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军的乡土情结及关东文化精神

摘 要：乡土情结是萧军的重要情感体验和文化支点，是小说文本显在的美学特征之一，呈现为对乡土的牵挂、眷恋、挚爱、忧虑、厌恶、仇恨等为基本元素的复合形态，创作主体通过意象营建和理性审视，将其升华为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强悍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战斗力为核心的关东文化精神，这也是萧军为地域文化建构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关键词：萧军 乡土情结 地域文化精神

乡土情结影响下的文学创作潮流及其成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乡土情结，是激发相关作家创作的强大心理动力，对于作家“文学观念的形成，创作方法的选择，艺术境界的追求，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1}。

作为20世纪重要作家之一的萧军，因其特殊的漂泊生涯和“流浪汉性格”，加之作品救亡主题的凸显，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研究者的视野，忽视了对其乡土情结的关注。如果全面剖析萧军的童年经历、文化启蒙、人生觉醒、漂泊历程、文学生涯及相关的文本，会发现，乡土情结是萧军的重要情感体验和文化支点，是小说文本显在的美学特征之一，更是由文本而生发的关东文化精神的重要源头。

一、萧军的乡土情结及其成因

作为心理学术语的“情结”，由荣格最早提出和使用，“他认为情结是有关观念、情感、意象的综合体”，后被弗洛伊德所采纳，“他认为情结是受意识压抑而持续在无意识中活动的，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欲望”{2}。对于恋乡情结，荣格阐释为“属于集体无意识，它是一种涵容了人类祖先往昔岁月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的原始意象，它刻入了人类的心灵结构中”{3}。

萧军强烈的乡土情结、矛盾而复杂的情绪的形成及升华，既源于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文化积淀，又与其特殊的人生历程、所处的历史环境、时代大潮的影响等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童年的记忆对于作家乡土情结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萧军的童年，是在辽宁西部的山村度过的。对于偏僻、荒凉、贫困的故乡，萧军所拥有的少许温馨的记忆，主要来自于祖母的疼爱、影响，以及他对二叔和五姑的依恋、敬佩。在他的心目中，“祖母是位稀有的勇敢、泼辣、明理、乐观、善于言词的人”{4}，二叔则清秀、安静、温和，五姑相貌清雅、品性方正、性格坚韧。这些温馨恬淡、美好愉悦的记忆，奠定了萧军热爱故土的基础。同时，传统的家庭环境，特别是祖母讲述的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五姑背唱的皮影戏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熏染，也成就了萧军原初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心理定势。这种文化心理定势与作为集体无意识的思念故土之情的遇合，激活了他所具有的“一种本能和情感”{5}，演化为作家强烈的文化归属情怀。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对于乡土情结的文本呈现和文化解读，有着三种不同的范式，即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和改造国民性模式，以沈从文为代表的“田园牧歌”式，以贾平凹、路遥、莫言等为代表的精神还乡与文化批判模式。萧军的乡土情结及其意义构成，有着更为复杂的情态，很难完全归于以上三种范式，这与他童年的创痛和十岁后的漂泊经历有着密切关系。他的童年，是在失亲和战乱中度过的，母亲早逝，祖父和父亲性格贪婪暴躁，世间官、匪横行，夹缝中艰难生存的人们恶念丛生、欺诈成性，萧军所遭遇的冷漠和暴虐，耳闻目睹的欺诈、倾轧、仇杀等行径，在他心底早早埋下了对欺凌者和施虐者痛恨的种子，决心“要从这无爱的人间站立起来，用一种冷淡的蔑视的、残忍的自尊和顽强，搏斗着，忍耐着，在生满着棘刺和蒺藜的生活旷野里——孤独地穿走下去吧！让那搏斗的血迹成为后来者的路标吧！”{6}童年噩梦般的经历，使萧军对故乡的厌恶与憎恨成为一种重要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与潜藏于心灵深处的牵挂、眷恋故土的情感因子相结合，使他的乡土情结呈现出复杂而又独特的形态。

