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崇拜与宗教信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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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诠释学相关理论对图腾、宗教以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起源、传承进行研究，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现，具有民族性的内在机制，在传承的过程中受着文化生成机制和社会运行机制双重因素的制约；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纵向传承是针对有利于自身族群生存而进行的本能选择，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横向传播过程经历了排斥、针对性选择和融合的过程；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时代的选择是代替不了基因选择的，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作为内核塑造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本源，成为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精神力量；具体表现为：图腾崇拜与宗教信仰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意识形态、器物与制度上传承的记忆与表达；赋予图腾与宗教内涵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本质是权力和义务的传递，具有社会强制性；赋予图腾与宗教内涵的体育文化传承是民族性格的重塑和民族意识的积累，构成了民族认同感的内核；赋予图腾与宗教内涵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过程的本质是纵向民族文化基因的复制与重组。

关键词：图腾崇拜；宗教信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6-0012-06

图腾与宗教在人类生活早期的远古时代，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精神寄托，为人类社会的秩序建立与调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图腾与宗教在文化生成机制（自然、社会和心理环境）和社会运行机制（传统力量、思维定势和社会结构）的双重作用下，用于祭祀和娱神的舞蹈和竞技项目赋予了特殊的宗教仪式和图腾崇拜元素，形成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的文化内核，这种最初建立在图腾与宗教基础之上的仪式经历了传承→整合→再传承的纵向过程之后成为了代表一个族群性格与基因特征的写意符号。也成为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价值认同和心理力量。韦伯认为“每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必然会有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作为支撑，在这种精神力量的背后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1］。那么是什么力量能够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以世代传承呢？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以期为进一步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与保护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1图腾崇拜与宗教信仰塑造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本源

1.1图腾崇拜与早期体育运动的产生

图腾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化现象之一，是远古时代人类祖先、保护神和亲属的标志与象征。“图腾”（totem）一词来自于西方，原为印第安语，后来英国学者在1791　年编著的出版物上将其翻译为“totem”。“totem”在印第安语中的本义是指“亲戚”，意思为“他的亲属”，也就是说印第安人将图腾代表的动物视为自己的亲属。这是因为在生产力低下的远古时代，人们普遍认为本氏族的人群都起源于某种特定的物种，特别是在遇到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时人们通常认为是神的力量所使然，大自然中的风雨雷电等现象均成为神的力量所使然，由此演变成了对自然的崇拜。远古时代的人类在解释部族起源时也通常认为自己的祖先是某种动物或植物的化身，进而认为自己的祖先与某种动物有着亲缘关系，于是图腾信仰便与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将自然界或自然界以外的某种动物尊为自己的祖先。如在我国的《史记》中便有这样的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族将玄鸟视为自己的图腾。而鄂温克人和鄂伦春人将熊视为自己的图腾，历史上的匈奴族则将狼视为图腾，侗族则将蛇视为图腾，苗族人则以犬作为自己的图腾，而居于我国西南地区的白族则是一个多图腾崇拜民族，以虎、鸡、龙等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关于图腾和祖先的起源还有许多传说，例如居住在我国东北的鄂伦春族中就有这样一段关于熊的传说：“一个猎人在一次狩猎的过程中被母熊掳去，然后关在一个山洞里与母熊住在一起，不久后母熊生下了一个半人半熊的小崽，一天，猎人趁母熊带小熊出去觅食的时机逃跑了，母熊发现后一路追赶而来，猎人跳上一个木筏，母熊追赶不及愤怒之下将小崽撕成两半，一半抛给了猎人另一半留给了自己，自此之后随猎人生活的一半便成了鄂伦春人”［2］。于是鄂伦春人分别将公熊和母熊称为“雅亚”（祖父）和“太帖”（祖母）。类似上述内容的传说不胜枚举。古人对图腾崇拜在一定程度上也演化成为对该图腾所代表的动物的模仿，每逢节日庆典和祭祀活动人们就会模仿图腾动物跳起欢快的舞蹈，以表示对祖先的尊敬和崇拜。如彝族人对虎的崇拜至今仍然保留着在正月十五祭虎的习俗，在祭虎的仪式中人们装扮成老虎，随着锣鼓的节奏模仿虎的动作翩翩起舞。另据《山海经·海外西经》中记载：轩辕氏作为由黄帝子孙聚集而成的部落首领，其特征是“人面蛇身，尾交首上”。《述异记》中说蚩尤氏作为九黎族的首领，其特征为“蚩尤氏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翼如剑戟，头有角”，蚩尤与轩辕角斗时“蚩尤氏头上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今冀州（古代冀州包括今天河北、山西两省以及辽宁省辽河以西、河南省南河以北的区域）有名‘蚩尤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抵”。后来的“角抵戏”（摔跤）就是“蚩尤戏”的遗法［3］。这种徒手角力的技术发展成为“角抵”之术，后来的拳术即由角抵之术演变而来。另外在4000年前大禹治水时期每治好一处水患就用铁水铸一头牛投入水中以镇水患，这一现象也印证了当时对牛图腾的崇拜。再如华夏民族对龙的崇拜也见证了根深蒂固的图腾崇拜的结果，龙是人们想象中的图腾，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人们崇拜“龙”的本领，盼望着龙能够带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封建社会里，龙是皇权的象征，另外龙也代表着一种吉祥之物，能够造福百姓。于是人们在节庆和祭祀庆典中均有舞龙的习俗。这种乡土习俗逐渐演变成为了一项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进而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图腾象征，成为了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4］。总之，正是图腾崇拜造就了原始先民早期的民俗舞蹈和竞技活动的诞生，这种最初的祭祀舞蹈就是后来部分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雏形，这种规定的舞蹈在特定的祭祀时间和节日里成为了一个民族的习俗。正如韦伯所论述的那样“当习俗属于惯例这一事实的构成性加给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时就成为了一项相关权利使之被遵守”［5］。当祭祀和节日的庆典中的舞蹈和竞技活动演变成为每个人的权利时，这项运动就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得到记忆的强化和传承。

