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应触动人的灵魂

史修永：黄老师，您好！您从1980年开始创作，一写就是十年，出版小说集《刮走世界的风》。可是，1989年又突然放弃了写作，直到2005年重新回到写作上来，持续不断地创作出了许多令人感动的佳作，比如《修脸》《骡子》《一夜长于百年》《傻子和狗和驴》等，让文学界同行都为之敬佩。您能谈谈是什么让您中间放弃写作，而经过15年的沉寂后又重新回来，支撑您写作的动力来自哪里？

黄静泉：我大约是1985年开始写小说的，1986年到1989年在《山西文学》《火花》《云冈》《黄河》等杂志发表了五六个中短篇小说，还有一些散文，势头还是不错的。那时候二十多岁，坚信文学能改变人生、干预社会，所以就抱着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希望通过文学作品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自己的人生理想是什么？就是希望人生能少一些苦难，多一些美好，说到底，这与我从小接受的革命理想主义教育有关，直到现在，我仍然是一个爱祖国、爱人民的人，对民族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我嫉恶如仇，所以我宣扬善良和真美，批判丑恶和虚假。但是，到了1989年，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让我看到全国人民都变成了商人，大家都以挣钱为中心，而且政治气候也是“一切向钱看”了，这就彻底颠覆了我从小建立起来的爱国家、爱人民的革命理想，我已经很难理解摆在我面前的现实，很难预料中华民族的去向，在那种迷惘和困惑中，我写了一个中篇小说《死者》，预示着理想主义的终结，预示着我生命的结束，我绝望了，而且失眠症也更加严重，我把我所有的感觉以意识流的手法写进了那篇小说里。《死者》里的主人公最终的结果是自杀。我写完那篇小说，觉得自己已经绝望的人生也应该结束了，就把小说寄给《火花》杂志社，然后就在1989年的正月十一日，好像是那天晚上，我穿着不怎么好，衣裳却是整洁的，喝下100片安定，走上了自杀之路。我想，我是看不到我的《死者》发表出来了，但我相信《死者》会发表的，《死者》里那个绝望的人，绝不是我一个人，而我的自杀，也绝不是我个人的责任。那样以金钱为主导的社会风气，会让好多人想起哈姆雷特问题：死还是活，这真是个问题。我相信多年以后，人们会因为抛弃正直、善良，甚至是抛弃灵魂而后悔，这一天，就是多年以后的今天，人们终于后悔地说，我们是不是走得太快了，是不是应该停下来，等等丢在后面的灵魂呢？

你想啊，在我活过来的三个月以后，当我看到《火花》1989年第6期头条发了我的小说《死者》，我心里是多么难受。

我被救活以后，就不再搞文学创作了，因为文学作品已经不能再说服任何人，影响任何人，也不能解决现实中的任何问题了。一直到2005年，也就是自杀后的第15年的春天里，我经过15年的苦苦思索，觉得我们这个民族真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单单是假药、假酒、假粮油、还有注水肉等，就害死了多少人？人们为了挣钱，就要那样干，就要断送这个民族，就要断子绝孙，我怎么能坐以待毙？还是责任感起了作用，我写了中篇小说《傻子和狗和驴》，我觉得人们已经聪明过分。如果能保持住傻子的一点儿善良人性，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否则，就像《傻子和狗和驴》里边写到的，人们为了奉迎权力和金钱而杀死了忠实的狗，其实就是在杀死自己，毁灭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自从《黄河》发表了《傻子和狗和驴》，至今已经发表中短篇小说40多篇，出版小说集《刮走世界的风》和《一夜长于百年》。我还打算再出版一部中篇小说集。

史修永：2011年您结集出版了《一夜长于百年》一书，里面收录了2005年到2011年您创作发表的13篇中短篇小说。2012年又累计发表小说、散文23篇之多。2013年保持了较好的创作态势，发表中短篇小说八篇，部分作品被转载。可以看出，您对创作保持了一种永不衰退的激情。在创作过程中，您有没有为您的创作资源感到担心？

