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及局限
时间：2020-03-29 07:54:3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十月革命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陈独秀作为马克思主义主要传播者之一，其功绩和影响之大，世所公认。值得指出的是，陈独秀在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表现了可贵的唯物主义态度和求实精神。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对建党和国民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探索中形成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初步看法，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
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涉及的内容很广泛，概其要者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中国革命的任务问题。陈独秀在对现实政治斗争和经济状况的分析中认为，“统治中国的是封建的军阀阶级，他们勾结外国帝国主义为后援，资产阶级、劳动阶级都在他们压迫之下”。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是造成中国贫穷和灾难的总根源，要想“解决现在的中国政治问题，只有集中全国民主主义的分子组织强大的政党，对内倾覆封建的军阀，建设民主政治的全国统一政府，对外反抗国际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这才是扶危定乱的唯一方法”。国共两党目前开展的“国民革命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其中，因为帝国主义列强是中国封建军阀的支持者和依靠力量，是中国人民最为凶恶的敌人，因此“反对帝国主义比反对军阀更为紧要”。陈独秀在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要矛盾分析的基础上来把握中国革命的任务，这正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反映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二、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私有财产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显然，这是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当时的直接任务。可陈独秀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发现，“中国的劳工运动几乎无一次不是反对军阀阶级或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从而，党的纲领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当前的任务，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实际。他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分析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认为中国革命应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当前应进行的是反帝反军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陈独秀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其革命成分、革命任务的复杂性而同欧洲“纯粹”的民主革命不同，所以宜借用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代替“民主革命”，因为“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地位，绝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陈独秀的这个分析是正确的，所以后来“国民革命”的提法就“成了全国普遍的口号”。陈独秀的民主革命思想，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探讨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问题的最初理论成果。
三、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陈独秀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仅有国内封建军阀，还有帝国主义，他们联合起来的力量十分强大。因此，中国革命必须是包括各个革命阶层的统一的“国民运动”。同时，由于中国经济落后，“文化幼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未完全分化；与小生产相联系的农民阶级的散漫落后又限制了其革命积极性。因此，中国没有哪一个阶级能够单独进行革命，中国革命必须采取全体国民联合进行的形式。在这种多阶级组成的联合体内，革命当然要得到资产阶级的援助，否则便失去了阶级意义和社会基础。但中国的资产阶级就其政治态度而言，又分为“革命”、“非革命”和“反革命”三部分，即使革命的部分也具有两面性，所以这个阶级是短视的阶级，只顾及目前的得失而不愿意考虑将来的利益，在革命事业中犹豫不决。五卅运动中各个阶级都登台表演，其特性得以充分暴露。陈独秀通过五卅运动更明确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排挤、压迫，有革命的要求，但在实际运动中这种革命要求“很容易为其阶级的反动性所消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国民革命中“最勇敢最急进的先锋”，若没有“这最有战斗力的阶级起来奋斗”，革命是断然不能成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阶级，不但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中它是主力军，即使在中国的国民革命中“也须他做一个督战者”。正因为如此，陈独秀直接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不仅如此，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发展，陈独秀也改变了早年对农民运动的消极否定态度。在《中国农民运动》一文中，他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制定了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揭示了农民痛苦的根源，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办法，对早期党领导农民运动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四、关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陈独秀认为，中国遭受着各国列强的共同压迫和掠夺，所以，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其性质其结果不是属于一个国家的革命，乃是世界的革命”。不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的国际体系，中华民族就不会有完全的解放。我们必须重视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革命的世界意义，只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农革命和殖民地国家的国民革命两种势力结合起来，才可以打倒资本帝国主义。若是缺少一个，革命就不易成功。陈独秀的这些见解是完全正确的。只是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他不可能作出如同后来毛泽东那样透彻精辟的科学分析。
陈独秀和中共早期其他领导人在领导、推动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革命的实践中，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分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形成了一些正确而可贵的见解。尽管其探索成果还不很确切、完备，甚至有一些失误，但这个工作却是“断不可一日或缓”的工作，也是比那种学究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有用得多的工作。瞿秋白曾经很有感触地说：中国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为时不短，但在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只有陈独秀同志在革命的实践方面，密切地与群众的社会运动相结合，秋白等追随其后，得在日常斗争中间，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
正因为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是初步的，不完备的，其失误就在所难免，主要问题在于他照搬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论述。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过程中，陈独秀不是注重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是往往把它当作概念的逻辑演绎体系；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得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特殊结论，却试图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寻找与马克思主义已有理论的某些对应之点。这样，既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在具体运用中的民族性问题，又忽视了其时代性问题，自然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这样的局限导致陈独秀理论探索上的众多失误。他根据列宁的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理论，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就在中国寻找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论述的“具体实际”，再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具体观点来指导中国革命。他认为，资本主义虽然“很可愤恨、很可鄙厌”，但不能不承认它是人类进化的必然阶段。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必须以资产阶级作为革命之阶级和社会的基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国民革命必然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则是一很大的错误观念。中国工人阶级则“质量数量上都还幼稚”，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斗争的需要与可能，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非独立的革命势力，必须参加各阶级合作的国民革命。农民尽管是国民革命之一种伟大的势力，但居处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倾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避难苟安。可以看到，陈独秀不是以革命任务而是以革命动力来界定革命性质，其结果必然得出国民革命的“正轨”是“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公式，这场革命的结局也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只不过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的机会；至于共产党取得政权，那则是以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遥远将来的事。这就是人们所称之为的“二次革命论”。如何看待陈独秀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分析中的教条化的失误？笔者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看，作为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领袖的陈独秀虽是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长于关注现实，根据实际变化而改变自己的政策主张，但短于宏观、辩证地审视历史和现实，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曲折性、复杂性缺乏足够估计，更缺乏丰富实践经验做基础，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大多停留在比较抽象的水平上，在思想上没有产生创造性、系统性理论探索的迫切要求，正如瞿秋白所言，“只是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在很急切地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没有牛时，迫得狗去耕田”，这确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情形。从这种意义上说，陈独秀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探索中的局限、失误就在所难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