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落,黄花开(上)
时间：2020-04-04 07:56:2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谨此此文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
——编者
千里烟波
多少年之后，蔡锷总会想起1902年5月中旬，他和杨度、黄兴乘坐日本客轮“山东丸”号，一同赴日留学的那一天。
在人头攒动的吴淞口码头上，搬运行李的挑夫和检查行李的军警拥挤喧哗着，发出一阵阵嘈杂的人语声浪，加重着他千里去国的孤寂和离愁。
船终于渐渐地离开码头了。薄雾渐渐地淡去。天气特别好，微风拂面，碧涛万顷，海上有一些水鸟，太阳渐渐升起。
当“山东丸”号驶离吴淞口，来到公海上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乘客们都拥到甲板上凭栏眺望，呼吸着海上的自由空气，欣赏着茫茫无际的海上月色。
蔡锷也从客舱里走到甲板上。那年的他只有二十岁左右，身材瘦长、皮肤白皙、面目清癯。他那稍嫌瘦削的脸上，似乎总有一种深藏的惊讶，以及因为孤独而带来的忧郁；就像他现在趴在栏杆上的样子一样，目光疑惑地望向大海，眼睛里流露出一股绵长无尽的思考。一般而言，有这样目光的少年，注定将会有心路崎岖的命运。他们的智慧总会伴随着怀疑成长，他们的脸上，便始终笼罩着一层与年龄不符的深思的迷雾。一种特殊的气质会经由日积月累，沉积堆砌而成。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一生注定将不会平凡。
夜色正在淡去，显出海上的一层薄雾，像一层纱幕。渐渐地，这层纱幕也消失了，大海清楚地显露出来，没有遮掩，也很平静，但是再没有遮掩也觉得有看不清楚的地方，再平静也觉得有一种汹涌的力量，只因为它是大海。蔡锷怀着崇敬的心情，凭栏远望。
这不是他第一次去日本。三年前，他应恩师梁启超之召赴日本留学，后来因父亲病故，他匆匆赶回邵阳老家奔丧，待丧事完毕，协助兄长安顿好后事后，他再一次辞别老母，踏上返回东瀛之路。从古老帝国航向现代世界，蔡锷感觉自己与自己的国家一起，进入到了一条神秘、曲折、充满冒险与奇遇、而最终期以光明终点的航道。在精神与时空两方面，远渡东瀛都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创举，它打破了有史以来中国青年所走过的封闭、循环的人生轨迹，而获得了一种无限发展的开放视野。
但此时的他，只是在想家乡的一切，曾经的日子一点点清晰起来，思维绕过岁月的河滩，又溯向了记忆的源头。
再过一段时间，长沙城里就要渐渐飘起越来越浓的桂花香啦，手艺人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展示着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来的嘹亮嗓音。此起彼伏的吆喝声韵味悠长，就如同湘江亘古不变的水声，让长沙人在梦醒的一瞬间、在回头的一刹那，都能忆起那迟缓而温暖的过往。
不过当时的长沙，已经有了不少新鲜的事物。作为维新变法的前沿阵地和舆论中心，不仅在文化教育界，有谭嗣同等人搅得风生水起；而且机器制品局、商务局、农工商总局、丝茶公司等也纷纷挂牌，铁路也开始修建，整个城市都洋溢着一种时不我待的焦灼、振奋之感。
在长沙，很多人都知道邵阳有个神童蔡艮寅，他13岁考中秀才，14岁时岁试第一，15岁秋闱中举，16岁投考时务学堂。在参加考试的两千余人中只录取40名，而蔡锷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那时，蔡锷还没有改名，名字就叫蔡艮寅。这个少年怀着无比新鲜的心境，迈进了省城长沙位于贡院大街的时务学堂的大门。
时务学堂白墙灰瓦，所有的檐柱、梁椽都不上漆着色，除去做工精细之外，一切唯求朴素清淡。坐在书案之侧，推窗所见是几株高过屋檐遮天蔽日的浓绿的芭蕉。但这里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学堂。从早到晚，学堂总是车水马龙，冠盖如云，省城衙门里的抚台、臬台、学台，时常到学堂里来授课，南来北往路过长沙的官员、关心国事的商贾百姓，也纷纷前来参观，一时间这块安静的求学之地，成了各界人士议政的中心。当然这也正是梁启超的本意，他主持时务学堂，就是要把这里变成宣传维新思想，培育维新人才的基地。
