有振聋发聩的现实意义。
比如《余韵》(程鹰)。从题材看，它与《找人》迥然不同。如果说《找人》主要是通过一人一事来结构全篇的，因而人物单纯、情节集中，笔墨相当经济，但立意颇深。而《余韵》却是由一对青年夫妻从结合到离异双线交织来展开故事的，同时还涉及若干相关的人与事，头绪纷繁，变化也大。单就人物命运而言，即有人世的艰难，还有出世的挣扎，意蕴丰厚，别具一格。尤其由余残下岗、王玫“应聘”、文成出家等引发的一连串人间悲喜剧，或司空见惯而习焉不察，或荒诞不经又反常合道，或事出意外却其来有自，不是平中见奇，就是变生不测，看似沧海桑田，却是红尘常态，加上脱胎于古代笔记小说的个性化语言和特定的民情、风俗、地域文化乃至书、画、篆刻气氛的渲染，全篇既洋溢着鲜活的现实生活气息，又流淌着丰盈的传统文化神韵，如一杯醇酒，品之齿颊生香，确有雅俗共赏的魅力，十分耐读。论现实针砭性，似不及《找人》鲜明强烈；但其文学品位尤其人物形象的丰满却又比《找人》略高一筹。
上述两位作者均是年富力强、已有影响的实力派作家。同他们相比，郭明辉则是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一个人的陷阱》是郭明辉的一个中篇小说集，包含八部作品，全是现实题材的，涉及新闻、教育、文化、司法多个领域的人和事，尤其是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腐败的种种表现及其根源，具有很强的批判锋芒。而作为这部中篇集子的代表作《一个人的陷阱》，在立意、构思、人物塑造上尤具匠心。作品围绕何小英、李大朋这两个进城打工青年的人生历程，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人生的多样性以及多样人生的某种内在的相似性。就何小英这位村姑而言，她进城后一直处在社会变革的潮流中自在地走了一程，生活环境变了，生活方式也变了，但观念上的保守则一如既往，依然是身在城市心在乡。与她相比，李大朋则是随着时代潮流自觉地往前闯，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更新的观念用心谋求个人的发展，但却轻易丢掉了道德上的自律。就个人事业看，他的确超越了何小英，但在精神上他仍旧处在“利益驱动”的自在状态，同何小英一样，并未进入现代人的精神层次，只不过何表现为“保守”(观念)，他体现出“滑坡”(道德)，因而他们在人生的这一程跋涉中均处在不健全的发展中。因此，“陷阱”既是写实的，也具有某种象征性，它的启示在于：在追求个人的发展中由于智谋与道德的不同步从而造成人生的陷阱。不言而喻，离乡进城打工者，既要有观念上的更新，也要有道德上的自律，才有可能超越“陷阱”，走上人生的新里程。应当说，这一寓意不仅对千百万进城打工者富有启迪性，而且对一切刚刚踏上人生征途的青年人都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与《一个人的陷阱》相比，舟扬帆的《我们同学宋元明》写法明显不同：贯穿全篇的主角只有一个宋元明，因而人物集中、情节单纯，但形象鲜明、题旨丰富，比较耐读。原因何在?就因为它在描述宋元明的一段看似简单实则起伏迭宕的人生旅程中，重点揭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大波大澜，从而突出了“良知”在做人中的决定性意义，把人生得失与祸福相倚的复杂微妙关系生动地展示在世人面前，的确发人深省。类似之作还有《遭遇城市》(钱玉贵)、《出走》(陈章永)、《留梦的银尘》(李平易)、《菩提烟魂》(黄复采)、《义康斋》(梁剑华)等，但题材更加广泛了，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既有红尘中的沧桑，也有红尘外的血腥，但着眼于人性的激浊扬清这一旨趣，则是殊途同归的。
相对而言，上述作品是这次申报的32部中短篇小说中比较突出的。当然，在这些作品中，好的和比较好的差别是很明显的，特别是有些作品选集本身水平不齐的现象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在几个侧重历史题材的集子中更为触目些。这说明，即令写出一些好作品的作者，还有一个全面、稳步提升自己创作水平的迫切任务。我们的希望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应当是一步一层楼，写一篇是一篇，篇篇有特色，从而逐步形成个性、走向成熟。这当然不是想到就能做到的，但起码要时时想着，并自觉立下这个目标，力求早日突破作品年年有而佳作不常见的平庸局面。
通观这次参评的32部小说，还有几部作品值得一提。一个是《河东河西》，这是一个短篇小说集，作者是年已八旬的吴晨笳先生，是这次参评作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这部小说集，时间跨越几十年：上世纪50年代和文革后的新时期，也就是说这些作品是他青年时期和晚年之作，壮年则是一段空白，原因就在于1957年他成了“右派”之后搁笔20多年所致。可贵的是，尽管创作时代背景迥然不同，正像30年河东变河西一样，生活早已
今非昔比了，但他写于两个历史时期的作品在立意、构思、人物塑造和文笔上，竟然如出一时，仿佛是一气呵成的，篇篇洋溢着如露珠般晶莹的早春农村生活气息，朴实而芬芳，隽永有诗意，具有不俗的审美价值。可惜的是，也许由于作家长期脱离文坛，对文学潮流的变迁知之不多、把握不深，因而写法上比较守旧，创新显然不够，影响了现实的阅读效果，殊为憾事。但吴老那种落日争明哪肯暮的创作精神，的确让人感动，诚为这次评奖中不该疏忽的收获之一。
