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到电影：《吗啡》的一种解读

摘 要：以布尔加科夫短篇小说《吗啡》为基础巴拉巴诺夫执导了电影《吗啡》，电影糅合了记录布氏早期行医经历的自传体短篇小说集《一个年轻医生的手记》。电影既有布尔加科夫原文学文本的许多元素，又有巴拉巴诺夫现代式的解读。将文学文本与电影改编结合起来研究，分析对比文学语言与电影语言等艺术手段表达的异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原著和改编的电影，也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研究这两位文艺大师。

关键词：布尔加科夫 巴拉巴诺夫 《吗啡》 《一个年轻医生的手记》

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1891—1940）是一位超越时代的俄罗斯小说家和剧作家，是“最具当代精神的”作家。①他的许多作品被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如《大师和玛格丽特》《狗心》《图尔宾一家的日子》《逃亡》和《吗啡》等，影响巨大。然而，布尔加科夫的研究者们大都把研究重心放在了布尔加科夫本人及其作品分析上，对基于其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的研究，在学术界仍是“未开垦的处女地”。这种情况无论是对于布尔加科夫的综合研究，还是对于电影鉴赏来说，都是一种缺憾。俄罗斯导演阿列克谢·巴拉巴诺夫（1959-2013）执导的电影《吗啡》（2008）“以布尔加科夫同名小说《吗啡》为文本基础，糅合了记录布氏早期行医经历的自传体短篇小说集《一个年轻医生的手记》”②。电影既有布尔加科夫原文本的许多元素，又有巴拉巴诺夫现代式的解读。该影片在俄罗斯曾引发较大争议，但仍获2009年俄罗斯“尼卡奖”最佳艺术指导提名、2010年“金鹰奖”最佳剪辑提名。本论文以电影《吗啡》为例，从文学文本和电影文本的对比中，分析电影导演对原著的理解和改编，探讨文学语言与电影语言等艺术手段表达的异同及社会环境对文艺创作的影响。

一、文学文本

文学来源于生活。布尔加科夫根据自己年轻时在斯摩棱斯克省偏僻的乡村行医的经历创作了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一个年轻医生的手记》。文学评论家弗拉基米尔·拉克申在1966年评论说，“对布尔加科夫散文的最好评注是他的传记文学”③。《星期日泰晤士报》曾评论自传体短篇小说集《一个年轻医生的手记》是“由俄罗斯现代最伟大的作家创作的一部关于人性的伟大作品”。《一个年轻医生的手记》由《公鸡绣花巾》《铁喉管》《胎身倒转术洗礼》《暴风雪》《黑暗之灾》《星状疹》《失去的眼珠》和《吗啡》八部短篇小说构成，1925至1927年间分期发表在《红色瞭望》（Красная панорама）和《医务工作者》（Медицинский работник）杂志上。

在一次手术中，布尔加科夫感染上白喉病毒，开始注射吗啡以消除感染引起的病痛，并自此迷恋上了吗啡。布尔加科夫根据这段痛苦的经历创作了短篇小说《吗啡》。《吗啡》是情节相对独立的一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个年轻医生从染上吗啡到自杀的过程。小说中，医生鲍姆嘉尔德的同学波利亚科夫捎信请求鲍姆嘉尔德去看望自己，但还没等到鲍姆嘉尔德，波利亚科夫就开枪自杀了。波利亚科夫临死前为自己的同学留下了一个笔记本，他在笔记本中详细记录了自己因迷恋吗啡而走向毁灭的过程。身为医生的波利亚科夫无法拯救自己，沉溺于吗啡带来的短暂愉悦中，愉悦过后他要面对无尽的黑暗和痛苦。波利亚科夫无法忍受折磨，认为鲍姆嘉尔德医生也无力救他，遂开枪自杀。鲍姆嘉尔德医生在好友死后将这些日记发表了出来。

《公鸡绣花巾》讲述了年轻医生初到偏僻乡村医院的故事。在物资匮乏、人们不信任的情况下，年轻医生的勇气驱使他战胜了初出茅庐时的胆怯和懦弱，他顶住压力成功为一个被机器碾断腿行将死亡的姑娘进行了截肢手术。医生挽救了姑娘生命，作为回报，姑娘送给了医生一条绣着公鸡的毛巾。这条毛巾随医生浪迹天涯，直到变旧褪色磨损消失。绣着公鸡的毛巾也成为医生事业正式开始的象征。在《铁喉管》中，医生大胆而出色地为患白喉的三岁小女孩进行了器官切除手術，并创造性地用金属管代替了气管，救活了小女孩。布尔加科夫通过自己在闭塞乡村行医的经历，深深地体会到，作为一名医生不但要与疾病做斗争，还要与村民的愚昧无知做斗争，这就要求医生需要有坚强的毅力、高度的责任心和职业道德感。

