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田园与都市之间的乡土文学
时间：2021-03-02 07:58:2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师陀（30年代以芦焚为笔名，1946年改为师陀）是一位颇受瞩目的青年作家。师陀是创作上的多面手，小说、散文、戏剧，样样造诣不凡。1937年5月15日，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谷》（署名芦焚）与曹禺的《雷雨》、何其芳的《画梦录》一起荣膺《大公报》文艺奖金。抗战期间，师陀改编的戏剧《大马戏团》在孤岛“上海”上演后，广受欢迎，好评如潮，是那一时期最出色的戏剧作品。然而在师陀涉足过的诸多文类中，他用力最勤的还是小说。依据现有资料，从1931年到1949年，给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一下了一批无论是取材内容还是艺术表现均不落俗套的佳构。印行出版的除《谷》之外，尚有短篇小说集《里门拾记》、《落日光》、《野鸟集》、《果园城记》等，中篇《无望村的馆主》，长篇小说《马兰》和《结婚》。这些作品在当时即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李健吾读过《里门拾记》后，称赞师陀有卓尔不群的艺术性格。沈从文在1936年将师陀视为不追随一时的文学风尚，走着寂寞的独创之路的青年小说家。正是因为这一份不求闻达的创作个性、一种难以标签化的创作风格，使得他的作品虽然在不同时期均有学者予以关注和探讨，但从整体着眼，现代文学研究界对师陀小说的研究视野和阐释力度与其创作实绩相比，仍处于不对称的状态。本文将从以下四个面向对既有的关于师陀小说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以期对师陀小说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有所助益。
一、京派批评与左翼视角：民国时期的评论文章
依据现有资料，民国时期关于于师陀/芦焚小说的评论共有八篇，皆以书评的形式出现。文章的写作时间集中于30年代，具体而言是1936年-1937年，在此期间有六篇评论，分别为李影心评《谷》（刊于1936年8月2日《大公报·文艺》），刘西渭（李健吾）《读<里门拾记>》（刊于1937年6月1日《文学杂志》1卷2期），杨刚评《里门拾记》（刊于1937年6月20日《大公报·文艺》），孟实（朱光潜）评《谷》和《落日光》（刊于1937年8月1日《文学杂志》1卷4期），王任叔《评<谷>及其他》（刊于1937年8月1日《文学》9卷2期），汪金丁《论芦焚的<谷>》（刊于1937年8月10日《光明》3卷5期）。这些文章对于我们理解师陀/芦焚的小说创作是很重要的资料，因为它们传递了当时的文坛中人对于芦焚小说的看法，有助于我们把芦焚及其作品放回彼时的文学语境下去加以考察，并不能因为它们是所谓感悟性批评而其轻轻看过。
六位作者的政治倾向与文艺主张，或是迥然有别，如朱光潜与王任叔，或是同中有异，如王任叔与杨刚，因此，他们在评论芦焚的小说时，各有其关注点，或者说问题意识。但概而言之，朱光潜、李健吾、李影心与杨刚，同属于萧乾所组织的以《大公报·文艺》为园地的书评作者群。在30年代的平津文坛，书评写作曾有数年的繁荣期，是30年代“京派”文学活动的重要构成。萧乾对此厥功至伟。他在执掌《大公报·小公园》和《大公报·文艺》期间，以其对报纸副刊的功能与定位精准把握，对书评之于新文学发展的作用的独到理解，对书评这一文类的长久热爱，积极提倡书评写作，砥砺作者创作，培养读者对于新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并逐渐组织起一支专业的书评队伍。李长之、李健吾、宗珏、常风、李影心、黄照、杨刚、陈蓝、刘荣恩等人为其中骨干，1933年至1937年，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大公报·小公园》和《大公报·文艺》上，他们发表了数量可观的高水准书评。为保证书评的独立与公正，萧乾拟定了如下原则，不接受书商赠书；持论客观、不捧不骂。他定期将值得一评的书寄给上述作者，邀请他们撰写书评。李影心与杨刚的评论文章，也是因此而写。李健吾与朱光潜的文章虽不是刊于《大公报·文艺》，但他们亦属于《大公报·文艺》的书评作者的系统里面，他们对芦焚的关注，仍有萧乾与《大公报》的背景在里面，《大公报·文艺》，是芦焚30年代发表作品的重镇之一。
