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看澜——记葛兆光
时间：2021-04-17 08:17:5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葛兆光新著《宅兹中国》出版迄今已引起较大反响，《读书》、《开放时代》、《文汇读书周报》等陆续登出有关评价文章，对其学术内容、学术贡献多有阐发。不过，笔者觉得似还有一些读后的感想和意见不吐不快。
首先，葛兆光身为近三十年来中国文史研究领域的“一线”学人、“一流”学人，通过《宅兹中国》一书，笔者以为比起书中一些具体观点和看法更重要，他实际上还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史研究者究竟应该以何种“语言”从事相关的写作和研究？当然，这不是一个诸如使用中文或者使用英文、法文、日文等等之类的简单问题。恰巧，在《宅兹中国》之前半年，葛兆光还推出一本《看澜集》。将这两部著作合起来看，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特别的思考相关问题的线索和途径。
《看澜集》可以看作葛兆光本人三十年来的学术编年史，从一九七八到二零零八年，逐年记下自己当年的主要学术关注。最初从贵州苗疆的小县城考到北大中文系读古典文献专业，但并不知道这个专业到底是学什么的，只知道要读古书，于是带上《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古籍及几本流行的苏联解冻小说上路。葛兆光在此所不经意提到的这几本行箧之书，假如联系到他日后的学术发展，倒也似乎可以读出几许个人学术“元年”的预示性意义：一方面是对古典和当下中国的始终不渝的系恋，另一方面是对世界文史学术潮流的敏感和“预流”。三十年是一个人学术生涯中一段不算短的旅程，但总有它的变与不变。在一九八四年以前，《胡仔考》、《〈旧唐书〉与〈新唐书〉》、《唐代文章总集〈全唐文〉》及《唐集琐记》等，葛兆光所接受的还是传统而正宗的中国古典文献专业的童子功训练。但从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对道教与唐诗、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禅宗、道教与中国文化等问题的关注，葛兆光的学术旨趣渐次转移到文化史，甚至更后来的思想史方向。这一转向既得益于当年国内所谓“文化热”的高潮与余波的沾溉，也得益于法国年鉴学派、福柯理论、后现代历史学等文化史、思想史研究领域国际学术新变的冲击与影响。在《看澜集》中，世纪之交的一九九九年，其系年标题是“缺席的中国”，接下来二零零五年是“大明衣冠何处”，二零零八年是“通过亚洲认识中国”——不消说，这已经是《宅兹中国》的主题了。在《宅兹中国》的“后记”里，葛兆光说本书中最早的一篇写于二零零二年初，时间也大体相当。晚近十年，葛兆光把对古典中国的文化史、思想史的探求，结合日本、朝鲜的古典文献、古代资料，一步步推进到交错的文化史、思想史领域。
百年以来中国文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断强调所谓现代化与专业化。文史研究领域也因为过度的现代专业分工，条块分割，划疆而治，形成了各自的学术规则、学术“方言”。可以想见，葛兆光如果沿着《胡仔考》、《〈旧唐书〉与〈新唐书〉》的治学路径，也将是一个不错的中国古典文献“专家”；沿着《宋代文学导论》的路径，也将是一个不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专家”；沿着《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禅宗》的路径，也将是一个不错的中国宗教史、中国文化思想史“专家”。近十年来，不少中国文史学者利用出国进修、讲学的机会，在巴黎、伦敦、纽约、东京、首尔等地挖掘、整理和“发现”有关中国的文献，渐渐形成一个所谓“域外汉籍”的研究新领域；葛兆光自也不乏这样的进修、讲学机会，也写了“域外中国学”的论著，本也可以以成为一个域外汉籍的文献“专家”而自足。但葛兆光三十年学海“看澜”的学术进路表明，在用古典文献的研究思路和眼光研究古典文献之外，还有用道教、禅宗等文化史、思想史、交错的思想史思路和眼光研究古典文献的更大可能性；在用传统古典文献的研究思路和眼光发掘、整理、介绍域外汉籍以外，还有用交错的思想史的思路和眼光研究域外汉籍的更多选择；在用地域、地理的思路和眼光研究中国古代文史（如唐代关中地区、明清时期的江南，皖学、闽学、岭南学等）以外，还有将这些地域、地理的“区域研究”与“从亚洲出发思考”、“大汗之国”（蒙元与清）研究等结合起来的更开放的学术尝试。这些尝试和选择的可能性，也代表着葛兆光长期以来的一种努力，一种走出各种学术“方言”一隅的自说自话，在更广阔的空间流通与视野交融之中，寻求和达成某种学术“普通话”、学术“世界语”的努力。
