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理性主题与情感构境

[摘 要]柯林武德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是其史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因应于实证主义史学传统重视原始史料与恪守价值中立原则，柯林武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一命题体现了理性主义特点，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历史学家而非史料置于历史知识建构的中心，认为理性分析历史事件的关键是发现人类历史的目的性。不同于学界的唯理性主义指责，柯林武德在历史认识过程中，既注意到理性（目的），也没有忽略理性所依托的情感构境。尽管柯林武德做出的基本情感与非基本情感区分并未妥善解决历史认识中理性（客观）与情感（主观）的关系问题，但他围绕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一论题进行的相关阐释体现了其辩证的、理性的思想特点。

[关键词]柯林武德;思想史;理性主题;情感构境

一

实证主义史学家遵照的是机械反映论，认为自己在鉴别了史料真伪，在保持价值中立的原则下，将史料组织成一个合理的历史叙事后，就对相应的历史做出“如实”说明了。这是实证主义史学传统的历史认识论。现在看来，它当然是不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天方夜谭。但在实证主义史学传统盛行的19世纪，这个认识论是无可质疑的，是个无需再思考的问题。这反映了自然科学发展给人们带来的巨大信心。实证主义史学家在借鉴自然科学认识自然的思维模式认识历史时，也将自然科学家揭示大自然奥秘的自信心带入历史认识领域中了。

实证主义史学传统对历史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包括收集、整理和出版大量文献资料，系统史料批判方法成熟，重视原始资料以及历史学在上述条件下取得一门独立学科地位。但实证主义史学在取得卓越成就同时，确实也存在不可否认的缺陷：第一、随着越来越多史料被发现、整理和出版，实证主义史学家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束手无策，而且如何以科学的标准选取史料也是他们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二、史料基本上以文字形式呈现，这类史料不可避免带有当事人的主观偏见，史学家在此基础上又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这表明写出完全客观的历史著作是不可能的。第三、文字史料记载的主要是政治、军事与外交方面的事件，因而依据它们写出的历史主要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等上层人物的历史。随着时代发展，这类历史著作已不能满足人们了解社会下层历史和整个社会经济变动的需要。这些缺陷使实证主义史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临巨大危机。产生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实证主义史学家在史料面前缺乏主体意识和能动性，未能深入挖掘和有效解释史料的意义。柯林武德在这一背景下提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就是针对实证主义史学上述弊病。

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涉及一个历史认识论的问题：历史学家在历史认识中的地位如何，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柯林武德将人类有目的的行动看作历史学研究对象，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他所批判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满足于历史理解，不进行历史解释，对历史材料中所包含的信息挖掘深度不够。他将历史人物看作鲜活的、有生命的思想个体，而不仅仅是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历史事件的机械执行者。当然，任何历史人物在进行活动时，都不是麻木的、无思想的。但是历史记载大多偏重于历史人物外在行为的记述。要鲜活地反映历史，就要求历史学家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描述历史人物外在行为下的思想活动。笔者以凯撒入侵不列颠为例，介绍柯林武德运用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原则对这一历史事实的分析。

朱利叶斯·凯撒是古罗马政治家和独裁者。公元前60年，凯撒与庞培、克拉苏组成前三头政治同盟。公元前59年，凯撒担任执政官。公元前58年，他出任高卢与伊利里亚总督。公元前55年和前54年，凯撒先后两次入侵不列颠。当时大权在握的凯撒引起元老院怀疑，因而元老院要求凯撒交出兵权。对于这个历史事件，柯林武德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动机促使凯撒进攻不列颠，凯撒通过入侵想获得什么，凯撒在执行这个计划之前酝酿了多长时间，是凯撒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至今仍禁不住问这些问题。除非我们发现某种答案，至少是对第一和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仅仅叙述凯撒进行的战斗仍让人感到不知所云、一头雾水。”[1]32