《胎身倒转术洗礼》是充满戏剧性的一部短篇小说。年轻医生第一次为胎位不正的产妇接生，由于缺乏实际操作经验，他秉承了“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的原则，临时去翻阅书本，结果反而把自己搞混了，最后他大胆使用胎身倒转术，使产妇顺利产下男婴。这次危险的手术使医生得到了“真正的知识”：“在乡村行医也能获得许多经验……但是仍然必须读书，读更多的书。”④布尔加科夫在这里强调理论必须要联系实践。

《暴风雪》讲述了一个悲剧。前几次手术的成功使年轻医生在当地已小有名气。医生冒着暴风雪到很远的村子为颅骨破裂的新娘做手术，由于判断失误，他没能挽救新娘的生命，为此他感到悲哀，内心痛苦不安。布尔加科夫指出，作为医生，应该时刻保持严谨的态度，要对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对病人的生命负责。

在《黑暗之灾》中，布尔加科夫用讽刺的手法记录了乡民的愚昧无知和社会的封建迷信。产妇难产之时，接生婆却将糖块塞进阴道，以引诱婴儿出来；胎位不正，将产妇倒挂在天花板下等令人感到可笑的做法，在乡村已习以为常。在讽刺和揶揄这些愚昧无知的同时，布尔加科夫也认识到，医生作为知识分子理应承担起社会责任，领导民众与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做斗争。

《星状疹》讲述了年轻医生与“梅毒”做斗争的故事。乡民们因无知，轻视梅毒病，甚至在医生告诉病人患病为梅毒时，病人竟然回答：“那是什么病？你能不能给我开些治喉咙的药？”通过这种反差，布尔加科夫指出与愚昧无知做斗争是艰难辛苦的过程，依靠个人的力量难以根除社会根深蒂固的恶习。

在《失去的眼珠》中，医生为士兵拔牙时将其整个牙床都拔掉；将男孩眼睛上的脓包误诊为肿瘤；做接生手术时，将婴儿的手拧断，导致婴儿死亡……布尔加科夫通过讲述一些由于粗心大意而引起的医疗事故指出，医术高明的医生也难免会有失误，后悔无济于事，认真学习、总结经验和教训才能成为好医生，同时医生也不能过于自信和自负，“人不能停止学习”⑤。

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布尔加科夫均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事主人公，真实地记录了自己在封闭落后的偏远乡村行医的经历。“布尔加科夫的创作，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⑥，他将自己的行医经历，以自传体手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同时又把现实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戏剧化，进而变成了艺术作品。“布尔加科夫对现实生活之精妙绝伦的‘显微’艺术，故事文本中那丰厚凝重的‘象征’蕴藉，的确达到了经典的品位。”⑦通过这种“显微”技术，布尔加科夫记录了一个年轻医生成长的过程：年轻医生从初到乡村的排斥心理、怯懦到同情、耐心、勇敢担当、成熟。年轻医生作为俄国社会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在革命浪潮中其职责“不仅仅在救死扶伤，而且承载着重大的使命，那就是启发和教育人民，给人民带来光明和幸福”⑧，这就是作者创作该短篇小说集的主旨。

为什么导演巴拉巴诺夫要选择该短篇小说集中的《吗啡》改编成电影呢？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文学作品都适合改编为电影。严格来讲，适合改编成为电影的文学作品应当具有电影化的文学语言，这类作品整体上也是由具有镜头感的画面组合而成的，读者在阅读这类作品时能够清晰地“看到”一幅幅画面，这样的文学作品才是标准的、适合改编成为电影的作品。《吗啡》正是这样具有极强电影感的文学作品。

二、电影文本

电影《吗啡》的成功之处在于借助了布尔加科夫原著的文本优势，在布尔加科夫小说文本的基础上，导演巴拉巴诺夫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使其既含有布尔加科夫原文学文本的元素，又有巴拉巴诺夫现代式的解读。电影《吗啡》兼具艺术性和批判性，是一部典型的巴拉巴诺夫式的作品。

