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春秋〉与“汉道”》

十年前，陈苏镇先生出版过一部专著《汉代政治与〈春秋〉学》。最近，书又增订再版，扩充了约二十万字关于东汉的内容，书名也改为《〈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算上旧作，这部书我一共读过三遍。因为本书确是汉代政治史研究领域少有的力作。它作为第一部详实的两汉政治通史，有着独特的视角和极具魅力的个人风格，能够为汉代史的研究者提供诸多有益的帮助和启发。不过，到目前为止，这部书（包括其前身）的影响还远没有体现出它所蕴涵的价值。思虑再三，决定不揣冒昧、不避嫌疑，写出自己阅读本书的感想。

首先，梳理一下我理解中本书的结构和线索。

本书第一章介绍了儒学复兴的历史背景。西汉非承秦不能立国，同时又要避免重蹈秦朝灭亡的覆辙，这是汉初政治面对的主要问题。为了矫正亡秦之弊，汉初在政治指导思想上崇尚清静无为，制度上采取郡国并行、东西异制，注意尊重东方六国故地的社会风俗。这样的政策有助于缓解冲突、休养生息，但无法从根本上实现统一帝国的长治久安。因此，到了文景时期，随着东方政策发生变化，文化整合的进程开始加快，黄老之术的弱点暴露出来，儒术遂逐渐兴起并取而代之，成为汉朝的政治指导思想。这一章是全书的引子。

第二章讨论汉儒两种对立的政治学说：一是贾谊和申公及其弟子的“以礼为治”说；一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以德化民”说。全书以政治史为纲，本章却离开政治史的主线而专谈思想，内容看似也比较枯燥，很容易被读者忽略。但这部分恰恰是作者最初着力突破的点，也是理解全书宗旨的关键。在本书的框架中，此处梳理出的两种政治学说，又演化为独尊儒术以后政治指导思想的两个基本倾向。其中，以《春秋·公羊》学为基础的“以德化民”说在汉武帝以后长期居于主导，而同《谷梁》、《左氏》学密切相关的“以礼为治”说则扮演配角与之竞争，并在此过程中不断修补和强固“以德化民”说的薄弱环节。两者的互动，产生了汉代政治文化环环相扣、不断深入的发展史。以我的理解，这就是书名《〈春秋〉与“汉道”》的命义所在，而此后各章对汉代政治文化演进的论述，也都围绕着这条线索展开。

在思想史层面做足铺垫之后，作者重新转回政治史。第三、第四章即是结合《春秋》学的发展和影响，论述汉武帝以降直到王莽时期的政治和政治文化进程。由于申公及其后学的《谷梁》学不合武帝心意，《公羊》家趁势兴起，占据朝廷高位，并使《公羊》学成为政治指导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武帝的内外政策。昭帝时主政的霍光和其后的宣帝，都基本秉承此前的政策，继续着武帝未竟的事业。这一时期，《公羊》学所持的“王道”与朝廷政策中原有的“霸道”结合起来，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汉家法度”。然而，这一法度杂糅不纯，所带来的吏治苛酷等顽疾也日益凸显，无法让儒生满意。于是，从元帝朝开始，兴起了一场要求纯化“汉道”、“任德教，用周政”的改制运动。起初，《谷梁》学曾一度有凌驾《公羊》之势，但最终取而代之的则是以《春秋左氏》为核心的古文学。因为，西汉后期的今文学家要求重建先王礼制，却说不清先王之礼的具体内容，而古文学在复原古代礼制特别是周礼的方面有明显的优势。与此同时，身兼外戚和儒生身份的王莽上台主政，恰好将外戚集团这一改革最大的障碍转化为推动力量。以刘歆为代表的古文学家便与王莽合作，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激进的复古改制运动。在上述历史进程中，武、昭、宣三朝是“以德化民”作为主导思想的时代，西汉后期至王莽则是“以礼为治”对“以德化民”的第一回合的挑战和补充。

