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悦然：原来大家也这么丧，80后的底色是“悲凉”
时间：2021-03-02 07:53:3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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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青春文学后，张悦然把触角伸进了粗粝的现实。“知道这个世界上其他人怎么生活，有的时候挺重要的”。
11月4日，80后作家、导演胡迁自缢去世后第28天。
北京东北角一间书店里，陌生的人们聚在一起，为胡迁的新书《大裂》举办发布会。主角不在，身着黑衣的4位小说家坐在了台上。
张悦然是其中之一。面对人群，她时不时质疑自己出现的合理性：“我不认识胡迁，其实我也只是个读者。”不过她并没有太关心胡迁的小说，而是对胡迁嘲弄油腻的社会规则、排斥社交、羞涩的一面产生了兴趣。
“他代表着一类作家对世界的态度，比较纯粹和激烈。我是中间状态。”张悦然对火星试验室说。她发现自己喜欢听胡迁那些很丧的话，“原来他也这么想”。
胡迁与世界的摩擦和不舒适感，让张悦然心有戚戚。
少女时代的张悦然也有与世界强烈摩擦的过程。她靠写作来纾解不适，自比为呓人，卖梦为生，并在19岁获得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和韩寒、郭敬明成为80后三大现象级青春作家。但梦总有限额，当青春写作透支后，张悦然有10年没再出长篇，“完全自由”，其间最主要的工作是主编杂志《鲤》。
2012年，张悦然结束这种全然的自由，成为中国人民大学讲师。正统的社会身份，和胡迁的散漫游离看似南辕北辙，对此张悦然有自己的解释：“我一直是个挺叛逆的人，现在走很正统、很规矩的道路……是因为它为我保留了一种摩擦和不舒适的感觉。而写作需要不舒适。”
普通教师的生活，成了一块开阔的甲板，让张悦然从文学的真空走入粗粝的现实。不再沉迷一己之梦，她观察父辈的历史伤痛，打量“零余者”的生存挣扎，凝视同龄人的精神困境……她意识到，“知道这个世界上其他人怎么生活，有的时候挺重要的”。
于是，这一天，她带着善意来悼念素未谋面的胡迁，倾听他放弃世界的理由，并予以理解。
循火
一个普通的周二。下午一点，人大选修课“影视文学鉴赏”上，老师张悦然正在和中文系同学探讨电影《红高粱》的影视改编。
教室里坐了15个同学，有人迟到，有人捧着一杯双皮奶在吃。课堂气氛轻松。张悦然分析莫言小说和余华小说的文本特征，针对这些特征，张艺谋能做哪些改编和取舍？男性作家的女性观念，在男性导演中有何呈现？当下电影中的女性观又是什么样的？……话题在文学和影视的范围里展开。
张悦然忽然插入一句疑问：“一定会有进步吗？世界的倒退，是有可能的哦。这是我的一句实话。”对着台下一群年轻的面孔，她泄露出自己的悲观。
从青春文学转向现实主义创作后，这些年她对很多事情产生了新的看法。同大部分80后创作者一样，她的底色是“悲凉”。
两年前，张悦然人大同事、80后中文系教师杨庆祥，出版文集《80后，怎么办？》，聚焦80后的精神困境，一度引起社会热议：那些曾经被社会带着爱去责备、被上一辈人寄予希望的80后，一天天老去发现没有真正的青春、想要真正公平的待遇却不敢高声、小资梦碎却无力做新的梦……此种背景下，中国的80后作家们，写出了一部部“失败者之歌”。
“为什么只过了十多年，我们就变得如此疲惫？一方面，在精神上还没有完全长大成人。另一方面，肉身已经疲惫不堪，有一种中年人的状态。”张悦然曾向媒体感慨80后一代呈现出来的形象，“三十来岁、本应富有朝气的80后，好像失去了好奇心和斗志”。
她没有置身事外。在书写80后困境的命题上，她和同代的写作者们重逢。
几个月前，张悦然出版了小说集《我循着火光而来》。在收录其中的小说《大乔小乔》里，她书写了一对被家庭与社会严重异化的时代女青年：姐姐大乔合法出生，妹妹小乔来到这个世上缘于母亲的一次意外怀孕，并在母亲被引产后仍侥幸存活。因超生，她们的爸爸丢掉教师工作，继而酗酒、精神崩溃，整个家庭不断上访又不断失败。曾经众星捧月的姐姐大乔，日渐陷于家庭的困境中，失去对生活的希望，最终自杀；妹妹小乔却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顶着出生的“原罪”，改姓离乡隐身都市，一心想跻身上流阶层。
故事原型来自张悦然现实中的见闻。几年前，朋友R把从一位学者那里听来的故事告诉了张悦然：一对姐妹，合法出生的姐姐不堪家庭压力，多年后自杀，超生的妹妹却好像没有受到影响，健康地活着。