何谓今天的学术“普通话”、学术“世界语”？二零零六年，美国著名汉学家康达维为台湾女学者郑毓瑜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性别与家国》一书作序——《朝向国际化的古典文学研究》。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二十一世纪已经到来，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将面临一个关键的时刻。在经济和文化进入全球化趋势的同时，各国文学也应朝向国际化发展前进。因此，研究亚洲文学的专家们，无论以中文、日文、法文或英文写作，也开始以共通的语言沟通。这意味着他们提出相似的议题，运用相同的专业词汇，并以共通的方法进行分析。”这篇似乎并未受到多少重视的序言，不仅值得“研究亚洲文学的专家们”注意，也值得研究中国文史的专家们认真聆听，它强调了无论是以中文写作还是以日文、法文、英文写作，能够提出相似议题、运用相同专业词汇和共通方法亦即“共通的语言”的重要性，也可借以简要阐发笔者所谓学术“普通话”、学术“世界语”的确切内涵。这也与葛兆光本人对陈寅恪著名的“预流说”的阐释若合符契，所谓进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即进入国际学术研究问题、材料和方法的主流。具体到《宅兹中国》，其副标题“重述有关‘中国’的历史叙述”也是本书“绪说”部分的标题，葛兆光在此分别探讨了五种质疑中国同一性的研究叙述，包括有关中国的“区域研究”、有关亚洲研究、某些台湾学者的“同心圆理论”、有关蒙元清等“大汉之国”研究，以及主张“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后现代史学等，实际上已预设了自己将与这些学者在“共通的语言”平台上对话。
不过，即使各自操持着汉语、英语、日语等不同语言，也无妨甚且必须拥有“共通的语言”，但拥有“共通的语言”又并不意味着从事中国文史研究的学者须要排斥或放弃与所操持的汉语、英语、日语等密切相关的具体语言身位，简单接受或照搬一直以来所谓（西方）主流、强势话语。这也关涉到由《宅兹中国》所引起的第二个问题。面对近代以来对于中国同一性的诸多质疑，葛兆光依然可以凭借古典文献研究的考索之功，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会通之思，域外汉籍研究的借光之照，从自己的汉语语言身位出发（from China），不怯于提出关于“中国”（of China）的尖锐的学术观点、坚硬的学术立场（张隆溪赞之为“掷地有声”）。在《缺席的中国》一文（也是葛著《域外中国学十论》的序言）里，葛兆光痛感在有关“中国”的国际文史研究领域“中国”的缺席，而这种“缺席”实际上存在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是在包括吉登斯、爱里亚德等著名学者在内的有关中国的著述里，“中国”看起来像是别的什么国家，唯独不像中国；二是中国学者的缺席，大陆学术界在西方中国研究的角色类似于经济领域的出口加工区，只出口“初级毛坯”（所谓“材料”），无法或无力提供“精致论述”。而如何使“缺席的中国”出席？用葛兆光自己的话说，“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一个身在‘中国’的文史学人如何进行自身文史的论述”？这正是《宅兹中国》关注和着力的重点。“东海”，则是《宅兹中国》及其所倡导的交错的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核心观念与构想之一。三十年孜孜以求的学术思想浪花，也仿佛经过不断的推波助澜，汇于“东海”。“东海”不仅与“西域”，与由王国维、陈寅恪等世界水平的西北史地研究的“西域”，先后呼应，更与“地中海”、与由年鉴派史学大师布罗代尔等人开创性的西方近代文明研究的“地中海”，东西辉映。从西域到东海，葛兆光在前辈学人的基础上再度开廓“中国”的时空参照系，把“中国”置于宋元明清以来的时间序列和利玛窦以来的海通交流特别是明清以来中、日、韩东亚三国的空间格局之中，重述“中国”政治、历史、文化的三重意涵，特别是其中的历史文化意涵。将东海与西域、地中海并置，在西域或地中海所发生的周边种族、宗教、文化、政治等异常复杂多元的交错、冲突，历经数百年相互交流与影响“由异而同”，在东海却翩其反而，迥然不同，朝鲜、日本、越南与中国不仅逐渐“由同而异”，从共享历史传统转向彼此文化分离，而且随着大航海时代西方因素的介入，使得这一本来就和西域、地中海不同的文化区域，变得更加风云莫测，有可能成为全球文明史的一个新的模型。