对于凯撒入侵不列颠的动机是什么这个问题，柯林武德首先给出一个尝试性的回答。“最简便的方法是在凯撒的著作中寻找，他叙述自己入侵的动机是，在他进行的几乎所有高卢战斗中，不列颠所发生的偶然情况一直是有利于他的对手的。在其他段落中，他证实了不列颠与高卢之间的紧密联系……每个阅读了凯撒对入侵的解说的人都知道，随着他在高卢战事继续，越来越关注保持和平问题，防止和镇压他所征服的部落中那些激烈要求独立的反叛活动。正是提防这样起义的必要性，使他在穿越英吉利海峡去不列颠进行最后一次冒险之前，做出了有关高卢事务的最终决断。正是凯撒担忧不列颠事务的迫切性，使他在将高卢战事进行到底之前放弃了。几乎无可质疑的是，同样的动机也决定了凯撒入侵不列颠。”[2]32

凯撒入侵不列颠是个有目的的行动，而不是单纯的事件。“不能假设凯撒只想进行一次惩罚性战争，一场大规模掠夺，其目的是告诉大不列颠人，他们是处于罗马统治之下的，并警告他们不要干预高卢事务。这是凯撒在德意志想做的。如果他在不列颠只想达到这种目的，那么他在德意志已经做到了。他想要做得更多。”[3]33因而，历史学家对凯撒行事目的的不断追问，构建的是一个事件网络。因为这已经超越了对这一目的本身的单纯描述，也牵涉到凯撒对当时情势的判断乃至他个人的情感、抱负。

柯林武德通过分析凯撒入侵不列颠这一历史事件，例示其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史学理念：历史学家是历史认识活动的主体与中心。这相对于偏重史料批判考证的实证主义史学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所有历史资料和历史事件，只有在经过历史学家的考证和评判后，才能进入历史认识领域。这是对历史学家主体性的极大肯定。与这种通过分析孤立历史事件进行例证相比，柯林武德更注重系统阐释历史认识中“思想”的涵义。这更能体现其理性主义特点和人文主义史学观念。

二

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中思想的涵义，“很明显，我们需要做出限定。历史学不是再思考以前被思考过的，而是你自己去思考，进行再思考。学习数学的人也是一个数学史家，只要他在思考：我在此正思考毕达哥拉斯在我之前思考过的……对于毕达哥拉斯来说，了解其他人如何思考三角形，不是思考三角形的一个必要部分。对于征服者威廉来说，了解其他人对政治局势的看法，不仅是考虑局势的必要部分，也是基本部分。政治局势，也就是人们对局势的看法。因此，思想不是有两种，而是有四种意义：（a）思考行动;（b）思考对象;（c）独特种类的思考行动，其对象是思考行动;（d）独特种类的思考对象，其本身是个思考行动。我们在历史学中所涉及的，是思想的第三种意义。”[4]223-4

与区分思想的四种涵义相关，柯林武德深入探讨了第三种涵义，思考活动既作为主动的思考行为，又作为被思考的对象。“思考活动不仅是主动的，而且也是被动的。它不仅是一种思考，也是能够被思考的某种对象。但是，因为（正如我已经努力表明的）它从来不仅仅是被动的，它需要以一种独特的、只适合于它的方式被思考。它不能被放置在进行思考的心灵面前，作为一个现成的对象。它不能以独立于那个心灵的某种事物而被发现。它不能孤立地被研究。它从来不能被‘被动地’被研究，在‘被动地’的涵义排除‘主动地’的意义上。它必须以其实际存在状态被研究，也就是说，必须作为一个行动被研究。”[5]292思考行动既作为主体行为，又作为思考对象的双重性质，在历史学领域就意味着，历史学家重新思考过去的行为，也具有这种双重性质：历史学家在再思考过去的思想时，他自己的思考也被做出价值判断。而且被历史学家再思考的思想、以及植入现在的思想，也要被做出价值判断。

就思想的内容来说，“如果不从时空定位方面界定思想，而是从其概念（语言）内容方面界定，似乎我们很有理由将历史学（以及任何与思想相关的主题）看作反自然的。无论如何，柯林武德得出结论，认为任何真正的思想科学都建立在不受时间影响的思想内容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自然世界中的时间、空间和因果性上。因为如果思想不是时间空间的，那么它不能是因果的，特别是当因果性意味着时间的变化时。柯林武德认为我们不应将思想和行动看作与原因和结果相关的，而是看作与内部和外部有关的。要解释就是要重新描述，而不是提供一个原因：‘当他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它发生的原因了’。”[6]125在按照这种思路界定思想的过程中，柯林武德指出了历史学研究的独特性：通过区分历史事件内部与外部，排除了自然科学意义上原因与结果概念在历史学研究中的运用。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试图利用源自思想的证据，目的不在于明确恢复其中包含的思想，而是恢复作者（极有可能）没有认识到的思想。一个人为了完成这个目的，需要进一步阐述重演思想。根据柯林武德《新利维坦》中的论述，似乎他已做到了。在那部著作中，他认为应该通过反思与说明认识心灵，这种反思是我们每个思考的个体在某种程度上都经历的。历史学告诉我们的只是思考者能够反思，尽管不仅仅是反思的内容。他乐于承认，实际上是尽力强调重演过程中他者思想重建的积极作用。”[7]128在这种意义上，历史认识过程不仅是批判性的，也是建构性的。