作家乡土情结的成熟与最终形成，与其所经历的社会环境、时代思潮有着重要关系。萧军的一生，可谓颠沛流离、跌宕起伏。在漂泊的人生历程中，在救亡、图存的路途上，当家乡渐行渐远，故园的景物和人事却在记忆中更趋清晰。特别在流亡关内后，在无家可归的失落感中寻找情感归属的意识日渐强烈。在国破家亡的苦痛与抗争中回望故土的强烈情感体验，加之进步思潮的熏陶，他的乡土情结不断得到深化和升华。从1929年开始文学活动到20世纪40年代的漫长岁月中，通过现实体验与无意识形态的不断连接与沟通，萧军的乡土情结交融、升华在思想意识层面，表现为强烈的家国意识和民族意识，个人的苦痛经历所生发的憎恨、厌恶，已转化为对故土的深爱，对乡人的同情，对敌人的仇恨。昔日的苦痛，通过审美回味与沉淀，散发出超越苦难的诗意的光辉。乡土，不再是生他养他的一隅之地，而是拓展为有着共同地域文化特征与历史命运的关东大地。在文化层面，萧军的乡土情结升华和体现为以强悍、坚韧、勇于抗争为核心的关东文化精神，以及对国民劣根性、文化积弊的批判意识，并以此作为他文学创作的精神线索和价值选择。

二、萧军的乡土情结与乡土书写

考察萧军的生活轨迹，解放前的岁月，大多是在漂泊动荡中度过的：辽宁义县（出生地）——长春——吉林——哈尔滨——沈阳——辽宁昌图——吉林舒兰——哈尔滨——青岛——上海——武汉——山西临汾——西安——成都——重庆——延安——东北。在此过程中，尽管环境在变，思想境界在不断提升，艺术视野得到不断拓展，但他对于乡土书写的执恋却未曾改变：执着于对家乡土地、事件、人物、风物的描绘和剖析，以此抒发和传达游子的乡愁、赤子的情怀、勇士的意志。他的乡土书写，是乡土情结的文本呈现，也是他无法摆脱的文化心理积淀的重要表征。

萧军的小说，在乡土叙事的审美选择和艺术传达上，致力于对地域风情的描摹及其文化内涵的开掘，文本所蕴涵的重要意象，是其美学特征的精神外化。在他的笔下，故乡的山川有着极具关东气质的刚劲雄浑；故乡的田野有着饱含东北韵味的广漠深邃；故乡的村庄有着充溢黑土情思的无限生机。

萧军在《绿野的故事》序言中写道：“我是在北满洲生长大的，我爱那白得没有限标的雪原；我爱没有限度的蓝天；我爱那墨似的松柏林，那插天的银子铸成似的桦树和白杨标直的躯干；我爱那涛沫似的牛羊群；更爱那彪悍而爽直的人民……我离开他们我的灵魂感到了寂寞。”的确，萧军对于东北地域风情的描绘，完全出于灵魂救赎和精神还乡的需要。在故土沦陷的悲愤中，远离东北的萧军对故乡怀着刻骨铭心的思念，他把全部的爱恋与憎恶之情，倾注在小說所营建的意象中。从《八月的乡村》到《第三代》，他坚持以赤子的情怀关注着生灵涂炭的故乡山河，回味着梦境中的肥田沃土、青山绿水。

在《八月的乡村》中，类似的描写多处出现：“在空气里时时夹杂着飘送着各种粮食半成熟的香气。高粱啦！大豆啦……每年九月初，在田野上笑着的男人和女人，忙着工作着，大车上捆好高粱的垛，牲口们在车停止着装载的时候，纷忙地拾取着地上的遗穗嚼食。人们并不恼怒。孩子们下面赤着脚，身上却披了过去冬天的棉袄，跑着，叫着，不经意地也许被锋利的‘高粱茬’划破了腿肚子。流血也是不管的，拾着红红的高粱穗，喂着自己所心爱的牲口。”其他如对田野、炊烟、狩猎、秧歌、嫁娶、祭祀等场景的描绘，色彩绚丽、构图灵动、意象繁复，字里行间充溢着浓郁的乡愁和倾诉不完的尽失山河之痛，以期唤起更多的人关注这片美丽却多灾多难的土地。

在《第三代》中，作家所描绘的悠远的秋空、冻结的河水、转瞬即逝的春天，都带有东北地区特定的风貌特征。在描摹自然风光时，他还善于把景物描写与人物情感融合在一起，传达着深沉的时代情绪。小说开篇，即描绘了冬夜的驼铃、残破的月光、光秃秃的山头与河滩，将人带入清冷、孤寂、沉郁的情境之中。即使描写万物复苏的春天，字里行间也充满着寒意，在《天河酒馆》一章写到了长春的春景：“当春天的雪水还没有完全流干，就要算为夏天的季节了。……所有的树木和花草，全以眼不见的迅速装点着自己，在昨天看起来还是一棵光秃着枝条的白杨树，在今天他们已经绽出了金色的小芽芽，到第三天，那些嫩绿色的小叶，像人工剪贴上去似的，就在风中颤抖着了……”这种充满着虚拟性、想象性和情感性的意象营建，以及意象单元间的互动，让人们在宁静与躁动、春意与清冷、沉郁与激昂间感受着关东大地生命的律动。