想到梁启超，蔡锷的心里泛过一丝暖意。梁先生的教学方式很是与众不同，正正规规的讲课时间不多，对于每一个学员来说，他主要是通过批阅其作业来启发思维。那年的梁启超也还只有二十六岁，思维敏锐，精力饱满；他要求学员每五天交一份札记，内容不限，大至对朝廷政令、各种动向的议论，也可以是关于身边琐事的观感和心得。他对每个学员的每篇札记都悉心批阅，批语动辄数百上千言。有时他给蔡锷的批语，往往要比蔡锷写的札记还要长。
蔡锷是学员中年纪最小的一位，据说，也是头脑最聪睿的一位——十几岁的年龄，他和学堂里的其他师生们一样，有着救亡图存的强烈忧患，以及革故鼎新的战斗激情。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浙江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广东人梁启超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湖南人谭嗣同的《仁学》，福建人严复的《原强》……
在这样一个当时中国最新式的学堂里，他聆听了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和熊希龄等近代大贤激进的改革言论。这个童心未泯的少年，是如何慢慢有了慷慨志士的担当？蔡锷一生所作所为，和时务学堂的求学生涯有多大的关联？这些问题有待考证，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一番中国近代最高水准的教育历程，对于蔡锷而言，一定是弥足珍贵的精神启蒙。
往事如海，涌动着岁月的波浪，倏忽在蔡锷的心头弥漫开一片片烟波。这个年轻人开始用尚未完全成熟的目光，疑惑地打量着这个古老的帝国。此时的大清王朝，仍旧处于寻寻觅觅而又前途未卜的状态中：新与旧的因素并存，传统与开放互相抗争；守旧的力量仍然顽固而强大；但毕竟变革的脚步已势不可当。在长江，来自西方列强的轮船军舰川流不息；在上海，外滩的西方银行接二连三地出现；中国军事学堂成立了，开始用印刷出来的西方科学教材训练年轻军官；电报得到了应用，各地大臣们的奏折在各省和军机处之间飞快地传递；在文化思想界，一些关于华盛顿、拿破仑和彼得大帝的小册子，也开始在读书人的手中流传……
当然，受西方影响正在发生变化的，只是一些局部地区和局部阶层，在中华大地广袤的农村中，教育模式几乎丝毫不变，士子们仍在研读儒家经典；女性仍没机会得到正规教育，她们依旧用长长的棉布极不人道地缠着自己的双足，听从别人主宰自己的终身大事……人与土地的关系依旧紧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将土地出产的农副产品运至市场出售，换取基本的生活品。在无数中国人眼中，那些黄头发白皮肤的外国人仍旧是异类，关于他们膝盖不能弯曲的秘密仍在流传……
1898年，贡院大街家家户户又都照旧挂出了过年的灯笼，灯笼们在黑冷的夜幕里大睁着血红的眼睛。时务学堂门前的两只石狮子，背后的对联也照旧还是老式的句子。即使在长沙这样维新呼声极高的城市，由于变法诏令过于繁杂，也很多难以付诸实施，所以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都对变法诏令持观望态度，或者干脆置之不理。诏书下发一个月后，颇有名望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颇能代表地方大员们的心理：时事之变幻，议论之新奇，恍兮惚兮，是耶非耶，年老懵乱，不知其然，无暇究其所以然……地方大员都对变法困惑，更何况平民百姓了。于是，变法很快就陷入困顿。新政慢慢不了了之，有的甚至还扭曲变形。
戊戌年仅仅过了三四个月，便又被德国、俄国逼着签下了强行租地的条约，还被迫宣布了云广、福建分别属于法、日势力范围。没多久，英国也甩下一纸《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占了整个九龙……一个浓烈的强国梦，就这样在百日之内迅速地夭折了。
变法失败带给蔡锷这一代人一种独特的宿命，那是一种绝望，对时局、对政见、对新旧学——乃至于对整个人生的绝望；看上去熙熙攘攘的大路，其实还是一条死路；而他却无法找出正确的方向。之后在他们短暂的一生里，他们虽然还在左冲右突，却一生都难以摆脱看不清前路的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