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科技兴邦”到“文艺救国”的翻译实践看浙东区域文化之经世致用
时间：2021-03-02 07:56:3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随着翻译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和推进，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技巧、语言转换等的微观层面的探讨，翻译活动的文化本质的认识和把握赋予翻译新的维度，形成了翻译理论发展过程中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互动转向也关系为研究者的提供了更宏大的视野。本文以地域文化视角观照，阐述鲁迅翻译探索和主张不仅是一种学术翻译活动，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与浙东特殊地理区域种型和历史积淀的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鲁迅从“科技兴邦”到“文艺救国”的翻译实践浸润了其生于斯，长于斯的浙东地域文化精神之经世致用。
关键词：鲁迅；浙东；区域文化；经世致用
基金项目：该文为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区域文化背景下的浙东翻译家研究》成果（编号：G12-ZX22）
钱钟书先生曾说：“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愈多”。的确如此，鲁迅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文化旗手”和“精神战士”，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同时他也是中国现代翻译理论探索和实践成就卓越的翻译家。当我们从翻译与文化的互动转向关系去探索鲁迅翻译，追溯其文化接受的“源头”，从“多元”文化背景生成的翻译活动中寻求最切近他的地域文化传统的“一元”，我们发现鲁迅的翻译实践不仅仅与他的文学活动相始相终，与一个特殊的时代相伴相随，更与一方水土相贯相系。
鲁迅是浙江绍兴人，按照文化地理的划分属于浙东。浙江以钱塘江为界分为浙东浙西，但由于地域文化的不同，浙西与苏南（江苏南部）构成了吴文化的核心地带，而浙东属于越文化圈。浙东文化由古越文化发展而来，其源头更可延伸至良渚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并与荆楚文化合流，是一种源远流长而独具特色的文化。而宋明以来，体现 “近传统”的“两浙文化”传统尤其是启蒙传统，对近现代浙江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批具有反封建传统精神和启蒙主义的仁人志士多出浙东。浙东学派是浙东区域文化的一颗瑰宝，它启于宋儒，延续至清，大师辈出，各领风骚：朱熹、陆九渊、陈亮、叶适、吕祖谦、宋谦、王阳明、王守仁、朱舜水、黄宗羲、章学诚、全祖望等皆或籍或隶浙东。毛泽东曾作诗赞曰：“鉴湖越台名士乡，忧忡魏国痛断肠。剑南歌接秋风吟，一例氤氲入诗囊。”（《七绝·咏绍兴》）鲁迅成就为一位中外融通的大家，其接受源也极为宏富，但自所谓文化思想的接受应“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扔弗失固有之血脉”[1]，可见其对本土文化血脉的传承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的同学便赞叹他“斯诚越人也，有卧薪尝胆之遗风。”{2}甚至直至生命将息之年，在他与朋友的通信中仍自豪地表达了对故乡文化精神的自觉传承与捍卫----“自为越人，未忘斯义”[3]。可见，从小生长在浙东文化的氛围中，鲁迅的人格精神也自然深深地打上了浙东文化的烙印，浙东区域文化的根使他与故乡先贤的精神气质与思想智慧紧密相连，声息相通。
大禹被普遍认为是越人的始祖，也有学者认为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越人坚韧不拔，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与务实求真的思维特征集中地凝聚在他们所创造的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中。大禹构成了越地先民最初的“集体无意识”与“原型”，说明了越人对大禹的认同和大禹精神在浙东区域文化精神塑造中作用。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继而成为春秋霸主的越王勾践所代表的坚韧顽强，报仇雪耻的抗争精神就是对大禹精神原型的承续。“禹、勾践之精神已经深深注入浙东大地，积淀于越民族精神之底层，进而成为一种自律的 ‘集体无意识’，内在地制约着浙东文化的发展，深深地影响着浙东千百年来的志士仁人的精神品貌。”[4]这种精神是一种摒弃空言，脚踏实地，注重实事实功的实干精神，它奠定了越人俭朴务实，拒绝浮华萎靡的民风民俗，流贯于浙东学派的学术文化经脉，更孕育了浙东区域文化的核心精神--经世致用，追求实事实功。
在中國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文化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其中“经世致用”是一种是用重要的思想取向，但是它是由内圣功夫推导出的外王之道，与内圣相互制衡。同时，随着心性之学逐渐加强，显示出内圣功夫逐渐强于外王之道的趋势。而在浙东区域文化浸润下成长起来的文人志士面向现实，针砭时弊，自东汉始，一支求实学，讲实功和提倡学术经世致用的浙东学派人才辈出，新见迭起。东汉王充疾虚妄、反浮夸、务实诚，重效验，强调“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论衡。薄葬》）。南宋浙学亦以实事实功为理论旗帜，与空言心性的道学形成鲜明的对比：陈亮、叶适、吕祖谦以及“四明学派”的浙东学人关注统一国土，谋求国家中兴的实现，自觉担起“除天下之患”、“安天下之民”的责任。明代王阳明心学崛起，他冲破程朱理学的教条统治，要求恢复世道人心，挽救颓废的学术，稳定社会，是符合孔孟儒学的入世精神的经世致用之学。黄宗羲开创了清代浙东史学，提出学“不为蹈虚”且“足以应务”，反对欺世盗名之学，使经世致用成为明确的学术目标。章学诚认为“讲学者必有事事”，经世致用亦“各有事事”。“事事”即“事其所事”、“ 事其当事”，指主体在特定社会情景中的创造性实践。总之，浙东学者以犀利的目光，敏锐的思维，汇融诸说，会其同异，在时代的风潮中构建新论，异军突起，究其要旨会归，无不以“经世致用”为鹄的。