四位作者里面比较特殊的是杨刚。杨刚，学生时代（1928年）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与萧乾是校友，二人私交甚笃，情同姐弟。30年代，她是北平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也是北方“左联”的发起者与组织者之一。有论者在探讨民国时期的芦焚小说评论时，将杨刚、汪金丁与王任叔的文章视为左翼文学界对芦焚的解读，将李健吾与朱光潜的文章当作京派评论来看待，如是泾渭分明的划分并不确切，忽略了杨刚身为《大公报·文艺》书评作者的身份。杨刚的《评<里门拾记>》刊于1937年6月20日《大公报·文艺》第351期，该期为书评特刊，杨刚这篇为起首一篇。另外三篇分别是黄照的《评<南行记>、<夜景>》，宗珏的《评<野火>》，刘荣恩的《评<吉卜龄自传>》。四篇文章的目录在之前的《大公报·文艺》上已有预告，亦见编者萧乾对这一组书评的重视程度。说来芦焚小说的最初的读者，应该是刊载这些作品的报刊编辑。芦焚30年代的好些作品都是由沈从文与萧乾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改版后的《大公报·小公园》以及《大公报·文艺》上的。1936年5月和1937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接连出版了两本芦焚的短篇小说选集——《谷》与《里门拾记》。这两个集子皆属于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系列。其中，《里门拾记》中有不少作品，即发表于《大公报·文艺》，作为编辑，萧乾对芦焚的小说自是熟悉，且见证了芦焚作为30年代的文学新人的成长。芦焚出版自己的创作选集，自然会引起萧乾的注意。《谷》出版于1936年5月，《大公报·文艺》在8月即刊出李影心的评论文章，动作可谓迅速，也看得出萧乾对于芦焚的期许。这也是目前所知对于芦焚作品最早的专文评论。
回到这四篇《大公报·文艺》系统的评论文章。李影心、李健吾、杨刚、朱光潜的批评文章可归为一类，汪金丁与王任叔的文章则是另外一类。概而言之，李影心等《大公报·文艺》书评作者的文章都肯定芦焚在文字表现技巧上的努力，“《谷》的作者有一种特出的风格，使创作永远保持着清新的生机，现在我们愿说，亦是那特出的风格，支配了通篇创作色调的一贯。看作者展开了题材，鲜明生动，不落凡俗；且看作者进行了事件，曲折宛转，仍能丝毫不紊，各有其可写水的来源与去脉，文章起伏，一丝不苟；又且停顿结尾，有奇突有稳重，概皆沿着合理的顺序，虽说故事终结，尚有余响。” ①杨刚则指出了芦焚写人物的技巧所在，“作者写人写物是中国水墨画的风味，是山水楼阁画的铺排，所取只在其意境和神韵，和西洋油画之心理人物妙肖浓重纯为两路。” ②朱光潜对芦焚的写风景有些微言，但也说明了芦焚在描写风景上的用心，“他爱描写风景人物甚于爱说故事。在写短篇小说时他仍不免没有脱除写游记和描写类散文的积习……但是在芦焚先生的大部分作品里，描写多于叙述时，读者不免觉到描写虽好，究竟在故事中易成为累赘。” ③此外朱光潜与杨刚还敏锐地注意到芦焚的取材所向，即农村（乡土）题材在芦焚的小说中所占比重甚大。《里门拾记》取材于农村的人事，写的是“破毁得只剩一些鸡零狗碎”的“有毒”的农村。“倘若中国的农村小说有它的前途，芦焚正在试着一条中国的有着迷惑性的路径。这条路可以向晦涩诡僻回去，也可以把这个懵懂的尚不曾十分明白自己的民族性揭发出来。” 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