正如片头字幕所言，电影《吗啡》是基于布尔加科夫自传体小说所改编的银幕作品。当电影艺术家开始改编一部文学作品时，改动是必不可少的，《吗啡》改编了原作的故事梗概——原著被看作素材，导演需要的是人物和情节。更准确地说，这是一次利用原著人物和故事情节而进行的二次创作。

原著人物和故事框架得以保留，导演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对情节进行了增删处理。影片情节并不复杂，讲述了一个年轻医生从染上吗啡到自杀的过程。1917年秋末，年轻的波利亚科夫被任命到乡村医院担任医生。作为刚毕业的学生，他的第一个病人死于白喉。为预防感染，护士安娜为他注射了疫苗。为了缓解疫苗引起的并发症，他请求安娜给他注射了吗啡。在此期间，几项复杂手术的成功，使他在乡民中享有了良好的声誉。但波利亚科夫沉溺于麻醉效果中，开始频繁注射吗啡，从此染上毒瘾。乡村生活的孤独寂寞，使得医生和护士之间产生了激情。安娜试图理解波利亚科夫，也开始注射吗啡。一次外出行医时，波利亚科夫结识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员医生戈林布尔格。经过了火灾和库兹亚耶沃庄园主的死亡，波利亚科夫终于认识到了吗啡的危害，在安娜的建议下去了乌戈利奇医院接受治疗。在医院里，波利亚科夫毒瘾频犯。在一次骚乱中，他偷了医院的吗啡并逃了出去，在街上碰到了已经成为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戈林布尔格，戈林布尔格威胁波利亚科夫并要拘留他，波利亚科夫开枪打死了戈林布尔格并逃到了电影院。那里正在放映一场无声喜剧。在注射了最后一剂吗啡之后，波利亚科夫开始像其他观众一样疯狂大笑，在笑声中他开枪打死了自己。电影中喜剧的结束也是电影《吗啡》的结束。

“当电影把文学作品作为改编对象时，著名的文学杰作已经在电影的潜在观众的意识中留下了他作为读者的主体意识参与思辨的印象。当他再来看影片时，必然要与自己已有的结论和印象相对照，从观赏中感受到认同，或者得到新的启发和发现。”⑨电影《吗啡》的潜在观众当然是熟悉布尔加科夫作品的人，当看完电影作品后，他们就会明白在导演巴拉巴诺夫的二次创作中能够得到许多新的启发和发现。

布尔加科夫在《铁喉管》中写了医生为患白喉的小女孩做气管切除手术的故事。这名女孩将含有白喉病毒的秽物喷到了医生的脸上，因为担心感染，他注射了疫苗，后又注射吗啡。最重要的是，医生救了小女孩的命。巴拉巴诺夫与之相反，电影刚开始就是一次失败的治疗，波利亚科夫的第一个病人在他刚到的这天晚上就死亡了。同样是白喉，波利亚科夫在救人的时候为病人做了人工呼吸，然而病人还是死亡了。这次失败的治疗是整个电影的焦点，这次治疗使得医生接触了吗啡，并染上了毒瘾。我们可以说，影片从开始就与布尔加科夫小说的情节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在《公鸡绣花巾》中，双腿受伤的女孩被送到医院，因为失血过多和剧烈疼痛，她濒临死亡。在布尔加科夫看来，“她那苍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宛如一尊模型，一种令人惊异的美在我眼前逐渐消散”⑩，受伤女孩难得的美丽，促使医生拼命试图挽救她，挽救正在消失的垂死之美。巴拉巴诺夫则几乎没有给病人的面部太多镜头，他注重的是自然主义画面，特写镜头聚焦的是血腥的双腿和破碎的骨头，然后是掉入手术盆里的被锯掉的腿。女孩带着礼物再次出现，只是在告诉观众，病人得救了。医生的个人感受仍然不在银幕上。

在《胎身倒转术洗礼》中，布尔加科夫的医生徘徊于教科书和经验丰富的助手之间，医生试图弄清楚那些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他尽力完成手术，手术也很成功，母亲和孩子得到了拯救。在电影中，大部分镜头给了那位痛苦的难产母亲，镜头面前巴拉巴诺夫的主角——医生并不太想上前帮助，他显然被如此“丑陋”的肉体吓到了，他是因懦弱而在逃避。巴拉巴诺夫电影里的医生是一个外人，是一个在经受血腥场面折磨的旁观者。