柯林武德所理解的思考活动，是反思的活动，是历史认识的对象。反思的活动定义是，“一个我们了解的活动，并且是一个我们正在努力去做的活动。因此，当进行完一个反思的活动后，我们知道这个活动完成了，通过观察这个活动已经符合我们最初构想的标准或规范。因而，反思的活动是一个我们能够预先知道如何去做的活动。”[8]308柯林武德认为，反思的活动与非反思活动的区别在于进行活动时是否有对活动本身的意识。前者是历史认识的对象，后者则不是。

历史学是人类进行自我认识的结果，“历史知识是有关心灵在过去做了什么的知识，同时它也是重新做心灵所做的，在现在将过去的行动保存下来。它的对象因此不是一个单纯的对象、外在于认识它的心灵的某种事物。它是一种思想活动，只要进行认知的心灵重演它，就能认识它，并且在这样做时，心灵也认识了自己。对历史学家来说，他正在研究其历史的那些活动，不是要被观察的现象。它们是被动的，或者说要被他认识的，仅仅因为它们也是主动的，或者说是历史学家自己的活动。”[9]218但这种“自我认识，不是对人身体属性、解剖和生理的认识;也不是对人心灵的认识，只要心灵由感觉、知觉和感情构成。自我认识是对人类的认识能力、是在思想、理解、理性方面的认识。”[10]（P205）由此，柯林武德将感觉、知觉等因素排除出历史认识范围之外。并非所有人类行动都是历史学研究的主题。由人类思想决定的行动是能够进入历史学研究领域的。由人类生物本能决定的行动则不能。

这涉及柯林武德对“思想”概念的定位。他将思想视为与“感觉”相对的术语：某种感觉被经历后，会逐渐消失;但对这种感觉的陈述，其中蕴含了思想的因素，是不会消失的。因为感觉是个人的经历，而对感觉的陈述则是公众性的，能够为他人所理解和传承。在此，康德关于理性与感觉相对立的观点，为柯林武德继承并用于历史认识论建构。“人能使自己的对象脱离开感官、从而使之更加内心化和更加持久化的这一倾向，就已经标志着理性之驾驭冲动的某种意识了”。[11]66柯林武德并未止步于康德的论述，而是系统地阐述过去的观念性，以证明“思想”规约历史认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历史学家的“思想”，成为历史认识的标杆：所有历史事件，只有成为历史学家的思想对象，才有可能成为历史认识的对象。柯林武德强调历史认识过程的思想方面和理性特点，但他并未将这种立场发展到极端的程度，也考虑到了历史认识中的情感方面。分析柯林武德对理性主题与情感构境这组对立关系的态度，可以比较全面地揭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命题的意义。

三

根据以上分析，柯林武德认为历史认识对象是理性的、反思的人类行动。这并不包括由人类本能、感觉等决定的人类行动。不能纳入历史认识范围的人类行动也包括那些由人类感情决定的行动，例如由爱、恨等感情决定的行动。关于历史认识对象的上述观点，主要是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所表达的立场。

而在《艺术原理》与《新利维坦》中，柯林武德表明感情与思想交叠的观点。伴随感情与思想交叠的观点而来的是：在《史学原理》中，他在上述立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将人类的感情也划入历史认识的范围。需要注意的是，柯林武德观点的这种演变历程，是一种“发展”，而不是“变化”。因而，笔者在接下来阐述柯林武德在《史学原理》中所述立场时，也会引用《历史的观念》中的相关内容。这种做法的用意在于表明：在《历史的观念》中，柯林武德虽然在文字表述上将感情排除出可进行历史认识的范围，但是他以这样的用语着重表示的是将知觉、感觉等没有体现思想的因素排除出去。在《史学原理》中，他进一步将上述立场明朗化，将感情看作历史认识的对象。

