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者对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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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国学者,中学历史教科书,历史教育史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0)21-0056-07
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材大有八十余种,不少学者结合实践,以各类杂志和历史教育专著等为媒介,对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思考、讨论。他们所提出的许多见解和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依旧有着一定的时代意义。本文试对此作一初探,希望能为我们编创中学历史课本提供一些的帮助。
一、对各部分内容支配问题的看法
1.政治史与文化史的分配、编排。
民国时期的许多学者都对当时中学历史教科书过于强调政治史表示不满。例如,程国璋在研究了几种历史教科书后,提出:“各书政治史大致占百分之七十以上,文化史不及百分之三十,是否政治史太多,文化史太少?”顾颉刚也说:“从前的历史教科书,虽自己包含有文化史的部分,实在只可说为完全的政治史。”李絮非则指出:“现行教科书全属政治史性质……关于社会及文化事项,虽于每朝代之后,间有叙述,然太简略,且不连贯。”另有人认为根据初高中阶段的需要不同,“就是在初中方面应多偏重于政治史,以文化史为副;高中方面,则多偏重于文化史,以政治史的高深研究为副”。他们进而又对政治史与文化史的编排提出了问题一“政治史及文化史有混合进行或每代后附文化者,有每期授完后,再另授文化者。二法何者适宜?”对此,陆惟昭认为:“吾人编史,当将政治文化等等,夹叙一处以见此间相互之关系,递邅之痕迹。”吕思勉在编高中本国史时也表达了对把政治史和文化史断然分开的反对:“……须知道偏重政治方面固然有弊,然而矫枉过正。……单独的事不论属于那一方面都是没有意味的——其流弊亦很大。”他所著的多部中学历史教科书就采取了混合编制政治史和文化史的方式,例如,在《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中的“西汉之政治制度及社会情形”“自魏晋至唐之政治制度及社会情形”“晚唐宋辽金之政治制度及社会情形”和“元明清之政治制度及社会情形”等章节就分别将古代各时期的官制、学校、选举、兵制、租税制度、法律、学术、宗教及风俗等方面的情况编在一起叙述。
2.各历史时期内容的详略。
民国时期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较多的是“详今略古”。郑鹤声在谈及“各时代教材的支配问题”时,指出:“我国人读史的态度,一向是崇拜古代而忽视现代的,甚至在现代的学校历史教学上,也往往详于前而略于后。……与其详古而略今,宁愿详今而略古。”以编纂外国历史教材闻名的何炳松所著《高中外国史》亦是以“详近略远”为主旨,其在分量分配上,“先史部分的篇幅只占一编,上古和中古各占四编,而近世和现代的三百年间竟占六编”。提出“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点的顾颉刚主张:“我们编纂历史教科,自夏代以前,竟可不问”,“太古时代的景象,只凭相传的口碑,附会的记载所谓鸿荒之世,一切太古的传说,只好看作神话,决不能取为可靠的史乘。所以竟可说那时是无史时代”。这种疑古思想直接体现在他所编的中学历史教材中,《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不提盘古,对原属上古时期的“三皇”“五帝”的描述也极为简略,而且特别加上“所谓”二字,以示不可信,在社会上曾引起很大反响。
程国璋的看法与他们略有不同,认为:“按我们中学教授中史的目的,最注意的是社会及民族的变迁进步”,因此,“按中学教授历史的目的,据我的意见,应多注重上古史和近世史。至于由秦至清初的中古史,无非是旅进旅退,循环不息,元有详细讲述的必要”,“现代史固然很重要,上古史事迹虽少,很可以考察进化的阶级和社会的变迁,也似乎不能太简略。”
3.中外史的支配。
民国学者对本国史教科书与外国史教科书之间关系的处理,及中外史界限等问题也进行了讨论。