黄静泉：这个创作资源问题嘛，我不担心。我一直是以良心为创作资源的，我想我只要能保持住爱国家爱人民的良心，我就会不断地掏出良心话来，写出感动我的人，写出让我痛恨的人，我总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好一些，再好一些，这是我的良心，我有这样的良心。另外，在创作中，我试图从深层的意义上回答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是好人。并且持续不断地思考人的命运和灵魂，努力把人性写透彻，让人性的丰富性展现出来。作家对创作资源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而是跟着时尚、风气进行创作，一旦时尚和风气过去了，很容易陷入不安和焦虑中。我想，只要坚守独立和自由的态度以及立场，创作资源就不会枯竭。

史修永：每个作家的创作，随着时代发展和自身年龄的增加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您经历这么多年的创作，您怎样看待您以前和现在的创作风格？变化又在哪里？

黄静泉：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我觉得要想写出好小说来，真是越来越难了。我常想，如果我看别人写的小说，我会怎么看？这个小说对人生和命运的理解，能让我满意吗？能给我启示吗？甚至是，能指导我什么呢？如果不能给我相关的信息，我是不会认可的，我就是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我觉得这个标准让我很害怕，因为我必须得像小学生面对老师那样面对自己的写作。我50多岁了，其实加起来，也就是断断续续地写了10年左右吧，起初写作，主要是凭激情，凭直觉，不管三七二十一，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但是后来想法就多了，我会好好想想，我要说的话是不是大多数人想要说的话，我必须得从我个人的小世界里走出来，融入周围的大世界里面去，我不能小家子气，我得经受得起大家对我的品头论足，这样，我的作品可能就会在大家那里产生共鸣，我希望我的创作变化就在这种想法上产生出来，我就要追求这样的变化。这是只能意会，很难言传的一种变化，只能从我的作品中去感觉。

史修永：煤矿是文学的一座富矿，是文学书写的一个独特领域。您的许多小说和散文作品，都写到了煤矿区的人与事，关注到了煤矿区底层的生存状态。您在这片沃土上不断耕耘并形成了自己的创作特色。在您的笔下，煤矿是一个涌动着苦难和温情、生命力与死亡气息的矛盾体。进一步说，一方面作品中充满着美好的记忆和对煤矿的深情眷恋，散发着煤矿人独特的人性光辉，另一方面作品中充斥着太多的无奈、挣扎和苦难，真实地表现出煤矿区底层人的生存状态，进而对死亡进行哲理思考。您能不能谈谈对煤矿区书写的情感和态度？

黄静泉：煤矿真的不好写，别的生活可以看到，可以体验，但煤矿生活对作家来说，很难体验到，煤矿不想让作家去体验生活，因为井下有危险。这样一来，作家写煤矿的作品，大多数是感性认识，是表面文章，他们凭着常规推理，写煤矿危险，写黑心煤矿，但那都是表面文章，这就好像我们能看到水面上漂浮着树叶、纸张和木头什么的，但你能看到水下有什么吗？要能看到水的深处有什么，你才有资格说那片水，才有能力说清楚那片水。你要写煤矿，你了解煤矿人吗，能真正了解煤矿人吗？举两个例子说吧，我小的时候，和小伙伴们在街上跑着玩儿，每当我们跑到一户人家的门前和窗户下的时候，有一个女人就很着急地说，你们快到别处玩儿去，你大爷在家里睡觉呢。那个女人每天都站在门前撵孩子，让我们这些小孩子非常讨厌她。但是，等我长大以后才知道，那个女人为了让男人睡好班前觉，她站在家门前，给男人站了一辈子岗。等我人过中年以后，我看见她已经老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这让我怎么能不感动她对丈夫的好？离开煤矿，我们还能到哪里去找到那样一个给男人站岗站了一辈子的女人呢？还有一个煤矿工人，他的手被压在了倒塌的液压支架下，胳膊在流血，可人们抬不起沉重的液压支架，他会流血流死的。他让工友们砍断他的胳膊，可谁下得去手呀？他要过一把斧子，用自己的另一只手举起斧子，砍掉了自己的一只手。离开煤矿，哪有这么坚强勇敢的人？这还不算完，后来矿上要照顾他，让他到井上去工作，可为了孩子能有钱上学，他没有上井，继续在井下工作是为了多挣钱，他挣钱的想法是多么堂皇壮丽！为了自己的孩子能有好一点儿的生活，他不惧死亡与危险，而且是已经体验过了井下危险，但他还要去出生入死，离开煤矿，又怎么能找到这样的父亲？如果你不能真正了解煤矿人，你怎么能写好煤矿人？你怎么能把煤矿人写出来？因此，写煤矿题材的作品，应该跳出传统的写作套路，把煤矿人放在大众里来探讨，探讨他们的人生、人性和生存状态，更重要的是，煤矿人有骨气，他们并不是不怕死，他们也很害怕死，但他们能向死而生。虽然他们很无奈，但在无奈中形成了坚硬的骨头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