柯林武德认为，人类的语言、行动是表达思想的。人类的行为有两个特点：一、语言的特点;二、著述的特点。“对一个理性动物来说，只要他是理性的（我重申，就人类的情况来说，那也绝不是离题的），每个行动都有语言的特征：每个行动都是一种思想的表达。他在所居住的世界中的每个行动痕迹，都有著述的特征：对能够解读这个行动的人来说，每个这样的痕迹都是他思想状况的证据。”[12]49

柯林武德强调思想的语言特征，而语言在表达思想同时，也表达感情。“我迄今为止一直在说明，话语（discourse）有两个功能，一个是表达思想，另一个是表达感情。我想解除的误解是，科学话语或知识化的语言有第一个功能，而没有第二个。但我还想更进一步探讨。一种感情通常是关于某个行动的感情内容。对于每个不同种类的行动，就有不同种类的表达……与思想经历相关的情感内容，是由受控制的语言行为来表达的。”[13]266

上述思想、情感与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表明柯林武德认为思想与感情是紧密相联的。因而，历史学家在重演过去的思想时，也能体验到与这种思想相联的感情。“以语言表达一种思想，从来不是直接和即刻的表达。它是以依附于那种思想的特殊感情为中间媒介的。因而，当一个人用语言向另一个人解释自己的思想时，他直接和立刻就做的是，向他的倾听者表达他所认为的特殊感情，并说服他的倾听者去体会这种感情，也就是说，说服他去重新发现自己所发现的一种思想。倾听者认识到说话者所表达的特殊情感之中的思想。”[14]267“故事的主题在现实生活中不断被重演，当一个爱人发现他所爱的对象后，就不再满足于接受爱慕的被动角色，而是像一个真正的人或任何方式去行事。”[15]69这里的重演不单是理性思想的重演，也包括感情的重演。这表明柯林武德此时将重演对象的范围扩大，将感情也包括在内。

柯林武德认为历史认识的对象包括感情，但并不是说历史个体的所有感情都能成为历史学家认识的对象。只有在历史个体进行历史思考时，与这些思考行动相伴随的感情，才能被历史学家重演。他对可以进入历史认识范围的感情提出两个限定条件：一、与历史个体的思想活动相伴随;二、引起了历史个体的行为，并且留下了相关的证据。例如，一个军官在率领士兵与敌人进行战斗时，因为寡不敌众命令部下放弃一部分辎重快速撤退。这件事当然是反映了军官畏惧的心情，在一定程度上，军官也是因为畏惧才做出这个决定。而且，这位军官的副官在自己的回忆录或日记中也记录了上司当时的焦躁情绪。那么，历史学家根据与这个事件相关的各种史料，在研究军官思想活动同时，也能够体会军官当时的畏惧心理。当然，历史学家体会到军官的畏惧心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理解到军官在当时情形下产生了这种畏惧心情。为了切实体会历史当事人的情境，柯林武德区分了基本情感与非基本情感。所谓基本情感是在某种感情作用下，历史人物能做出历史活动。这种区分跟其历史行动“内部”与“外部”的区分一样，是武断的、也易引起误解的。

柯林武德在说明历史认识对象时，没有对与思想相伴随的感情进行详细的界定。起码是他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界定。尽管他举例说明，但是这仍然不能使人明白可以纳入历史认识范围的感情与那些不能被纳入的冲动、欲望等的区别在哪里？为什么前者可以，后者不可以？对于这些问题，他并没有给出清晰的解释，或许他认为这些问题不需要做出特别的说明。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理解其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一学术命题，因为柯林武德是一位理性的、辩证的思想家，给我们留下了思考这些概念的相关论述或例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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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R. G. Collingwood，The Principles of Art，Oxford： Clarendon Press，1938.

[15]R. G. Collingwood，The New Leviathan，or Man，Society，Civ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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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四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基础性研究课题（141102）、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1D052）、哈尔滨师范大学优秀青年学者支持项目（SYQ2013-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作成（1981-），男，黑龙江肇东人，历史学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副教授，从事西方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