另一个是《在民间》，也是一个短篇小说集，作者是躬耕田野的沙封，是这次参评作家中惟一的一位农民。从题材看，这部小说集主要涉及军事与农村两个领域，而且写的都是现实生活。应当说，其军事题材的作品颇具另类色彩——敏锐地切人当前军事训练理念与方式的探索中人际关系的复杂纠葛，角度不同一般，既非简单的颂歌，亦非纯粹的针砭，而是别具只眼地对于一种探索性的军事行为与人物灵魂的开掘与展示，在同类题材创作中实为罕见。而有关农村题材的作品《在民间》，是所有32部小说中最贴近现实、最贴近农村底层群众生活的一篇写得笔酣墨宝、真情流露之作，读之令人唏嘘不已，恨不能拍案而起，为这些生活中的弱势群体做点什么才好。不言而喻，这样的作品无疑具有好小说的基本素质之一：内容的深切。遗憾的是，作为一本小说集，《在民间》这个集子中的各篇之间水平的差异太大了，令人怀疑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这又给我们一个启示：作家在创作每一部作品时固然要舍得删去一些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在出集子时同样要舍得割爱一些不成熟的少作，以免影响一个集子的整体水平。
此外，在这次参评小说中，还有一些作品立意甚好，但表达未跟上，如《佻花雪》(胡旭东)，选取了当前颇受中外媒体关注的基层人大代表选举问题，角度、人物、事件均有新意，可惜全篇只有情节而乏精彩的细节，骨突肉少，显得干枯；语言又文不文、白不白，读来没有味道——没有好小说应有的文学韵味。我们注意到：作者胡旭东曾经有一部中篇《这是一片贫瘠的土地》获过奖。比起那篇获奖小说，这一篇反应现实的热情依然不减，而文字水平却明显下降了，这是需要作者认真反思的。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如果语言不过硬，即令立意再好，也成不了佳作。
还有一点应当说一说。在这次参评的中短篇小说中，除上述作品外，还有几个微型小说集也不错，如《稻子的声音》(赵家贵)、《陶立群精短小说选》等，后者在艺术上明显成熟一些。但这位作者还申报了一部长篇小说《红狐》，又比这个集子更出色。读过《红狐》会发现，这部名为长篇的小说，人物单纯、情节也不复杂，整个篇幅不过十来万字，就文体特征看，也还是可以划人中篇的，因此在此顺带说几句。套用一种流行的小说归纳法，这部作品写了一个男人(乔林)和四个女人(琛、水英、香香、金玲)的故事。其新意在于：作为当代大学毕业的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因同情关怀处于逆境中的弱者水英而失去初恋的琛，最终又与更加弱势的但对他有救命之恩的山村孤女香香结了婚，虽受到“开放派”金玲的公开追逐、昔日相爱者水英的暗中期待，他仍旧坚守了与香香的婚姻。这种坚守看似道德的堤坝在起作用，实际上乃是乔林对于人生包括情感的一种自觉选择，因为在乔林的坚守中分明没有外力的强迫，只有内心的顽强把持，因而完全是自觉选择的结果，旁人自然没有非议的权力。正因为这样，乔林在与琛尤其水英的交往中，固然有真情坦露的甜美的过去，但在与香香的相濡以沫中，同样有真情流泻的珍贵的现在。所以，失也罢，得也罢，惟有乔林心知肚明。尽管读者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感慨，但也不得不承认乔林自己的选择才是最具决定性的。从这一点来看，在情感歧路上作出自己的选择，并且无怨无悔、坚定不移，这大约正是《红狐》这部小说的命意所在，也是乔林这个人物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无疑，这与当前众多作品涉及的朝三暮四、唯欲是趋的情感实乃性爱故事，具有全然不同的崭新内涵：爱情是一种真情的选择，一旦选定就执着坚守，哪怕有缺陷、不圆满，也不改弦更张、重新开始。即令这是抱残守缺吧，乔林就是不动摇。《红狐》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不但波澜起伏地写出了乔林的这种“不动摇”，而且生动细腻地揭示了“不动摇”过程中心灵的震颤、情绪的激荡以至偶而的越位，但终于风息浪止、归于平静。应当说，这是当前有关情爱尤其情欲主题的小说创作中难得一见的如山泉般清澈的纯情式作品，人物形象鲜明，故事平中见奇，情感饱满，文笔晓畅，通篇洋溢着抒情诗的韵味，读来清新、隽永，卓具特色。当然，乔林面对自己心中喜欢的妙龄女子水英出人意外的大胆求欢而断然拒绝这一细节，不免带有刻意编造的痕迹，明显损害了人物关系的和谐与特定情境的真实性，虽貌似圣洁却不近情理，显然是随意拔高人物、扭曲人性造成的瑕疵。
从总体上看，世纪之交的安徽中短篇小说创作与全国大体处在同一水平线上，长处在平实，这已结合作品评点如上；不足也在乎实，一是比较平淡，真有独到体验的作品较少，而一般化的浮光掠影之作过多，且势头不减；二是比较平直，缺乏深度，这不论在沉入历史或切人现实的作品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具体表现为往往专注于事件的表面描述、人物的平面刻画、旨趣的浅尝辄止上，缺乏沉甸甸的精神内涵，给人轻飘飘的感觉；三是比较平庸，形式技巧乃至语言表达上的探索创新普遍欠缺，少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风貌，多是似曾相识乃至屡见不鲜的老面孔。应当看到，进入新世纪以后小说创作有两个动向值得注意：一是形式上走融合各派之路，二是内容上取雅俗共赏之旨，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将是小说乃至一切文学创作焕发生机的光明前景，全国如此，安徽亦然，但愿这一前景能够尽早在江淮大地变成现实。有抱负、有作为的安徽作家朋友们，努力啊!
责任编辑 温小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