戏剧却真實的命运触动了张悦然，她找到那位学者，追问：“妹妹现在怎么样？她过得开心吗？”学者送了她两本没有公开出版的计划生育著作，耸耸肩回答：“她考上大学，正在湖南读书。那孩子啊，有点没心没肺。”
现实中的情节戛然而止，张悦然很快放下这个故事。2016年春天，张悦然因病在家休息，再次想到起了那对姐妹。她算了算时间，妹妹应该大学毕业进入社会了。“她过得怎么样？是否走到了阳光底下？”张悦然发现自己没有忘记那个阴影下的姑娘。
病中的她，试着去想象妹妹的人生：她在都市生活里渐渐强壮自己的身体和意志，也不断地妥协和失去自我；她和城市生活搏斗，失去很多，流了不少血，但是得活下去……张悦然与妹妹小乔患难与共，她把故事越写越长，最终写成了一篇4万字的小说。
小说在杂志《收获》上刊登。文学评论家樊迎春认为，计划生育带来的80后精神创伤，“是我们所处的家国与时代至今未曾做出可能也永远无法做出反思的历史难题”。
面对如此庞大的社会命题，张悦然并没有正面强攻。“社会的这些问题，最后其实还是要落到人身上，落到个体的身上。”她把自己的态度隐在深处，写出大乔小乔们的挣扎和困境。
“在张悦然的小说中，每个人都面对着自己的孤独，好像行走在秋末冬初的路上，凉风吹起，心中情绪涌动，也只是低头走着各自的路。她的笔书写百般疏离凉薄，也正是这世间寻常模样。”书评人邓安庆在文章里写道。
梦醒
“我以前的小说里很少有现实事件。”张悦然说。
她最初的创作更多建立在个人丰富的想象力之上。“我是呓人，卖梦为生。”这是张悦然早年在豆瓣小站给自己贴上的个人说明。
“小时候我也做过班干部，但是成年后最大的愿望就是，不对自己之外的任何人负责。”对自由的坚持，让前辈莫言直言羡慕：（张悦然）这一代人由于没有受到因“政治的原因”、“家庭的原因”，“愚昧原因”所产生的种种压抑，能足够贴近文学本身。
14岁时开始发表作品，少女张悦然写出强烈梦幻色彩和敏感少年心迹的小说《陶之陨》《黑猫不睡》等，并在《萌芽》杂志发表。2001年，还在读高三的她报名参加了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坐在上海的考场上，她用4个小时完成命题作文《假如明天没有太阳》。
出了考场，在上海作协附近，张悦然看见了韩寒：“他穿着一身白衣服，一堆人簇拥着他。”她没有过分在意这位已经成名的新概念“前辈”，一心惦记自己的作文写得好不好。比赛结果出来，她获得一等奖。从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张悦然”3个字和韩寒、郭敬明捆绑在一起，为80后文学的失败与荣光买单。
2004年1月，成功推出过“金童”郭敬明的春风文艺出版社，以“金牌畅销书”的规格推出张悦然首部长篇小说《樱桃之远》，并为她贴上了“玉女”的标签。
“玉女”是什么？是乖顺的秉性，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姿态，是积极正面的形象。这不是真实的张悦然。在张悦然多年好友、小说家路内眼里，张悦然很多时候自带天然的丧。
年轻的张悦然并不喜欢这个标签，但彼时的她无意也无力反抗。被市场看好，被前辈褒奖，获得严肃文学期刊青睐，那时的她是80后作家中最能被主流文坛接纳的一位。
2004年，张悦然获得第三届“华语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还在新加坡念书的她飞回国内领奖。十多年前，“华语传媒大奖”还在北京颁奖，庞大的文学盛宴，一桌一桌的作家和文艺圈共聚，老去的朦胧诗人在酒后念诵着诗句。22岁的张悦然身处其中，格格不入—没有同龄人，连比她只大10岁的作家都鲜见。“有人问我，我尽量用成熟和大人的语气的回答他们。”张悦然回忆，“北京好热闹啊，原来诗人喝多了酒以后也会读诗啊。”
顶着“最富才情的女作家”赞誉，张悦然密集地写作和出版：两本短篇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十爱》，三本长篇小说《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一本图文小说集《红鞋》。
青春素材很快耗尽。张悦然意识到，梦总会做完，凌空蹈虚只能一时，无法永久。当前辈们在城市和乡村中迁徙游荡，以此作为文学的源泉时，80后们在文学温室里速成，然后速朽。
试图“不对自己之外的任何人负责”的张悦然，发现自己的自由可能过了头，“没有连着大地的根系，营养也无法互相补给”。
她再一次想起了那些从身边走过的70后们。初中时，她住在父亲执教的大学家属院里，每到4月的晚上，躺在床上总能听见临近毕业的大学生们在小饭馆里大声地念诗，说着对远方的豪情，歌哭笑闹，拥抱告别。
2008年，张悦然写下散文《我已不能，让青春连着陆地》，认为70后对世界和远方的笃信，“可能是青春里最大的福气。……物质和精神，他们的选择都不多，视野也还有局限，因为如此，他们可以那么专注。可是所有的这些，都深植于他们对这块土地、这个时代的热爱”。