1.2宗教产生与宗教仪式中的竞技运动

大量的研究认为图腾崇拜是人类最早的宗教仪式，也是人类一切宗教、文化、社会组织和道德的起源［6］［7］。美国著名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Harold　J.　Berman）则认为“早期的体育萌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在体育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受到宗教的影响”。古希腊的很多典籍都记载原始人以体育活动的方式进行求助和祭拜来获取自然的恩赐。每逢祭祀庆典时人们就会按照自己的意志为神塑型造体，在婚丧嫁娶、祭祀活动中都会有竞技表演的内容，古希腊人则认为他们可以用力与美的形式取悦神灵。我国古代的《吕氏春秋·古乐》、《路史·阴康氏》等许多典籍中也有通过“消肿舞”等舞蹈的形式来祈求神灵保佑，驱尽鬼疫的记载［8］。远古时代，当人类认识自然和世界的能力有限的时候，人类的思维就会主要集中在对图腾和祖先的解释，往往这种解释停留在神话故事里，应该说在这一阶段图腾神话要早于人类对自然和世界万物认识的神话解释。正如前苏联学者柯斯文所指出的那样“人类最早的神话表述主题均离不开图腾，其目的是证明人和在原始人的认识中与人无别的动物是如何发生的，较晚的主题才是大地和世间万物”［9］。应该说宗教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古代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活动范围的增大，人类的思维也随之开阔，特别是抽象思维的能力得到一定的提高后，在抽象思维的作用下人类对许多自然界的事物产生了幻想，并逐步将自然界的事物赋予神奇的力量加以神化。当人类的发展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产生矛盾时，人类自然会面临着战争、疾病和死亡，当人们本能的对上述现象产生惧怕时，人类开始相信灵魂的永生用以调节由此产生的人与自然的矛盾，这一信仰在信徒心中根深蒂固，一直延续至今（表1）。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的产生最初是与人们的物质交换、现实生活和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0］。也就是说宗教观念、图腾意识是与原始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交织在一起的［11］。人们认为通过载歌载舞可以取悦于神灵，进而换取风调雨顺，求吉纳福。笔者认为关于宗教的产生应该是个多维命题，它同时满足四个条件，第一、来源于对自然、图腾和祖先的崇拜；第二、对自然和祖先的崇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的折射，其中宗教的禁忌对社会秩序起到了调节的作用；第三、宗教是人们对死亡惧怕与反对的客观反映，进而认为灵魂可以永生，在一定程度上对信徒的心理有一定的慰籍作用；第四、宗教礼仪实际上是一种表意象征，人们通过仪式的强化进一步巩固对宗教的信仰。西方学者对宗教起源也有不同观点［12］（表2）。