浙东学术的发展是浙东民风民俗精华和灵魂的聚合，从浙东学派的传承我们看到了浙东区域文化中深藏的致用之实践精神。鲁迅就出生在浙东这块硕儒辈出，讲究经世致用的土地上。露丝·本尼迪在其名著《文化模式》中指出：“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到他能说话是，他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参与这种文化的活动时，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5]鲁迅汲取浙学诸贤的致用精神，坚持学以致用，上用于变革国政，酌古论今，下用于教化民俗，解除民瘼。十九世纪中叶，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仁人志士们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要“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得先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和文化，富国强兵。作为学习西方的主要手段，翻译介绍西方科技文化典籍成为当时翻译家们矢志不移的追求。此时，鲁迅积极投身翻译，就是要通过翻译来实现其科学救国和改造国民性的理想。因早期受梁启超等维新派影响，为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现实服务，强调文学作品的经世致用，20世纪初鲁迅翻译选材上倾向于科学小说和西方科学知识的译介。他被称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个以自觉的清醒的科学意识翻译介绍科学小说，借助文学的趣味性中国人宣传科学知识的开拓者”[6] 。1902年鲁迅受洋务派派遣到日本留学，第二年就翻译了雨果的札记《哀尘》，译介了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同年发表了小说《斯巴达之魂》和科普知识译介《说鈤》。1904年，他翻译了《世界史》和《物理新诠》之《世界进化论》、《元素周期则》，次年翻译了《造人术》以及《北极探险记》。通过译介这些小说，鲁迅旨在向国人介绍新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意识，希望中国走科技兴国的道路。这也正是承袭了浙东学人强烈的致用精神和追求实事实功的精神。
1906年的幻灯片事件使鲁迅决定弃医从文，确立了用文字来改造国民性，实现由“立人” 到 “立国”的理想追求，而翻译是“转移性情，改造社会”[7]的最为切实可行的方法。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作品是从探讨人类文明入手，透过历史的迷雾吸取历史教训，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鲁迅开始阅读尼采等西方哲人的著作。1909年与周作人合译了《域外小说集》，“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8]。之后，无论是他从外国文学中着重介绍十九世纪东欧、北欧被压迫民族文学中赋予反封建反侵略精神的作家和作品，还是后期翻译和评论苏联“同路人”作品，译介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鲁迅都着眼于唤醒民众，打开国人眼界和提高国人素质。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或者说“立人”的思想，是鲁迅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民族危机和社会思潮、鲁迅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认识以及他的思想立场的产物。
同时，为了实现改造国民性和“立人”的理想，鲁迅的翻译积极致用于社会所需，其翻译方法和标准随着的社会环境和读者对象的不同而变化--从早期追随晚清风尚的意译，到后来逐渐形成自己的翻译主张，直译、硬译。鲁迅早期意译的代表作是《斯巴达之魂》、《哀尘》这两部科学小说的翻译。当时正值文言文盛行之时，鲁迅的翻译作品简约质朴，而且译文中所用的词汇和句型开始向着白话文过渡。而他和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是鲁迅翻译方法上从意译到直译转变的重要标志。鲁迅的直译直接体现在译文必须忠实于原作，“弗失文情”，而在“信”、“达”不可兼得的时候，应该“宁信而不顺”，“任情删减，即为不诚”[9]。鲁迅的翻译主张，尤其是硬译观在我国翻译界曾引起了激烈的论战和争议，但这正是鲁迅基于社会所需，在当时特定社会情景中的一种创造性实践，是摒弃高蹈空虚之论，注重翻译实效的经世致用的典范。首先，“五四”运动后白话文初兴，词汇，表达都还不完善，鲁迅的翻译不仅引入了新的思想内容，情感观念，同时也引入新的语言表现法，改变“中国文本来的缺点”，改造国人固有的思维模式，从而实现他的翻译目的，改造国民性。其次，鲁迅客观地认为翻译作品和其他文学作品一样，会有不同类型的读者去阅读，一部译作的翻译方法和理论能迎合大多数读者是不现实的。鲁迅“直译”、“硬译”的译作主要针对的是当时“有很受了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們在长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禁锢之后有求新创意的精神要求，他们需要的不是过多的文字上的启蒙，而是西方原著精准的表达法和先进的文化观念[10]。鲁迅关于科学文艺理论和革命的文学作品的“直译”就是尽可能忠实的将外国理论介绍到中国，希望凭借知识分子的领悟和解读，将它们当做搬运来别国的“军火”，为中国革命服务。
由此可见，鲁迅的翻译实践--从“科技兴邦”到“文艺救国”--无论是翻译目的、选材，还是翻译主张，都是紧扣时代脉搏，唯实致用。这是出于改造国民性，救亡图存的理性追求，更是出于他深重的民族忧患意识。这是自古以来浙东区域文化精英们一代代亘续下来的关心国事民瘼，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情怀，是旨向自身与现实社会的结合，是浙东学人经世致用、追求实事实功的精神在他的血液中奔走的自然选择。从中，我们看到的这不仅仅是一种翻译实践，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与其特殊的时代语境和文化要求密切相关，也与浙东特殊地理区域种型和历史积淀的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浙东这颗繁茂苍郁的文化之树才孕育出鲁迅累累的翻译硕果。
参考文献
[1]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2]沈瓞民：《回忆鲁迅早年在弘文学院的片段》，《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3]鲁迅全集（卷10）[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1页
[4]陈方竞：《鲁迅与浙东文化》，吉林大学出版1999年版，第91页。
[5]露丝·本尼迪著，何锡章、黄欢译：《文化模式》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6]吴钧《论中国译介之魂—鲁迅翻译文学研究》，第174页
[7][8][9]鲁迅：《译文序跋·<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155、155页。
[10]崔峰：《鲁迅翻译初探》，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