唐鹏翔以为,“历史有本外国的划分,各国皆然,但应以本国史为主,外国史为宾。举凡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能屹然独立生存于世界者,均有其足以独立与生存的道理,所以应就本国固有的文化中求得其民族生存与国家独立的史实和精神,来讲求复兴的途径,再于世界各国中取法晚近民族复兴的国家,如德,如意,如苏联,如土耳其,以作借鉴!”薛克柽也认为要强化本国史教材的地位,“因为中国是我们本国,我们对于自己历史的了解,自然是比较他人的更需要了,若不知,将何知彼?尤其在中学里,正是培养青年基础知识的时候,本国史的教材,是应比外国史来得多,而本国史所占时间的分配,也应比外国史来得多!”还有人觉得应加强中外历史知识的联系与比较,如陆惟昭提出,“并不是将世界事实,牵附到中国,乃是将世界眼光,观察国史;也并不是把世界历史,范围中史,乃是把中国历史,加入世界历史”。胡友李指出中西史迹,“在历程上尽有许多相同或类似的地方。如将中国古代文化与埃及巴比伦等文化对比;以春秋战国时期内的学术思想与希腊思想界对比;以汉唐盛时的政治武功与罗马帝国盛时对比。其余若社会,若经济,若宗教……皆可准此类推”,“故中国之在今日,实际上乃成为现世界‘不可分割之整体’的一因素。似此事件,编中外史者,近来颇知所注意”。而何炳松的意见是划分中外史的界限亦应该以文化的演进为标准。他在《高中外国史》中阐明:“至于和全世界人类文化有一般关系的事迹,著者的愚见,以为我们应该不分中外,把他们一律划入本书的范围。本书所以述及中国的石器时代,法显和玄奘辈的西游,中国蚕桑,印刷术和造纸术的西传,以及郑和下西洋的种种事迹,理由就是在此。”
二、关于文字叙述的见解和经验
对中学历史教科书文字功夫的欠缺,学者们颇有微词。程国璋批评当时的一些教科书“文体无生气,不能引起兴味”,例如述及大禹治水仅用“禹乘四载,巡九州,遂奏功”10个字;张骞出使西域,但有“遣张骞月氏,通西域诸国,西至南息,南至身毒”四句话概括;岳飞为秦桧所害,只说“桧以飞梗和议,构杀之。”毫不足以动人兴感;而宋末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的气节,“本可养人忠义之人格,叙述亦无生动,不足感人”Ⅲ。郑鹤声也评论道:“坊间流行的历史教科书,不但材料繁冗,文字亦深,只求编辑上的便利,而不顾及学生的程度,殊为减少教学效率之重要原因。”
对于中学历史教科书文字要求,郑鹤声认为,“应采用极浅显通俗者,尤其于初中教科书,更宜注意,使学生都能够自动浏览”,“课本文字的深浅,须适合于学生的程度,方有自己阅读的能力”。
顾颉刚非常强调编纂教科书语言剪裁得精彩和生动,使学生读了“处处可以留下一个印象,对于各时代的特殊色彩有真确的了解”,又“可以眉飞色舞,不受强迫而欢喜自己去看”,“我们对于学生的主要目的,只有一句话,就是看轻他们的记忆,而看重他们的体会”,“偏专在
记忆上着手,无论没有记忆天才的人尽多,便是真记得了,试问这种有形式而没有精神的文字,除了掉书袋之外,还有什么用处”?他所编的初中教科书讲述“五胡乱华和南北对抗”时,用了这样一段话:
……其间花样也变得很多,南朝自宋开始后,有齐有梁有陈,都跟着前入学乖。每隔上几十年总得换个招牌了。北朝拓跋魏初兴,颇强盛,然也于梁时平分东西。后来东魏变了北齐,西魏变了北周,北周又吞并掉北齐,北方复归于一。及隋文帝杨坚篡周,南方的陈朝尚存,过了九年,才得遣将平陈,混一中国,正与司马氏开国的情形相仿佛。
这样的文笔将纷纭多变的南北朝政局,解说得简练而又生动。
何炳松则提出:“至于教科书的文字,应该简明整洁,不过切不可专以激起兴趣为主,失掉历史的真面目才是。”他所著的初中外国史教科书就贯彻了这一文字叙述风格,此书这样描述中古末年世界形势剧变的:
世界史的范围,自古至今,愈趋愈广。自上古到中古末年为亚洲黄种民族活动的时代,其方向由东而西。同时西洋民族的活动范围,则始终仅以地中海沿岸的四周为限。自从十五十六两世纪之交,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始海外探险发现东航新路和美洲以后,世界的形势才为之一变。此后欧洲人不但反向东来,而且西向入美,南向入非,几有囊括全世界的趋势。现代所谓帝国主义的侵略从此开端。这真是世界大势上一个绝大的转变。
三、跨时代的启示和价值
虽然在讨论中学历史教科书各部分内容支配问题时,许多学者受当时兴盛的“新史学”和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影响,倾向于对文化史、近现代史及本国史的偏重,而重视历史教科书在培育民族精神和传承民族文化方面的教育功能,强调历史与现今社会的关系,在任何时代也确有其必要性。但除此以外,依笔者来看,对他们的一些见解细加回味和延伸后,我们还能有所收获:
其一,保持历史的整体性是处理教科书中政治史与文化史、古代史与近现代史关系的关键。历史的发展是复杂的,不是孤立的,除吕思勉以外,不少学者都提及在注重各方面历史知识呈现在课本上时,“有后先辉映的系统”。“因剪裁史料,已能简要,学生对于史学观念,自易明确。加以纵横上下的关联,组织整个系统,如波浪相续,切不亦断,学生的兴趣,自会油然而生”。强调这是在设计历史教科书里各部分内容的分量支配及其编排方式时,首先应考虑的“第一要义”。1929年和1932年民国政府颁布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也指出:
前人往往把历史看成片面的,因属未见其全,现在有将历史分为政治经济宗教社会各门者,亦有割裂失真之弊。实则历史虽是多元的,却亦为整个的,以之分为政治宗教各类,无非为研究便利起见;犹之将历史分为几个时期,亦无非为研究便利起见。总之,由纵的方面观之,历史乃一条不断的河流,由横的方面观之,历史乃一个包含各音之和音。将历史看成黑漆漆的一团,固属不当,裂发劈丝的将历史截成片段,亦岂为了解历史之真谛。是以教师当于此两极端之间,凭健全的史识,寻出一条适宜的道路,为引导学生之凭准。
其二,要把握好“孰详孰略”和“如何详略”。从民国学者在讨论历史教科书是“重古忽今”,还是“详近略古”的过程中,我们会联想到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时,怎么做到详略得当?何炳松在编著高中外国史教材时,没有照各时期相同的样式“平铺直叙”欧亚史,而是按照亚洲和欧洲各民族在人类文化演进中所占的地位来分配教材中亚欧两洲的史迹,“上古和中古的文化重心既多在亚洲,故不能不并详亚洲;十六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化重心既大部在欧洲,不能不特详欧洲”。这种依据对不同人类历史阶段和时代特征的影响程度来配置历史知识的做法,也不失为合理安排教科书之政治史与文化史内容的一种准绳。
关于详略处理的尺度,当时一些学者提出:“教科书的编纂,应该简明切实,扼其大要。而所谓简明,亦并不是短少。所谓切实,亦并非冗长。要以最经济的方法,叙述重要的史实”;“理想的课本一定要能够简明而且切实,所谓简明就是略而能够不流于空疏,所谓切实就是详而能够不流于堆砌。简单地说,就是一面要‘言皆有物’,一面要‘纲举目张’,以文化的演进为经,以过去的事象为纬,这才是折衷至当的办法。”这里,且不论这种以人类文化的演进为历史教科书编写线索的观点是否见仁见智,但他们谈的“简明切实”的内涵,倒是值得今天我们在解决历史教科书内容详略问题时参考。
其三,加强历史教科书之中外史内容间的联络和沟通。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思考除有本民族文化自身特点以外,还往往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历史发展进程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正是有此认识,民国时代的学者才会强调前述要将中国史置于世界史的背景中来考察,以及中外史上历史事件的比较。在突出本国史地位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众多中学外国史教科书均把与中国有关的内容纳入其中,并没有简单地把本国和外国的范畴作为中国史与外国史教材内容的界限。如今我们在编纂中国史、世界史教科书,或处理历史教科书中的本国与外国史内容关系时,仍当重视这一点。
此外,语言文字是衡量一部历史教科书质量的重要方面。如何使历史教科书的语言文字增加可读性又能保持历史科的特质?这始终是教科书的编者所要认真考虑的。前述顾颉刚、何炳松等人的意见和实践都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示范。
回顾民国学者当年所思考和讨论的这些问题,有不少都是今天我们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时同样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具有相当的前瞻性。而他们的建议、经验更应值得当代的同行们借鉴与反思。
[责任编辑:任世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