史修永：煤矿作家是当代中国文坛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煤矿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煤矿作家，您能谈谈对当下煤矿文学创作现状的认识吗？特别是对山西、大同煤矿作家创作现状的评价，煤矿文学在当代文坛具有何种位置？

黄静泉：这个不好说。早头儿呢，张枚同先生写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唱响了大江南北，着实让外面的人觉得煤矿人里有了不起的人；后来是刘庆邦先生，被称为中国短篇小说王；荆永鸣这几年的文学创作也非常好，但他是在离开了煤矿，到北京北漂以后才写出了一些很有分量的小说，可惜不是煤矿作品。我个人觉得，煤矿作家在整个文坛上来讲，还是有差距的，也许我对整个煤矿作家并不了解。因为我这人吧，不太关心文坛的事情，我只是孜孜不倦地研究自己怎么写东西，就够自己这点儿脑力折腾了，所以我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的。整个纯文学现状和社会现实对当下煤矿作家创作冲击很大，以前搞煤矿文学创作的人现在大都很难坚持了，有的也改变了自己的写作风格。我想，煤矿文学在当代文坛立足需要作家们的共同努力，包括一些非煤矿系统作家也要关注煤矿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让煤矿这座富矿成为作家们共享的创作资源。

史修永：在小说集《一夜长于百年·序》中，您写到自己的创作主题是死亡，追求一种向死而生的文学表达意境，并从深层开掘煤矿人的人性世界。这似乎涉及到作家创作的精神和高度问题，您能谈谈作家创作的精神问题吗？您认为优秀的作家应具备什么样的精神高度？

黄静泉：我死过，死了三天三夜，所以我就真正懂得珍惜生命了。我死后复活的时候，我儿子才六岁，见我昏迷了三天三夜以后（其实已经四天了），突然睁开了眼睛，我儿子是那么激动，连鞋都没顾上脱，瞪着眼睛，喊着爸爸，嗖一下就蹿到了床上，扑进了我的怀里。但我马上又失去了知觉。可是，我却永远地记住了那一刻。写到此，我的眼泪不由得就流淌出来了。我有过那样的经历，我怎么能不珍惜生命？我写了二十多篇有关死亡的中短篇小说，我为什么要选择死亡做主题？其实就是为了珍惜生命，我写死，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关注生。我说过，我不太关心别人的创作，但我关心外国文学，我觉得外国文学能把事物和人的精神世界说透彻，能说得让我服气，我觉得他们对人类有指导意义，这一点我喜欢。你让我说我国作家的创作精神问题吗？我觉得还真是有问题，没有真正动脑子，只在那里编故事，却不知道应该写出故事背后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一般的思想水平，拿不出指导人类意义的思想来。还有，重复太多，复制生活太多，就是个记录器而已，只能满足人的感性娱乐和感官刺激，根本无法触动人的灵魂。进一步说，中国作家讲故事居多，探究人的灵魂和人性的很少，相反，西方小说大都探索人性和灵魂。因此，在中国，有些小说创作缺乏逻辑推理和情感推理，叙述漏洞太多，脱离了生活和情感真实。比如这些年写男人女人那点儿事情的小说，真是多得不能再多了，简直是狂轰滥炸，好像是整个中国只有那点儿事情可写了，好像中国只有那点儿事情了，这是不是文学的堕落和悲哀呢？作家应该有什么精神？作家写作到底追求什么？背后到底表达什么？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使命感、有责任感，尽管那样的精神很无奈、很孤独，但毕竟是高风亮节的。作家应该自己欣赏自己的这一点，不需要考虑别人欣赏不欣赏，这是作家应该具备的精神信仰。