在这样中长程距离的历史与现实的文明时空交错与对比中，葛兆光变中求通，从中国的坚定立场出发，自政治、历史、文化等多重面向力图恢复和保留“中国”坚硬的文明内核。更加重要和意味深长的是，这样一个回到本土和本源，在中国历史、文化自身的内在脉络中，理解中国问题、理解古今中西之争问题的要求，似已渐成当前文史研究领域的新趋势。
不过，强调中国文史学者的汉语语言身位、中国立场，也不应忘记有关身位、立场的固有限度。这也是本文所要提出的第三个问题。葛兆光在本书“自序”里曾解释何以以“宅兹中国”作为书名，说它是一九六三年在陕西宝鸡发现的西周铜器何尊铭文中的一句话，“中国”二字最早出现在这里，“宅”字具有“定居”和“墨守”等新旧两重意思。这一解释似乎正与《宅兹中国》一书试图在对中国同一性的多种质疑声中重新“定位”中国的学术宗旨相符合。但这只是一方面。葛兆光未曾明言实际上通过本书将“中国”融入东亚、亚洲、世界之后，在“定位”中国某些方面的确定性的同时，也将中国投放在了一个比一个更大的范围之中，带来了消解、消融这些确定性的可能。换句话说，在所谓多重视野、多面论题的“宅兹中国”的问题探讨中，也同时产生“宅”在哪里、“兹”在何处等更多的问题。这一点，只要我们将《宅兹中国》与王元化先生生前所编的那本《释中国》对照阅读，就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释中国》里的每一篇文章都似乎有理所当然的明晰结论，阅读起来即使不能说没有疑惑但一定可以说没有多少压力。《宅兹中国》却处处构成阅读的压力，它是在无可确定之中勉力确定，在“宅兹中国”的同时也在挑战“宅”“兹”“中国”。因此，《宅兹中国》的标题不禁令人联想起福柯的《词与物》、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等著作。福柯《词与物》从“词”与“物”之间的表象关系入手探讨十七世纪以来西方人文科学的两次认识型差异转换，同时也拆解了“词”与“物”之间的所谓和谐统一关系。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并非文学史，而是对包括古典在内的文学史之批判，作为通过追溯“起源”的方式进行的批判，同时也是对“起源”进行批判。这些著作的共通特点是充分意识到所探讨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尽可能在更大的论域中敞开问题，从而避免在以一种观点商榷、取代另一种观点的同时又使这一观点本身成为一劳永逸、颠扑不破的真理和教条，压制或排斥了其他更多观点的可能性。所谓文史学者的汉语语言身位、中国立场，也同样不无此虞，所以葛兆光曾这样小心提醒说：“一个身在‘中国’的学人，应当反省如何既恪守中国立场，又超越中国局限，在世界或亚洲的背景中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在“恪守中国立场”的意义上，我们想到“重建”；在“超越中国局限”的意义上，我们也许更应该想到“拆解”。葛兆光在书中《想象的和实际的：谁认同“亚洲”？》一章所讨论到的日本当年的亚洲研究，一方面意在挣脱西方话语的主宰和束缚，不无学术正当性，但另一方面将这一学术正当性片面自我夸大和固化，终沦为日本侵略亚洲各国的军国主义学术帮凶。这一深刻的教训证明殷鉴不远，也证明从福柯、柄谷行人到葛兆光的写作策略，并不是无谓的“语言反讽”的修辞练习，或多余的杞人忧天。
因此，笔者有鉴于现有的对于《宅兹中国》的诸多评论大都侧重于高度评价其“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的学术贡献，亦即多停留在本文所说的第二个问题的层面，建议不妨同时将有关评论所侧重的问题适当“前移”和“后延”，前移到须要思考有关中国文史研究的“语言”特别是“共通的语言”的重要性，后延到须要考虑葛兆光通过《宅兹中国》“东海看澜”，不是完成乃至于封闭有关论题，而是在于敞开论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