在谈到小说的乡土书写时，茅盾曾说过：“我们绝不可误会‘地方色彩’即是某地风景之谓。……地方色彩是以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之‘错综相’，不但有特殊的色，并且有特殊的味。”{7}他强调：“在特殊的乡土风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于运命的挣扎。”{8}萧军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在书写东北，反映故乡民众的苦难和抗争。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集《跋涉》中，六篇小说均取材于东北社会生活，对日伪统治下民众的贫困与苦难有着入木三分的描述。在上海出版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是萧军酝酿于东北，完稿于青岛的作品。它取材于吉林磐石游击队提供的斗爭史实，1933年春夏之交，萧军曾与磐石游击队的傅天飞长谈，详尽地了解这支队伍的事迹。磐石游击队的战斗经历，成为小说素材、主题设计和作家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离开东北越久，萧军越是执着于将故乡的生活艺术地再现。在上海期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羊》和《江上》，与早期的小说集《跋涉》比较，这两部小说集在对历史、生活和人物内心的开掘上更趋深刻，但在取材和关注对象的地域性上却没有大的变化：表现东北沦陷后的民族灾难及东北农村的社会生活。《第三代》，是萧军用二十年的时间和心血完成的长篇巨著，被誉为“东北农村的史诗，融合了东北的自然的雄大的气魄”{9}。小说以宏大的结构和深沉细致的笔触，全面真实地展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社会全景，多侧面地反映了当时东北社会的历史状貌、阶级关系和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小说通过对各阶级、各种处境人物的精神世界的开掘，破译着那个时代东北民众的人性密码。

三、萧军的乡土情结与关东文化精神

乡土情结作为一种文化价值之物，必然要通过一定的生命形态得以呈现和延展。萧军的乡土情结，在对关东生命世界的拓展及对关东大地的理性审视中得到升华。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是萧军生命与文学创作的生长点，由此而生发的文化精神，也是他的人生与艺术价值所在。他从生命图景、人的存在状态等所映现出的文化心象中，透视人的价值和意义，传递着深沉而高远的文化理想。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0}萧军写就了特定时代的东北乡土人物志，从外貌气质、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信仰、趣味、生活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写出了东北人特有的性格特征，表现了他们所具有的强烈的家园意识、民族意识，以及顽强的生命意志、不屈的战斗精神，同时对人物身上所反映的文化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堪称那个时代东北人的精神图集。以下为几组典型人物。

（一）辽西“胡子” 在萧军的文学版图中，“胡子”是辽西部分乡民的一种生存状态，一种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的存在。他对“胡子”形象的塑造，有着特定的地域、文化和时代的背景，因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他对“胡子”的褒多贬少。萧军笔下最为典型的“胡子”形象是《第三代》中羊角山的几代“胡子”首领——海交、半截塔、刘元等。他们均出身农家，虽然已经脱离农民的正常生活，打家劫舍，却未失农民的质朴，有着强烈的家园意识。在胡子群里混了大半生的“半截塔”的最大理想竟然是：“应该有个家，老婆丑一点不要紧，只要她能生几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她能对我知疼知热的……”这和普通农民的人生愿望毫无二致。刘元是好勇善斗的“胡子”首领，但他同样有着强烈的乡土情怀：“他还和一般农民一样，担心着季节，担心着不适宜的风风雨雨，以至于撒种和收成……每天几乎一千遍转走在他记忆里的是那凌河村夏天宁静的夜晚，经过洗浴似的清晨……孩子时候的游戏和伙伴，慈心的妈妈和妹妹们。”“胡子”们性格中的这种文化特质的凝结点，既与特定的时代和被“逼上梁山”的际遇有关，也决定着他们除暴安良、劫富济贫的主要行为方式。海交以坚守自己的价值观为自豪，在他心目中，胡子所秉持的尊严感、公理心、不屈的品质是高贵的。血雨腥风中，刘元则始终坚守信念，不退缩、不妥协、不动摇，他的“身上涌动着黑土地特有的剽悍、野性、桀骜不驯的生命强力，他的反抗不仅仅是为了艰难时世谋求自身的生存，更重要的是，他以生命为代价追求一种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和生命尊严，追求社会的公道和正义”{11}。