接下来的第五、第六两章，除其中一节外均为新增的内容。不过，两种政治思想倾向的互动仍然贯穿其中，只是表现得较此前两章隐晦一些。作者首先论述了《公羊》学重新成为东汉政治指导思想的原因和影响，指出东汉的建立客观上并非简单的汉室“中兴”，相反，刘秀之崛起几乎等同于白手起家，故而只得借助谶纬天命，以弥补其权威和号召力的不足。由于与谶纬的密切联系，今文学特别是《公羊》学因缘际会，随之复兴。谶纬称汉家为“尧后”，东汉儒学受其影响，也宣称要以“尧道”治天下，这就意味着将政治重心从王莽式的制礼作乐转向道德教化。然而东汉中后期，随着豪族社会引起的吏治苛刻、政治腐败等问题日益突出，促使人们对今文学下的教化能否成功产生怀疑，古文学遂再度应时而起。东汉的教化突出“义”，经学研究因而也从注重国家之“拨乱反正”转向探讨个人的修身养性。在这一方面，古文学与今文学没有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却在礼仪的细节方面颇具优势。于是，复兴的古文学家通过以“礼”为核心的政治理论，再次丰富和强固了“以德化民”说最薄弱的环节。是为两种政治思想互动的第二个回合。

对于“以礼为治”和“以德化民”互动的这条线索，对于思想学术与政治之间是否存在这样密切的关系，不同的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作者已经成功地完成了预设的任务。他通过思想这个新的维度，盘活政治史研究，写成了一部自成体系的两汉史，并且做出了一系列极富个性的精彩论断。在书中，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的发展被描绘成一幅波澜壮阔的生动画卷，同时又呈现出细致绵密、环环相扣的强大历史逻辑。对于两汉史研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现代中国史学建立以来，政治史一直没有成为两汉史研究的重心。在这个传统的史学领域中，现代史家在材料上仍只能以《史记》、《汉书》为主，难以超越前人，而在对史料的熟悉和梳理的精细程度上反倒有所不及。因此，近代以来对两汉政治史最详备的论述，仍当推吕思勉的《秦汉史》。吕著胜在对史料的剪裁和重编，在政治史方面的论述则大抵仍不出旧式“史评”的窠臼。真正为汉代政治史开拓新境的作品，是田余庆先生的《说张楚》和《论轮台诏》。两篇文章的选题与传统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对历史细节极尽精微的复原上，在分析历史问题的深度上，在从现象纷纭中勾勒出历史发展的内在线索方面，全面超越了旧史学，堪称现代史学中政治史研究的典范。我相信，《〈春秋〉与“汉道”》的构思、写作，一定深受这两篇文章的启发和影响。

本书展开线索时，利用了田先生的两个重要观点。《说张楚》的结论之一，是“非承秦不能立汉”。本书接受这个观点，并专辟一节，将之阐发为三个方面：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作者指出，这三点构成了汉初政治的基本格局，同时也是汉代统治者为了避免重蹈“亡秦之迹”必须克服的局限。作者进一步认识到，这正是儒术兴起的重要历史背景，从而抓住了儒术反“秦”并且反对“承秦”之“汉制”这一特征，由此打开了理解儒家“拨乱反正”之术的门径。田先生的第二个观点，是《论轮台诏》中提出的汉武帝政策转变问题。在这一点上，本书受其启发但不全盘接受。田先生指出，汉武帝的主要事业在元封以前已经完成。本书在研究《公羊》学对武帝内外政策的影响时，认为武帝心中对自己的事业有一个三十年的时间表，而元封元年的封禅即是计划中的完成标志。这与《论轮台诏》中的观点是有联系的。但接下来，田先生认为武帝通过颁布罪己诏，改弦易辙，转向守文，并且奠定了昭、宣两朝政策的基调；本书则主张，轮台诏并未全面否定此前之功烈，武帝晚年仍希望后人继续完成自己的事业，并将霍光、宣帝之治视为武帝事业的继续。在作者看来，汉朝坚持“霸王道杂之”而不能真正转向“守文”，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儒生下一波攻击以及改制运动的原由。田先生深挖政治史的细节，获得了两个重要的点。而这两个点，在本书中已经被拿来系联在了一条线索之中。

在此，我们遇到了本书与以往政治史研究的一个不同之处。田先生的政治史研究“对历史细节有着特殊的偏好”（胡宝国先生语）。他首要关注“点”的问题，只有画出的“点”足够多，才会顺势将之连成“线”，比如，《东晋门阀政治》；当他认为“点”还不够多时，便停止于此，不再去尝试连“线”了，他的西汉史研究就是这样。本书作者则不然，他真正关注的是“线”。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点”连起来成为“线”，如何将历史发展描述成一个连续的、整体的过程。在本书中，作者关注的线是两种政治思想互动下的“汉代的政治变迁”。书中对细节的研究大多紧扣着这条论述主线，或者说是被“线”所牵引而出的。细节研究所得的结论，也都能够服务于这条主线。如果我的猜测不错，作者在搜集和处理这些细节时，心中应该已经有了一条线索，即便当时它还比较模糊。