西方学者对于宗教起源的解释更趋向于理性化，宗教的产生是图腾崇拜的延续，而宗教所树立的禁忌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社会秩序建立和维护产生了巨大的调节作用。宗教仪式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宗教信仰的强化。竞技则在宗教仪式中成为取悦神灵的重要“节目”，古希腊人认为祭祀是敬神的最好方式，荷马史诗中就多次提到向神献祭的场景，取悦神的最好方式除了祭祀以外还要举办竞技活动，他们认为神祉喜欢竞技活动。古希腊人在为死者举行的葬礼上都要举办葬礼运动会，在运动会上举办者通常提供马匹、牛羊等奖品来吸引竞技者参赛。他们还认为神祉是参与竞技比赛的，举办运动会是人和神沟通的方式，进而可以取悦神灵并得到神灵的庇护和恩惠。早在1000多年前，生活在古代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人们在新年期间就通过举行宗教性的竞技活动以祭祀太阳神，竞技的内容包括赛跑、赛车、和角斗等。而玛雅人也在春天来临之际举行球戏仪式祈祷风调雨顺，诞生于东方的许多搏击运动也都保留着宗教的仪式性，如在泰拳和相扑比赛之前选手们都要以不同的仪式向神祈祷［13］。在我国每逢节日庆典和祭祀活动，一些地区的人们都要举行各种舞龙活动，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宗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这种看似简单的民俗运动以神圣的文化内涵，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内容的多样化奠定了基础。

2图腾崇拜与宗教信仰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精神力量

2.1图腾崇拜与宗教信仰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意识形态、器物与制度上传承的记忆与表达

社会文化理论将文化分为器物、制度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对文化的传承和理解也要从这三个维度展开。广义的文化概念应该涵盖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精神和物质的总和，在这个概念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也应该涵盖民族传统体育范畴内的一切精神和物质的总和。其中器物层面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最表层，通常是有形的以实物形式存在的。包括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相关的历史古迹、技术、实物器皿和岩画图腾等等，如：记载着新石器时代狩猎、战争、歌舞等形式的云南沧源县的沿江岩画，记载着两晋、北魏、北周、隋朝与五代时期体育文化（主要是射箭、相扑、游泳等）的敦煌莫高窟壁画。以技术形式存在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在器物文化的范畴之内，据《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1990）统计记载，我国共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977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进一步印证了中华文化的历史悠久和博大精深。

中国社会是关系本位的社会，这一点不同于西方的个人本位和社会本位的模式（梁漱溟，1975）。中国社会的组织形式是围绕在血缘关系下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这种关系本位的社会结构被费孝通先生形象地称之为“差序格局”，所谓“差序格局”就像水滴入水，产生层层涟猗，由近到远依次形成远近亲疏的关系网，每个人都可以作为这个关系网的中心点，按由近至远的亲疏顺序向外推出依次为亲人层面、熟人层面、生人层面的关系。正是这种社会结构孕育了中国的宗族制度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生产方式，形成了以村寨族群为主的聚居形式。这种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相对保守的文化氛围，但却保留了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形式。如每逢节日庆典以制度形式进行的舞龙活动黔东南的独木龙舟运动［14］。苗族的抢狮习俗等［15］。据白晋湘教授在《少数民族聚居区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建构研究——以湘西大兴寨苗族抢狮习俗为例》一文中指出“抢狮活动在湘西是苗族文化最大规模的展演，由于地域文化的差异每个村寨的仪式均有所不同，相同的是苗族人对这一仪式的重视，这种仪式的产生是苗族传统社会由血缘和地缘关系构成社会组织的紧密联合体”［15］。这种代表一定区域有着不同文化记忆的体育项目正是中国文化制度层面的特殊结构所孕育的果实。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格局。

意识形态也可以被理解为观看事务的方法，更是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以及人与人之间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反映。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一直以来农业始终是我国主要的社会生产方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始终裹挟着农业或农耕劳作的元素，许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起源于生产劳动，一些民族的体育项目就是对农事生产文化的表达，动作的构成也都是在模仿犁田、插秧、割谷、挑担等姿势。而生活在西部和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形成了独特的意识形态，游牧文化的游走扩张心态与农耕文化所体现出的小富即安的保守心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6］。所以体现竞争、对抗与狩猎为主题的射箭、赛马、摔跤、投、攀登活动形式成为游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达形式。这种各民族所特有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记忆与表达方式，是民族性格形成的关键，在一定程度上也维系着文化的认同与交往。这种深层的精神文化层面作用远比民俗竞技活动的本身更为重要，因为它是这个民族性格的延续。