（二）老一代农民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第三代》中井泉龙和林青的形象。他们身上打着深刻的时代烙印，所负载的是凌河两岸民众的苦痛与抗争。井泉龙的经历折射着清末民初的历史：年轻时，饱尝贫困和压榨，后到过北京、天津，参加过义和团，打过洋鬼子。回村后，他成了凌河村穷人的主心骨，带领乡亲，与地主、官兵斗争。当“海交帮”打击大地主杨洛中时，他坚决地站在了“胡子”的一边，当刘元遇险，他毫不犹豫地施以援手。林青身上同样承载着险恶世道带来的苦难及特有的反抗精神：青年时代远赴黑河淘金，长白山挖参，却始终没有摆脱贫穷。面对贫困，他没有低头，面对压迫，他表现出同样的倔强。因反抗而遭难入狱时，他嘱咐女儿：“要把孩子好好养起来，将来要像他英雄的爹爹一样。”尽管井泉龙和林青们尚无能力改变自身命运，最终被黑暗的社会所吞噬，但他们对生命价值和正义精神的守望，表现出的坚韧、顽强、达观的气质，彰显着生发于关东大地的精神文化价值。

（三）新一代农民 在塑造人物形象，挖掘人物文化性格的同时，作家重点关注了新一代农民的分化：一部分觉悟的农民成长为革命战士；一部分农民走上个人反抗的道路；一部分落后的农民始终处于中间状态；少部分农民走向堕落。《八月的乡村》中的李三弟、“小红脸”等就是作为小农经济的代表参加革命队伍的。他们最初并不理解革命，只希望过上太平日子，自己“可以自由耕田，手里把持着犁杖柄，也可以抽袋烟。……愿意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走进革命队伍后，他们不断走向成熟，能自觉地认识到革命与创造未来的幸福生活之间的关系。这种转变与发展，不但透视了个人命运与民族命運密不可分的关系，也见证了生命意志与战斗精神的升华。《第三代》中的刘元因反抗压迫与家庭专制而上山当了“胡子”，走上了个人反抗的道路。杨三最初与刘元一起上山，但他的选择是带有投机性的，当危机来临时，他随即背叛弟兄，掉转枪口，沦为地主的帮凶。“汪大辫子”是部分昏沉、愚昧、保守，始终处于中间状态的东北农民的代表。他的穿着打扮就充分反映出其性格特质：头戴狐皮帽，帽耳不系扣，脚穿靴，头上保留着一根大辫子。他思想保守，总认为皇上留下的规矩不能变。他胆小怕事，懦弱，不敢抗争，既怕得罪地主，又怕惹“胡子”生气，却偏偏成了“胡子”的替罪羊，被地主告了官府，抓去坐牢。他爱面子，在与穷兄弟的街谈巷议中，拼命显示自己的“聪明”和“优越”。这个老实而善良的农民，在当时的东北农村具有代表性，他的悲剧命运也同样具有典型性：尽管信奉明哲保身，精心算计，各方讨好，左冲右突，最终等待他的仍然是受压榨、受侮辱的命运。通过对“汪大辫子”等性格和命运的剖析，萧军勾画出了乡民沉默的灵魂，透视出麻木、落后、狭隘、懦弱的国民劣根性。对于乡民所具的文化劣根性的批判，缘于作家对于故乡和民族的深沉的爱，出于对乡土命运的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文化批判，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萧军乡土情结的内涵。

综上，萧军的乡土情结，呈现为对乡土的牵挂、眷恋、挚爱、忧虑、厌恶、仇恨等为基本元素的复合形态，创作主体通过意象营建和理性审视，将其升华为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强悍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战斗力为核心的关东文化精神，这也是萧军为地域文化建构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1} 陈焕新：《略论本世纪中国小说的乡土情结》，《南方文坛》1994年第10期。

{2}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4页。

{3} 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页。

{4} 萧军：《我的童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5} 〔美〕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浙江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6} 萧军：《我的童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

{7} 茅盾：《小说研究ABC》，《茅盾全集》（19），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6页。

{8} 茅盾：《关于乡土文学》，《茅盾全集》（21），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

{9} 常风：《评萧军的〈第三代〉》，《弃余集》，新民印书馆1944年版。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1} 陈夫龙：《民族复仇精神和反抗意志的书写者》，《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作 者：叶立群，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东北现当代文学，地域文化，艺术理论。

编 辑：赵红玉 E？鄄mail：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