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蜇存研究的历史回顾
时间：2021-03-02 07:51: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
施蜇存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小说家，除创作小说外，他还在诗词、碑刻研究、翻译、编辑等各领域成果斐然，因长期受左倾思潮的干扰，对施蜇存的研究直到新时期才起步，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有许多不足，本文试作简单回顾。
读中学时，施蛰存就自费出版小说集《江干集》，之后又出版《娟子姑娘》和《追》两个短篇小说集，但它们是“一批不上不下的习作”，“一种高超的摹仿，还不能说是创作”，直到他“真正的第一本新文学创作集”《上元灯》出版后，因其清新、感伤朴素的风格引起人们注目。朱湘首先写信给施蛰存，“《上元灯》仔细看了一遍，我喜欢的是《牧歌》、《妻之生辰》、《栗芋》、《阂行记事》……你的《牧歌》布局上，造辞上，都有许多突过前人的处所……《妻之生辰》在布局、情调之上，都是恰到好处，我个人推此为全集的压卷，《栗芋》中的奶娘，《阂行纪事》中的女子，都写得很好”。
沈善坚在《读书月刊》2卷2号(1931年5月10日)撰文《施蛰存和他的〈上元灯〉》说《上元灯》“是现代中国一本成功的文学作品”，作者“能运用他诗似的叙述，用散文的笔法，来说出一个动人的故事”。“在风景及人物，他能从容不迫地写，有着一种散文的美丽而感伤的情调，笼罩了他的文字之间”，“作者并不狂喊，并不愤恨然的呻吟，作者只是轻微地发出对于人生的叹息。那是沉着的，深刻的”。然而，施氏“对写革命这一类的作品是失败的”。“在历史小说方面，作者亦一度的试验过，得到有很好的结果”。沈善坚对于施氏作品重直觉感受的评价是中肯的。
沈从文于1930年11月撰文《论施蛰存与罗黑芷》，从比较的角度论述了施蛰存创作的成败得失，“略近于纤细的文体……清白而优美”，“柔和的线画出一切人与物，同时能以安详的态度，把故事补充成为动人的故事……作者的成就，在中国现代短篇作家中似乎还无人可企及”。不足处是有“为读者颂读而制作”之嫌。《追》等似是在“意义下写成的”，不能够充分显示“这一时代的人格”，故“作者方向也就限制到他的文体中，拘于纤细，缺少粗犷，无从前进了”。
施蛰存的现实主义创作《上元灯》如果还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那么，作者有意运用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创作的具有“现代派”风格的小说，从一开始便遭到了种种非议。
张平在《评几篇历史小说——〈石揭〉〈大泽乡〉〈豹子头林冲〉〈将军的头〉〈石秀〉》一文中指出，“《将军的头》的特色，是偏重在心理分析，……分析得十二分的细腻；……但细腻而流于琐碎，……使人读得沉闷”；而“作者对于旧题材的操纵，毕竟太少力量了。因为太少力量之故，便泥于食古不化的倾向。……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可分四种来概括，就是直抄、翻译，加一些心理，加一些形容词”。张文从历史小说的创作方法方面对施氏进行批评，具有很大的主观性。
楼适夷在当时属于较有影响的“左翼”作家，他在《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一文中认为，施蛰存的小说在内容上“几乎是完全不能捉摸的”，“这两篇作品所代表着的，乃是一种生活解消文学的倾向。在作者的心目之中，光瞧见崩坏的黑暗的一面，他始终看不见另一个在地底抬起头来的面层”；同时，楼文较早地给施氏创作下了“新感觉主义”的断语，并对其产生的阶级根源作了分析。楼适夷的评论影响深广，几乎成为对施蛰存评价的“定论”。
相形之下，《书评》评价施蛰存的小说集《将军的头》倒是客观公正的。这篇无署名的《书评》可能就出自《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本人之手，因是自己的作品，故最清楚其成败得失所在。《书评》主要从写作技巧上分析，无论成绩缺点都切中肯綮。“在国内，纯粹的古事小说，却似乎是很少看见过，有之，则当以《将军的头》为记录的开始”，“古人的心理和苦痛，他们自己不能写，甚至不能懂，而作者却巧妙地运用现代艺术的工具写出来”，从《将军的头》中“发现了一个极大的共同点——二重人格的描写。每一篇的题材都是由生命中的两种背驰的力的冲突来构成的，而这种力中的一种又始终不变地是色欲”。《鸠摩罗什》中“笔致的华美和语句的崇高着实给予了这作品很多的帮助”。缺点是“在写心理错综方面的由复杂而至于混乱。具体说，从灵的爱恋达到肉的享乐那过程写得不鲜明，而有几处甚至有使人难以理解的地方”。而《将军的头》的毛病是“前半和后半的描写中心的转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风云突起，思想启蒙的社会主旋律转而被救亡图存的战斗号角所替代。施蛰存着重挖掘人类潜意识中性欲成分的心理分析小说与时代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为时代所不容。因此，施蛰存研究便销声匿迹。