2.2赋予图腾与宗教内涵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本质是权力和义务的传递，具有社会强制性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根植在特殊文化空间和民俗语境之中的产物，经历了社会变迁的洗礼，一部分项目与西方体育进行融合，进而形成了以竞技为主体的跨区域传承与传播（比如竞技武术），而生存在特定文化空间与民俗语境之中的项目仍然保留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比如上文所述的独木龙舟、苗族抢狮等等），进行着本土化的传承与传播。因此笔者认为本土传承与跨区域传承构成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基本模式（图1）。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方式的分异是由文化本质决定的，不同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必然会存在着冲突与差异，产生“交集”部分的文化或者说具有普适性的文化，必然会得到广阔的传播空间，存在明显差异（意识形态上）或者需要特定文化空间和民俗语境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自然会停留在小范围的本土传播。无论是本土传播还是跨区域传播对文化所属族群中的个体来言都是权力和义务的传递。这是因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和充分表达。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基因符号和民族性格的写意特征，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和社会秩序的构建起到了有序调节的作用，但是文化差异也是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各个民族都对自身的文化传统有着本能的高度自觉，对域外文化都或多或少的具有排他性或抵触心理，这是因为民族传统文化常常代表着祖先宗族的“遗产”，具有明显的基因特征，是民族自家认证的历史凭证，更是这个民族得以延续的根基所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在一定程度上也承担维系人类社会组织结构的重要使命，建立在图腾崇拜与宗教信仰层面上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可以强化民族精神的认同，摆脱民众在精神上的不良情绪，进而避免社会冲突和宗族的瓦解。因此，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图腾信仰与宗教崇拜在人类家庭和宗族的结构变迁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宗法制度的形成、父权社会的建立均离不开祖先崇拜，站在这一角度上来讲个体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接受和传承是建立在祖先文化基础之上的传递，因此也是权利和义务的传递。从这个角度来讲民族传统体育已经脱离了简单的体育层面，它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祖先、宗族等方方面面的元素，它更是一种民族精神和文化记忆的表达。因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首先是具有明显的宗教特征的，它是一定时期历史和文化规训的结果，更是为了纪念神灵和先祖的仪式，与民众的民间信仰有着完全的一致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还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现象存在，往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在节日庆典或祭祀中举行，人们借助庆典的机会隆重集会载歌载舞，通过民俗文化和体育项目表演社会的各个群体或村落之间得到有效的整合，体育项目的仪式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本部落或族群文化的再次强化。“仪式的过程也在不同程度上规训了村民的道德行为，维护了村落或族群共同体内部的秩序”［17］。仪式的真正作用是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本族文化的认同，这时个体早已融入到本族文化的范畴之内，对本族文化的传承社会个体均上升到权利和义务的层面，社会个体在文化传承中所表现出的权利和义务折射了社会结构的有机构成，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通过宗教仪式中文化符号的提示和确认，为社会组织的构建提供了导向作用，这一过程的实质在于对社会个体的权利和义务的强调。

2.3赋予图腾与宗教内涵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是民族性格的重塑和民族意识的积累，构成了民族认同感的内核

文化的规训是形成一个民族性格的根源所在，不同的区域由于地理和文化上的差异造就了风格迥异的民族文化传统。例如古希腊人居住在毗邻爱琴海和地中海的区域，海洋性气候造就了希腊人民以商业文明为主的社会生产方式，形成了外向、好动且具有挑战性的性格特征和以契约为主的社会结构关系，人们在与自然界接触的过程中形成了对英雄和自然的崇拜。而我国古代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社会文化体系，天气、土地等自然因素在人们的生产和食物获取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体系，进而也造就了中国文化保守、内敛和苦行主义色彩。其传统体育文化中也形成了自我修炼为主，强调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这与西方体育文化体系中偏重竞技与游戏的理念截然不同。另外，西方人在饮食上多以蛋白质和脂肪为主而东方人主要以植物、糖和淀粉为主，西方人进食的工具主要是刀叉而东方人使用筷子故小肌肉群较为发达，因此在完成动作准确性上东方人要明显优于西方人，而西方人在爆发力和肌肉力量等方面又优于东方人，进而形成了在技能上和体能上的不同优势［18］。这种在体育运动中表现出来的风格不同，本质是文化和人种上的差异。