她洞察到80后一代的先天不足：当没有理想、没有集体的归属时，所有的记忆都是零落的……整个青春期的感知都是非常虚妄和空泛的。
也是这一年，张悦然去了一趟四川。汶川地震发生的第三天，张悦然听在绵阳的朋友说，灾区缺志愿者，她当下买了机票收拾好东西，决定飞到绵阳，心里想的是：“我需要找到这样一种意义，对我来说是一个焦急的事情。”
出发前，她受到了真正受灾者—家中保姆阿姨的质疑。阿姨家在四川广元，受灾严重，亲人还在，房子全塌了。她没有回家，而是留在北京急切地要赚更多的钱。听说张悦然要去四川，阿姨无法理解：“这个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去？”
焦急的旁观者和冷静的受害者错位，给了张悦然很大的触动：受灾者承担巨大的伤害，却坚韧地生活，在安稳现实里失去生活意义的“我们”，却试图在灾难中找寻意义。
她把这段经历写到了短篇小说《家》里，并把《家》视作自己写作上的重要转折—从耽于幻想转向关注现实。
落地
“女作家比较艰难。”张悦然曾对路内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但她斗志依然旺盛。“从最早的自我探索、写自己的故事，到观察现实与周围的人……我的写作是渐进式的。”
2009年，她敏銳地发掘了父亲人生中一枚“钉子”的故事，由此进入了父辈的“现实”。
1978年，正在中文系念大学的张悦然父亲，把人生第一篇小说寄给上海一本杂志。小说题目叫《钉子》，源于他少年时目睹的真实事件。在他居住的医院家属楼里，一个医生在被批斗的过程中，被人从头顶摁下一枚铁钉，变成植物人，一直躺在医院里，凶手无处可寻。小说最终被退回，理由是基调太过灰暗。张悦然父亲把它锁进抽屉，再也没有看过，后来终被遗落。
偶尔，这个故事被张悦然父亲当作自己也曾写过小说的佐证讲给女儿听。三言两语里，“钉子”的故事逐渐褪色、风干，变得非常瘦小。
2009年，张悦然漫不经心地对父亲说，她打算把钉子的事写成小说。她亲自去了那座医院做调查，搜集了一些关于植物人的资料。她甚至发现自己出生的时候，那个医生还活着，“就躺在同一座医院的同一幢住院楼里。他是否听见了隔壁病房传来的婴儿的哭声？”
又过了7年。张悦然完成了对这个故事的追踪。长篇小说《茧》的故事原点，正是这桩被时间风化的罪案：“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在山呼海啸的批判会上，一家医院的热血职工将一根两寸长的钉子，从副院长后脑摁了进去，令后者变成了植物人。
父亲眼中的世界，和女儿眼中的世界，在《茧》中有了汇合。
这7年里，张悦然也有了新的社会身份—中国人民大学讲师。
人大文学院院长孙郁教授想引进在文坛上依旧活跃的作家，先后邀请了阎连科，刘震云。张悦然作为80后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代表，于2012年被引进。
她欣然接受这种身份的改变，曾向媒体表示：“成为职业作家之后会变得没有生活，现在我能用不同的方式看看世界，我特别开心。学生们对老师有期望，我也能更快地进步。所有对文学有帮助的事，我都愿意做。”
讲课的压力，并不比当学生轻快。单纯的教学之外，更有俗事近身。她会为登录学生信息而焦急，也少不了填写一些“低眉顺眼”的表格。她把这种不适感，当作写作的必要养分。
“在学校里，我也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成功的老师，我到现在也还是一个讲师，没有参加任何的晋级。”张悦然说。
在她站上讲台时，80后文学的另外两位“旗手”—韩寒和郭敬明，已完成从文学到影视的职业转向。
张悦然和韩寒维持着多年的友情。现在见到韩寒，她会问一句“累吗”。2016年8月上海书展上韩寒帮她站台，现场围得水泄不通。她意识到韩寒的生活有多么不自由。
这种自由，是作家张悦然需要坚持的创作空间：不隶属于某种组织，没有特别强的归属感，只需用一些劳动去交换一些经验。
2015年，除了给普通人大学生上课，张悦然有了新的教学任务—担任“作家创意写作班”讲师，和阎连科、梁鸿等一起执教。
人大作家班已开办了三届。张悦然的年纪，常常比大部分同学都小。在第三届学员严彬眼中，不管谈吐还是行为，“她都没有因为不年长而可能产生的怯弱和不自信”。
每一届写作班里，都不乏已经成名的作家。来自天南海北，操着不同的口音的同学，大部分都很“雄辩”。张悦然喜欢坐在讲台上，带着笑观看，并适时加入讨论。课后，她会和他们一起去教室外抽上一支烟。
告别往日的虚空，从高处下来，这是她距离这个时代最近的时刻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