事实上，电影角色和原著人物的境遇有着极大差异。对于布尔加科夫的医生来说，每个“病例”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故事，病人应当有自己的个性，医生尊重每一位患者，每位病人都被当作“人”看待，对待每位患者，医生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在巴拉巴诺夫的医生这里，病人被物化为血腥的肉块和破碎的器官，他们被视为器官的生理组合，区别就在于“能治”和“不能治”。在被问到支持哪个阶级时，医生回答说“我只知道两个阶级，健康的和生病的”。可以说，在电影里，患者没有故事和个性，甚至没有面孔，只剩下破碎的双腿，烧焦的身体……小说文本里布尔加科夫详细记录下来的手术过程和医生感受，为巴拉巴诺夫提供了自然主义画面的绝佳题材。但是“观众不会因为这些自然主义画面移开眼睛，因为巴拉巴诺夫没有触及观众的底線”k，他只是在向观众展示他所谓的“真正的生活”。

20世纪20年代，偏远的俄罗斯乡村还保留着上世纪流传下来的古旧传统，巫医术对闭塞的乡村来说，仍然是主要的医疗手段，所以布尔加科夫才会在《黑暗之灾》中记录了许多看似可笑的治疗方法。在布尔加科夫看来，医生的职责是教化这些弱者和文盲，在医治疾病的同时也能够拯救人们的灵魂。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应当是引路人，他不能将自己等同于他的病人，重要的是，医生应当承担起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医生本该悬壶济世，但是，电影里的医生却成了患者，波利亚科夫自甘堕落，无法自救，直至走向自我毁灭。巴拉巴诺夫的电影表达出了这样的观念：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但是这不是有意义的生活，人要与这样的生活保持距离，才不至于堕落、灭亡。影片最后，波利亚科夫在极度痛苦中注射了最后一剂吗啡，在众人的狂笑声中毫无尊严地自杀，到这里我们就能看出，巴拉巴诺夫对波利亚科夫身为知识分子却自甘堕落、沉溺吗啡的行为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判。巴拉巴诺夫解读的医生与布尔加科夫笔下的医生是背道而驰的，布尔加科夫在医生身上强调的是个人的成长，而巴拉巴诺夫强调的则是个人的毁灭，这就是文学文本与电影脚本最根本的区别。

三、结语

电影《吗啡》是一部兼容了布尔加科夫小说文本的人物和故事情节与巴拉巴诺夫艺术特色的电影，导演巴拉巴诺夫以布尔加科夫的作品为基础二次创作出了一首“变奏曲”，与其说他是改编者，不如说是创作者，他按照布尔加科夫的人物和情节进行了自己的电影创作，把镜头对准了知识分子的毁灭，对准了历史浪潮中个人命运的浮沉。也正因此，在从文学文本到电影文本跨越的过程中，巴拉巴诺夫成就了电影《吗啡》，也成就了自己，使自己名声大振。

电影理论家乔治·布鲁斯东说：“小说拍成影片以后，将必然会变成一个和它所根据的小说完全不同的完整的艺术品。”l每一部改编后的电影都是一个新的艺术作品，电影脚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继承与跨越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文学与电影的对接已经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其结合早已不只是单纯的模仿，而是在于重新解读和创作。我们必须承认，在文本跨越的过程中，不同的创作主体基于不同时代、不同目的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存在各自不同的风格特色和审美价值。文学文本与电影改编的对比研究，在当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③ 莱斯莉·米尔恩：《布尔加科夫评传》，杜文娟、李越峰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第134页。

② 库弗希诺娃：《巴拉巴诺夫》，圣彼得堡Сеанс出版社2015年版，第157页。

④⑤⑩ 布尔加科夫：《布尔加科夫作品集》（第三卷），莫斯科ГОЛОС出版社1995年版，第319页，第382页，第364页。

⑥⑧ 温玉霞：《布尔加科夫创作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第65页。

⑦ 布尔加科夫：《布尔加科夫中短篇小说选》，周启超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⑨ 贺红英：《文学语境中的苏联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版，第169页。

k 罗费明科夫：《吗啡：答Сеанс问》，《Сеанс》2009年第（37/38）期，第25页。

l 乔治·布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高骏千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