今天我们在世界各个地区所看到的任何一种民族体育形式都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高度浓缩，这种浓缩的文化形式所表达出的文化信息是这个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的文化记忆，更是这个民族的文化积累。赋予了图腾崇拜与宗教信仰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通过传承→积累→再传承的方式生生不息构成了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内核。这种文化的内核是这个民族的基因图谱，是可以识别的符号，更是这个民族的精神和品格的外在表现。只要这个精神还在这个民族就不会灭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以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为载体的文化传承联系着民族深层次心态结构和认同意识［19］。每逢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举办之时都是对个体的一次再教育，这种民族意识和认同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人们的内心深处，是民族的核心要素，已经融入到了每个成员的意识之中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自觉意识。这就是文化传承中的心理传承（文化传承包括器物传承、语言传承、行为传承和心理传承），心理传承也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传承，心理传承也是文化传承的内核所在，这也就不难解释通过文化铸就民族性格的根源所在。这种传承一旦形成就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的特征。因此赋予了图腾崇拜与宗教信仰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仪式性的传播过程中是对民族性格的重塑（强化）和民族意识的积累，构成了民族认同感的内核。

2.4赋予图腾与宗教内涵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过程的本质是纵向文化基因的复制与重组

图腾与宗教元素赋予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后，构成了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核，使民族传统体育脱离了单纯的竞技项目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其本质是民族性格与文化的纵向基因复制过程。但是文化的复制过程并不是等量信息复制，往往是在传承的过程中通过文化整合又附加了新的文化元素，这一过程是文化的自我选择和融合过程。这是因为文化的传承过程是会受到文化生成机制和社会运行机制两方面因素的制约，这两种制约因素是潜在并且无形的，文化生成因素主要包括自然、社会和心理环境三个方面，而文化运行机制又包括传统力量、人的思维定势和社会结构要素等。从表层看这两种因素制约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而内层又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进而导致文化传承具有生物学中的基因属性［19］。纵然经过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更迭保留下来的文化形式依然具有典型的民族和区域特征，进而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定位（表3）。

这些代表着不同区域和不同民族的传统体育形式在进行文化纵向传承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文化的横向传播，纵向传承的受众大部分是本族人群，而横向传播的受众往往又多涉猎域外人士，在纵向传播的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根据有利于自己群体生存的原则进行选择，而在横向的向外传播过程中往往也是文化经过排斥、选择性的接受直到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在不影响纵向的文化传承基础上进行的。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这样这个民族才能保持延续和完整。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和社会变迁过程中仍然能够得以保存，其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国文化具有纵向的联系和模式类型的选择性，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域外文化进行排斥和选择性的接受作用。这也印证了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时代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不了基因选择的规律。这也解释了在现代社会仍然有一些古老的风格迥异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或仪式存在的真正原因。

3结语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创造了博大精深且风格迥异的文化系统，这些文化构成了不同族群独特的写意符号，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庞大体系中的子系统，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其本质已经超过表面上的竞技形式，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是民族的价值认同和民族精神的纵向复制。图腾与宗教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现。当然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过程中也存在着文化的消亡，这一定是文化生成机制和社会运行机制的剧变所导致的，必然是一个长期过程的结果。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具有民族性的内在机制，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纵向传承是针对有利于自身族群的生存进行选择，在横向的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经历排斥、针对性的选择和融合过程，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时代的选择是代替不了基因选择的。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塑造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本源，成为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精神力量，具体表现为：图腾崇拜与宗教信仰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意识形态、器物与制度上传承的记忆与表达；赋予图腾与宗教内涵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本质是权力和义务的传递，具有社会强制性；赋予图腾与宗教内涵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是民族性格的重塑和民族意识的积累，构成了民族认同感的内核；赋予图腾与宗教内涵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过程的本质是纵向文化基因的复制与重组。因此，作为一个民族身份的认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也是这个民族得以稳定、延续，并满怀自信走向未来的智慧源泉与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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