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学派对“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批判及启发
时间：2021-04-18 07:59:5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曾经对“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方法论批判，矛头直指“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方法论的两大标志：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演绎法传统。直至今天，这些批判仍具有深远意义。作为“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当代传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层面上仍没有任何实质进步，方法论的形而上学性是导致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现实解释力越来越弱的根本原因。德国历史学派重视的历史维度问题仍是经济学领域的方法论核心问题。德国历史学派经济思想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启迪意义。
〔关键词〕德国历史学派；盎格鲁-撒克逊 ；西方主流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文献标识码：A文
章编号：10084096（2017）05000308
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存在两条有不同方法论倾向的思想脉络，代表着两种分庭抗礼的研究传统：“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和“德国传统”。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德国传统”的代表——德国历史学派从方法论的角度对秉承“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经济学进行了持续有力的批判。后来，随着德国历史学派退出历史舞台，“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才成为西方经济学研究无可争议的统治者。目前，以“新古典”为底色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正是“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当代传人。深入了解一百多年前德国历史学派对“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批判，对于认清并在此基础上扬弃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一、“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方法论标志
（一）方法论个人主义
方法论个人主义是“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最鲜明的方法论标志，它指的是：经济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要最终基于个人行为来被解释，不涉及非个人决策的解释。在它打造的理论世界里，个人是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角色，一切经济活动都由个人发起并完成，活动的结果也都由个人来直接承担。
把个人作为基本分析单元来构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是斯密。斯密深深着迷于牛顿力学的简洁优美，《国富论》无疑是追随牛顿方法的产物，从个人经济行为出发来解释整体市场变化。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是启蒙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具体表现和重大成就之一，对个人价值和自由的强调反映出了经济领域中人本主义意识和新功利主义的价值观。
斯密认为，一是分工使个人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分析单元。二是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力。三是个人自由就是最好的经济机制安排。个人自由本身就构成了经济社会的自动调节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使经济协调发展，达到最佳配置资源状态。公共利益只能在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竞争中实现。因此，个人作为经济活动基本分析单元是最好的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斯密本人既追求理论普遍性，也顾及历史性，但他没能把理论和历史真正统一在一起。因此，斯密的著作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非一致性逻辑。斯密用很大篇幅论证了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竞争会形成最好的经济制度，但后来又抱怨个人维护自利的行为极大地阻碍了自由贸易的推广。
在斯密开创的基础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经过二百多年已有了很大发展，但个人主义一直是分析的基础。更加完备严谨的“理性经济人”概念如今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核心和基点。
（二）演绎传统
“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标志是其演绎传统。方法论个人主义已经隐含了抽象的假设演绎法，这种演绎传统也源起于斯密，《国富论》的第一篇是斯密使用演绎法的经典成就，从自利的个人一直推演出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行状况和内在秩序。然而，斯密在《国富论》中并没有把演绎法一用到底，从第二篇开始，他转而使用历史归纳的方式。在斯密之后，李嘉图完全继承了他的演绎传统，抛弃了（斯密同样很看重的）历史归纳，把演绎法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推向了一种极端。他认为，经济运行的法则就像引力原理一样是确定不移的规律，经济学研究就是要揭示这些法则规律。李嘉图丝毫不介意把他的演绎结论当作对未来的可靠预测。
对演绎法进行自觉分析的第一人是西尼尔。西尼尔提出了四个经济学赖以演绎建立的基本原则：一是个人想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幸福。二是人口增长率比生活资料增长率高。三是劳动与机器相结合总能生产出净产品。四是农业易出现报酬递减。在给定條件下，从这四个基本原则出发可以演绎推导出所有经济学法则或规律。不过，西尼尔不认为理论可以直接应用于现实。
穆勒是一位方法论大师。他认为，经济学必然是一门抽象的科学，自利的个人只是建立科学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假定。在经济学研究中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受控实验，所以抽象的思辨、推理是唯一的可行办法。然而，这样从假定出发演绎而来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由于“干扰因素”的影响，演绎结论和实际情况不一定一致。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就像地理学的结论一样，……仅仅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是真实的，即它们只是在某些假定下才是真实的”[1]。经济学提供对经济活动的趋势判断，是对现实的接近，而非现实描述。
凯尔恩斯的方法论思想与穆勒大体相同，但是对演绎赖以发生的基本原则的态度不一致。穆勒认为，“没有任何经济学家会愚蠢到假定人类实际上就是这样构成的，但它是科学必然要在其中进行的方式”[1]。凯尔恩斯却甘愿成为穆勒眼中的蠢人，明确宣称经济学的那些基本前提是真实的，来自于直接且易于证明的观察，不是迫于研究目的而权且设立的假定。约翰内维尔在其方法论名著《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中
凯恩斯把英国经济学的演绎传统概括为五点：一是经济学是科学，不是艺术或道德，它揭示法则或规律，不制定行为规范。二是经济可以与其他社会现象领域相区分，从社会中被单独提炼出来进行研究。三是直接归纳不能确定规律，受控实验不可能，经济学研究唯一可行的方法是演绎法。四是演绎只依据少数基本前提，会忽略很多因素，抽象法是必需的。五是经济学并不描述事实，只是指出变化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