在史料欠缺的历史时段，画“线”之前往往无法积累足够多的“点”，由“线”带“点”便成为进行较长时段研究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本书之所以能够完成的原因。由“线”带“点”的方法还造成了本书的一个特点：整体性。书中的一些章节如果拿出来作为单篇论文，或许不能够十分出彩，但将它放回书中，却立刻成为全书论述不可缺少的环节，在整体中彰显出重要的意义，作者在其中的深意也随之一一凸显。因此可以说，本书不是一本论文集，而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专著。

本书的另一个独特之处，也是能构成长篇的重要原因，是引入了新的研究视角。作者自己将这个视角称为“政治文化”。在我看来，“政治文化”这个概念引入中国史学后，已经变得非常模糊和宽泛，不再限于本义了（我并不是反对这种变化）。如果要更明确地归纳本书的视角，我倾向于将之称为“带着思想史的意识看政治”，或者说“思想史视角下的政治史”。书中所真正关心的对象归根结底是政治史，思想史只是用以理解政治史的一个维度，一种解题模式。因此，对本书的写法，我有一个与作者不同的表述。我认为，本书是以两种政治思想的互动为线索，来解答“政治变迁”这个问题。（也因为如此，从思想史角度来阅读本书的读者，或许要对书中的有些内容感到不解甚至失望了。）当然，如何表述不重要，重要的是：本书利用思想史这一视角或者线索，系联起政治史上散乱的点，使得两汉政治变迁第一次得到了一个完整、系统而且逻辑连贯的整体解释。这在汉代政治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过去解释汉代政治史通常用分期法，比如，西汉高帝到景帝为前期，武、昭、宣三朝为中期，元帝以降为后期，也有的做法将武帝朝单独划为一期。然而，这些分期之间似乎缺少勾连。本书从思想史维度中拈出“以礼为治”和“以德化民”，以两者的互动为线索，把这些分期联系起来，构成整体，并给出扎实的论证。汉政变迁的轨迹，因而有了一个可信的、贯通的描绘。很多过去散乱的历史现象、模糊不清的认识、不知如何解释的问题，得以在这条轨迹上与其他事项连接起来，呈现出新的面貌。不仅政治史领域因此拓展出很大的研究空间，而且关于两汉礼仪制度、思想文化、社会经济的研究也都能从本书提供的政治史背景中，获得启发和帮助。这是本书最大的贡献和最成功的地方。

作者在本书中的成功，还可归因于研究上的一些个人风格。书中对传统史料的引证极为丰富，梳理和解读也非常细密，这与作者长期专注于研读《史记》、《汉书》是分不开的。以我的感觉，作者不是研究兴趣异常宽泛的类型，相反，他是一位“刺猬型”的学者。他擅于在发现问题后长期专注，将文献中分散隐蔽的史料充分钩稽出来，引入所研究的问题，并使得出的结论服务于总的线索。作者不是多产的学者，甚至可以说他的作品是相当少的，他的研究和写作是相当慢的。但是，相信在从构思到成书再到增订的这二十年间，他读《史记》和两《汉书》的遍数一定很多，并且在对经典史料的反复阅读中，培养出了对当时历史的敏锐感觉。故而他所研究的问题和所依据的细节，绝大多数也是直接从史料中发现和发掘出来的。无疑，这与现代史学研究往往从前人的论著中寻找问题乃至史料的做法很不相同。另一方面，本书也异于以证明某一理论为目标的那类研究。作者虽然引进了“政治文化”这个现代政治学概念，但在实际研究中并未从概念出发，也看不出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在这一点上，本书与传统的政治史研究倒比较接近。