史修永：“文革”给一代人带来了永远无法抹去的精神创伤，但也有一些美好的回忆。您的作品《一把钥匙打开千把锁》对那段历史进行了叙写，站在现代的文化语境中，您如何看待那段充满激情而恍惚的历史？您以后的创作还要涉及这段历史吗？要向读者传达些什么？

黄静泉：首先说精神创伤，革命的理想主义是当时每个人都有的精神信仰，但结果究竟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这就是盲目，或者是愚昧。理想一旦被颠覆，就难免被创伤，而且创伤以后，还是说不清楚，这种创伤太奇怪、太惊人。再说美好的回忆，那种奉献精神，是不是我们今天最缺少的一种精神？难道那种为国家为人民的奉献精神也错了吗？尽管那是一种模糊的精神，但不是也很好、也很高尚吗？比如最近昆明火车站发生的暴徒事件，那么多人被八个人杀得丢盔卸甲，特别是那些躲进饭店里的人，没有地方站了，就站在桌子上，那些人，怎么就不能拿起饭店里的桌椅板凳和厨房里的菜刀以及勺子、铲子，去拼死那些暴徒？这事儿，要是搁到“文革”时期的人们，大家早就显示出了“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豪气和侠气，因为那时候的人，是明明确确地要打击坏人的，而多年以后的今天怎么了？人们的观念变了，被金钱和权力以及自私给腐蚀了，当然还有不健全的法律问题。所以说，中国人总是犯幼稚病，说什么好，就都好，说什么不好，就都不好，现在说“文革”不好了，就连“文革”时倡导的人民大团结也不好了，就连那些积极向上的东西也全都不好了，我们失去了精神，失去了战斗力，在坏人面前，老百姓变得麻木不仁，就好像动物世界里狮子咬倒一只食草动物，其它动物还在低头吃草，咬不着它，它没反应，如果人也变成了那样，还是人吗？我们今天的人，好像还真是变成那样了，起码是接近了，这是不是精神蜕变造成的结果？毫无疑问，改革开放这三十年，真是毁掉了原来就不太健全的民族精神，这一点，我们不承认也得承认啊。我可能在今后的写作中，还会涉及“文革”时期，我会采取批评的态度，但也不能骂得一无是处，不过，我要是理不清那个年代，说不出自己的见解，我不会在创作上涉及那段历史。至于要向读者传达些什么，我就说句土话吧，你要动脑子，不要跟着别人说，不要说好就全好，说坏就全坏，我最看不起这样的人，因为没有脑子。

史修永：作家的创作都离不开自己所处的时代，同时作家创作也多少都会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您在创作中，哪些作家对您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黄静泉：我经历了“文革”，经历了改革开放，这都是特殊的年代，是我说不清的年代，但我始终痛恨人世不公，也许我的感情很朴素，不登大雅之堂，但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有什么比公道更重要呢？《水浒》对我最有影响，除暴安良，直到现在，都是我最重要的感情。但我真的痛恨宋江，他牺牲朋友情谊、甚至是朋友生命，我痛恨他。我有一篇创作谈的题目就叫《路见不平写个小说》，大概就能说明我对创作的朴素感情。我初学写作的时候，对意识流真是学得快，我觉得思维会像河流一样，在那里按照自己的规律流淌，你把它流淌的样子、气势、内容，白描在纸上就行了。我在二十多年前写的《死者》，就是意识流，写的时候，真是得心应手，好像有人在旁边念，我只管做记录，一晚上写一万多字，然后去上班，晚上又开始听着耳边的声音做记录，又是一万字，那就是一条我思维的河流。对于意识流，我不是看到外国作品学来的，我是意会了那个时髦的写作手法，我当时接触了意识流这个外来词，马上就意会了，不就是人的意识流动吗？我就那么写了。就是现在，我在小说里，还要用到意识流，我觉得那样的韵味，很容易把人和事儿，说到最深处，说到精神最深处。

史修永：您在小说《死者》创作谈中写道：小说不应该复制生活，也不应该总结生活，小说不是事后诸葛亮，小说应该具有前瞻性。您能结合自己的这一小说观念，谈谈中国当前小说创作的现状和发展态势吗？