二
新时期以来，伴随思想解放，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开始对过去的一切拨乱反正，一些长期被遗忘、批判的作家、流派得到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施蜇存也从历史的陈迹中被挖掘出来。
新时期较早的施蛰存研究者是吴福辉，他在《中国心理小说向现实主义归依—兼评施蛰存的<春阳>》一文中考察了施氏小说创作的发展脉络，并通过对《春阳》的具体分析指出施的作品是“现代派与现实主义，现代化与民族化趋向结合的未完成型”，眼界开阔，论述较为客观，结论令人信服。
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今，施蛰存研究呈现出向纵掘进的可喜迹象，一些论文从历史小说、心理分析、都市文化、作家心态、佛教文化等不同角度对施氏小说创作进行了细致的阐释。
施蜇存的历史小说着意表现的是人类心灵的复杂性，尤其是潜意识中的性欲望。徐顽强的《情欲与理性冲突下的悲剧命运——论施蛰存的历史小说集〈将军的头〉》一文认为，施氏“一反传统意义上的历史真实，写出了人性的历史真实与施蛰存心中自我的历史真实”，“蕴藏着他反叛历史和重建历史的动机”。但历史小说也是作者“厌恶与逃避现实之后精心构思出来的一件艺术精品”，“仅仅从‘精致’与‘个人’的艺术目的出发，取历史素材来营造艺术之精品，以达到淡化或回避现实政治的目的，因而缺乏强烈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主潮不合拍”。可以说徐文在细部有新意，但大的方面仍是旧的社会学批评模式。
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始于模仿外国现代文学作家，其心理分析小说与弗洛伊德、显尼茨勒难以分割，故探讨施氏创作的外国文学渊源就具有重大意义。夏文元、俞秀玲《施蛰存与显尼茨勒》、李惠彬《略读施蛰存小说创作的艺术积累与准备》等文是这方面的尝试之作，但前者比较两人的影响关系，后者仅仅理出一条线索，只具有资料意义。
从都市文化、人物心态论述了施氏小说创作有陈慧忠《来自现代都市的孤寂感——析施蛰存的小说视角兼谈现代都市大学一种审美特征》等文。陈文认为施氏“每篇小说几乎都在写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隔阂与沟通，心灵距离的远近变化”，但正是这“孤寂的人物，孤寂的情绪”，完成了作家“特殊的文学风格”。李文则认为施蛰存的创作取的是“都市里的陌生人”视角，写出了现代都市中人们的陌生感、孤独感和焦虑感。这种“都市里的陌生人”视角既照见了都市社会的丑恶，传达出“都市恶”的价值取向，又蕴含着作家向往、企慕乡镇文化温热感的文化道德倾向。陈、李二文把握住了人物形象塑造与作家心态间的联系及人物形象的深刻内涵和美学意蕴，论述富有深度。
对于施蜇存佛教题材小说，谭桂林在《佛教文化的现代心理学透视——施蛰存佛教题材小说论析》一文从佛教文化的角度进行考察，认为它们“用精神分析的利刃揭开佛教的神学雾纱，让人们看到在那枯寂人定的得道身躯里依然有着像地火一般运行的人性力量”。谭文立足文本，发掘小说的深刻意旨，并作了合情合理的解释。
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施蛰存的研究这里应特别提出。其意义首先在于把施蛰存列为专节（第十章第五节:“施蛰存：现代心理小说的探索者”）来论述。这在迄今出版的文学史、小说史著作中是罕见的，杨著确立了施蛰存在小说史上的地位，肯定了施蛰存在创作上的开拓创新。
归纳起来，施蛰存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着许多不足。目前有关的研究者主要着眼于施氏的小说创作，在碑刻、诗词、翻译等各方面还没有形成有效的研究，只关注小说而忽视他在其他领域的成就，是不能也不可能做到公正与客观的理解与评价的。因此，我们以后的研究方向，不仅要在小说领域再做更深的探索，在其传记等方面下大功夫，还要顾及其他领域，在其所涉猎的领域开成交互式的研究，这样我们才能完成对一个作家的立体式丰富的认识。
佘翠华，湖北咸宁学院教师，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