本书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它比较少引用其他学者的论述，不少与作者所论问题有关的研究没有被提及。以现代史学标准来看，这是本书的一个明显的缺点。不过换一个角度，它也可以理解为作者的一种研究风格。两汉史的既有论著数量极多，由于本书论述的广度，具备一定相关性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然而，本书的主要线索是作者直接得自史料的独到发明，极具个人色彩，真正与之有根本性关联的先行研究又可以说是很少的。面对这样的矛盾，作者的选择是“以我为主”，先将自己的想法写出来，给出有力的论证，然后再参考相关研究。支持自己观点的，有选择地补入；重要的反面意见，予以回应或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论述。这样的做法当然有其弊端，但优点也很明显。在我看来，越是富有个性的高水平研究就越少会有“出门合辙”的危险。在众说纷纭而思路均与“我”不同的情况下，采用“他人皆为我注脚”的写作方式，对于维护思路通畅、保持研究的个性，都是很有帮助的。相比起不少迷失在前人观点中的论著，本书的这个优点就更加突出了。当然，引证前人研究时的遗漏和不尽妥当之处，是另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此外，本书的写作仍有可以讨论的地方。作者对于历史细节的处理，不免有时而可商，尤其是就人物心理所做的一些深描，单独来看是会让人产生怀疑的。更重要的在于，书中细节考证和解释的方向，归根结底是服从于作者对历史的总体看法的，比如，对武帝身后人事安排之用意的解读。作者认为，武帝临死有意让“类我”的钩弋子（昭帝）继承皇位，选任的辅政大臣霍光、金日、上官桀三人均为生前亲信，了解武帝晚年的思想和对后世的期待；而外朝执政的桑弘羊、车千秋都是屯田轮台的倡议者，桑弘羊更是武帝开边、兴利之臣的代表。对于如此人事安排的用意，作者引用武帝让霍光“行周公之事”的话，解释道，汉人普遍认为周公的贡献不仅在于辅佐少主，还在于继承并完成了文王、武王的事业，因而武帝对霍光以周公相期，也包含着继续其未竟事业的意思。这个解释，我认为是很险的。即便“周公”云云是武帝的原话，在此句前还有“立少子”三字，表明主要用意还是辅佐少主。要从中读出继续事业的意思，总觉比较勉强。田余庆先生对这个人事安排也有一种解释。他认为，桑弘羊作为兴利之臣的代表，在武帝转向“守文”之后仍得到升迁，是特殊原因所致。而在武帝身后，以霍光为一方，桑弘羊为一方，两类不同的官僚产生了矛盾，最终桑弘羊被杀，昭宣中兴的局面也由此展开。这个解释同样存在疑点。以当时人才之盛，武帝如果一心转变政策，是否还非用桑弘羊不可；以杀钩弋夫人的魄力，会不会宁愿放过桑弘羊而给霍光执政留下隐患？看了这些历史细节之后，作者和田先生观点的支持者恐怕还是会各自坚持己见、互不相下。

于此，我们在挑剔的同时，也理解研究中客观存在的困难。由于史料的限制，上古、中古史领域中许多对细节的判断和解释，往往找不到必是或者必非的绝对证据。而现代史学的要求，又迫使学者将研究推向一定的广度和深度，这就往往需要在未必确凿的结论基础上再行推论。在细节上犯错误的危险，是学者必须要面对的。坦率地说，此时真正起作用的是“历史感”。在阅读和研究中长期培养出来的对历史的感知力，最终决定了论述与历史的合拍程度。这多少是古史研究中的一个悖论，然而也正是史学作为人文学的魅力所在。

这里还想再补充一点。我认为，对史料不足征而介于两可之间的史实做出判断，必须作为更大的历史论述框架的一部分才有意义，而这个判断本身，也必须在对相关历史的总体认识中去检验。本书中对众多历史细节的研究和解释，恰好是彼此关联和相互支撑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自足自洽的整体。由于作者充分发挥善于组织线索的优势，细节的问题已被论述的整体性所弥补，不再那么重要了。而与“一贯正确”相比，书中“言人所不能言”的地方，才是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推进。

全书以郑玄之学收束，作为东汉经学演进的尾声，但作者对政治文化的思考并未就此告终。第六章的最后，作者写道，作为郑玄学说核心的礼“以中人为制”，“不能满足少数自命不凡者的需要，因而也为玄学的形成和发展预留了空间”。在此，作者已将目光远远地投向魏晋时代，为下一步的研究埋下了伏笔。我们不要忘记，作者曾经自述写作本书的动因，其实是思考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政治”问题。本书最后一章关于豪族社会、外戚政治和世家大族的讨论，已经在一步步靠近这个最初的目标。相信接下来，作者将继续以他独特的视角，为我们讲述魏晋的政治和政治文化变迁。

我很期待下一个故事，虽然为此可能还得再等上十年。

（《〈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陈苏镇著，中华书局 二○一一年九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