黄静泉：我在二十多年前似乎预示到了多年以后的混乱世态，所以我也预示到了有一类人必将自杀，这种自杀，不是生命的物质形态，而是一种精神形态，就是精神的死亡形态，我觉得我们今天不承认这样的现实都不应该。所以，作为作家，不要在那里模拟生活了，你在那里模拟生活，只是和不是作家的人是一样的人，只不过平常人不写小说，但你知道的，他们也都知道，还要你告诉他们什么？这就是现在文学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当读者读到你写的东西，都是他们知道和熟悉的东西，他们还读你干什么？肯定不读你，肯定就边缘了，作家在这方面是应该负责任的，这就是说，你必须得有高招，有超常的思想，也许那些思想不能实现，但它能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快感，或者是焦虑。用尼采的话说，焦虑就是反思，你最起码得让他反思。我在二十多年前写的《死者》，就不是事后诸葛亮，这一点，至今都让我很欣慰，因为我或多或少地预示了未来，我提前提醒人们了，但我的力量是微弱的，我不能阻止历史进程。

史修永：对于作家来说，自己的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在几个孩子中难免有比较喜欢和偏爱的。您曾明确提出自己最喜欢的一部作品是《老拐》，您说，有时会奇怪地想到是别人写的一篇小说。您能具体谈谈喜欢它的原因吗？除《老拐》之外，还有哪些作品比较偏爱？原因何在？

黄静泉：《老拐》是写人生遗憾、写人生未了的，这个小说，让我感觉到，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生，最终的结果都是两个字——伤感。也许这是一种颓废思想，但如果这样想想，也许你就会放弃很多不应该属于你的追求，特别是会放弃用恶劣手段去追求的某种追求，这样就会给人类减少罪恶，这就从颓废的观念里诞生了向上的景象。《老拐》里的老拐，一辈子没结过婚，一辈子不知道女人的滋味，但他想要知道女人的想法是没有错的，那是人的本能，他用儿媳妇的洗手水洗脸，他错了吗？他没错。儿媳妇的洗手水对儿媳妇来说已经是丢弃的东西，已经是儿媳妇毫无意义的东西，而对于老拐来说，却能幻象出女人的诸多美好来，他热爱那些美好，真的是没有错误，那是他渴望女人的一种理想反应，只有在老拐瘫痪并失语以后，儿媳妇才隐隐约约地理解了老拐，同情了老拐，这是一个女人思想的升华，但并不意味着乱伦，人类要追求美好是没有错误的，这几乎是一句废话，但是，美好的东西，不是总能追求到，这个结果，是不是很伤感？伤感也不怕，只要那种伤感里含有美的色彩就够了。还有《修脸》，这个一万字的短篇小说，却让我写了四十多年。我小的时候，看见马路边有一个小老头儿，在给一个被汽车撞死的姑娘修理尸体，围了好多看热闹的人，我大概七八岁，不敢往近处去，但却记住了这件事情。当地人都管那个修尸的人叫小侉子，他是从外省份来到山西大同煤矿谋生的，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世，也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人们好像不屑知道他，只是很蔑视地叫他小侉子，可当地人有惨死的，死出惨相来，却要请他去修理尸首，他会让死者漂亮的离去，他会给活着的人一点儿安慰，这是我长大以后想到的事情，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以修尸谋生的人，他又会有怎样的一个人生呢？他的人生，让我猜想了四十多年，终于写出了一个短篇小说，这是一个写了40多年的短篇小说。小说写好以后，题目就叫《小侉子》，但我很不满意，我觉得这个题目不能表达我的创作思想，可我起了很多名字，都觉得不好，最后只能带着遗憾，把纸质稿件寄给了《雨花》副主编梁晴老师，梁老师用纸质信件回复了我，说是把题目改成《修脸》了，我看见“修脸”两个字，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我觉得这个题目真是起得好，完全能代表我的创作思想，这是什么，这就是有思想，我觉得梁晴的创作思想真是高于我很多的。《修脸》发表在2011年《雨花》第1期上，《小说选刊》第2期在封底的“佳作搜索”栏目简介了这篇小说，大意是说，小侉子一辈子给人修尸，他让无数的人体面地进入天堂，可谁又能给这个“装殓师”一个体面的人生呢？我一直都在这么想，他给别人修尸修了一辈子，轮到他了，他死了以后，谁是料理他的人？我只是小时候见过一次小侉子，也没看清他长的什么样子，只记得他是一个很瘦小的人，他未婚，当然无儿无女，后来是什么结果，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但我断定他的结果很悲惨。我在小说的结尾，写了一个当地的寡妇说是要埋葬小侉子，其实那是粉饰，当然我也希望人生不能那么残酷，人生还是应该有一点儿让人说好的地方吧。

史修永：您除了写作，可能平时大量的时间都在思考和阅读。您最关心和思考什么创作问题？平时阅读什么样的书籍？能不能给文学爱好者和中文系的学生推荐一些特别值得阅读的书籍？

黄静泉：我从小喜欢打架，专门打那些欺负人的人，特别是“文革”后期出现的痞子，也就是多年以后被叫作黑社会的人。我有一部长篇，就是写我自己和我经历的“文革”后期，以及后30年的时代变迁，跨度40年，已经有望发表，是一个国家级大刊物，我现在还不能透露这个好消息。多年以前，我在大同煤矿，在大同市里，特别是在云冈沟里很出名，我在家排行老三，江湖上就管我叫黄三，我是智勇双全的江湖中人，那时的“黑社会”里，没有人敢惹我，再加上我上学时盛行“读书无用论”，所以我很少读书，不喜欢读书，插队以后，也没读书，只是从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起，看过几本外国小说，比如《局外人》《变形记》《茶花女》《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复活》《百年孤独》《静静的顿河》《梵高传》等。从2005年起，开始第二次写作以后，读了不少书，每年的诺贝尔获奖作家的书，我都要读一两本，我觉得诺贝尔获奖作家的书，不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书，但一定是好书，我是一定要读的，就好像到市场去买菜，你得了解市场行情不是吗？你让我给大学生推荐书，我真是感到底气不足，我是1966年上的学，1968年就停课闹革命了，学工学农学军、兼学别样，直到九年学期结束，高中毕业在农场里，连学校都没回就离开了学校，实际上我只上了三年学，但我的拼音学得非常好，也就是学了个汉语拼音，我应该是文盲，怎么敢给大学生推荐书呢？怎么敢和大学生谈书论字呢？说心里话，我真是没有资格。但就我个人的体会，我觉得我们国家的古代小说是要读的，它能提高语言水平；《复活》《静静的顿河》《百年孤独》《包法利夫人》《梵高传》，还有尼采和萨特的书，至少都是应该读一两遍的。

史修永：您能谈一谈下一步的写作计划吗？您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吗？

黄静泉：我好像不想再写长篇了，我写了一部20万字的自传体小说，写了一个月，修改了两三年，当我写到结尾时，我书中的第二个角色，一个女人死了，当时我真是痛心不已，我把两只手放在桌面上，开始痛哭起来，你想啊，我和她日夜相处，彼此了解苦衷，我们的来往曾经是那么密切，可她居然死了，我怎么能不心痛，怎么能不放声哭泣，那一刻啊，我的心真是碎了。在写作之初，我并没有设计她死，可写着写着，也就是在我书中的生活里，她活着活着就死了，她撇下了我一个人，我今后能忍受住那种孤独吗？我当时真是伤心啊，我哭了一气，才缓解了一下紧张痛苦的心情，才开始颤抖着手继续写作，那又是一个“一夜长于百年”的夜晚，我的一生都在那一夜重新展现，直到天亮，我结束了那部长篇小说。我对着初升的太阳说，我以后不再写长篇了，我受不了一个和我朝夕相处——相处了好长时间的好友永远的离开了我，那种痛苦太深重，我接受不了，因为再写长篇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会不会再发生从前的事情，到时候，放声痛哭，还能缓解我紧张痛苦的心情吗？如果那时候，我连哭都哭不出来了，我该怎么办？我知道，最亲的人死了，一下子是哭不出来的。这是我19岁时，我父亲离开我的时候给我的体会。这样说来，我还敢再写长篇吗？

史修永：男，汉族，山东新泰人。中国矿业大学文学与法政学院中国煤矿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中文系主任、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当代煤矿文学和文化研究。

本文为作者主持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煤矿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13RC2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黄静泉：中国作协会员、大同市作协副主席。在《长城》《黄河》《雨花》《阳光》《山东文学》《山西文学》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和散文若干，出版小说集《刮走世界的风》《一夜长于百年》。有作品被《小说选刊》选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