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宪宗“我要为农民说话”
时间：2020-05-19 07:59:3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如果问党宪宗是一个怎样的人，用梁漱溟的话来说便是“感受问题之刺激，切志问题以解决。”
凡事都认真，凡事都拗着。但凡这种性格的人都有点爱钻牛角尖。凭着这股钻劲，党宪宗用6年的时间完成了农村纪实作品《沉重的母爱》《沉重的回报》。两本书先后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用党宪宗自己的话来说，《沉重的母爱》道出了“学费重于山，学费猛于虎”的现实，而《沉重的回报》则更深刻地反映出了复杂纠结的人性以及农村父母和孩子面对现实压力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无力。听别人的事，流自己的泪
党宪宗，地道的陕西汉子，他身边的老友都称他为“老党”。老党今年6g岁，脸上的皱纹清晰可见，眼睛却极其有神，说起话来声如洪钟，接受记者采访时老党会穿上衬衫打好领带，绝对的“认真对待”，跟人聊天时老党的嘴角总是挂着朴实的微笑。提到自己的纪实文学他则会立刻正襟危坐，“我耍为农民说话，他们太沉重了!我要把我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告诉大家，这些事实能够说明一切。”这位老陕用费力的普通话诠释着他的创作初衷。
年轻时的党宪宗曾经当过知青，也当过中学教员，1985年下海后承包了陕西省合阳县政府招待所。作家的身份也正是在自己做了招待所的经理之后才渐渐开始的。1990年，招待所承包了高考、中考考生食宿的生意，每年的中考、高考那几天，家长陪考生考试，老党则陪家长聊天。1998年教育产业化之后，学费忽然大幅度上调，高校开始扩招。从那时起，党宪宗发现他送走的是一批批考生，对家长来说留下的却是如山的压力。“见到了太多愁眉不展的家长，听过太多悲苦的故事。”最初，党宪宗只是听着家长的故事，流着自己的泪，直到2003年的夏天，老党遇到了自己的老同学。
“也是一个高考季，许多考生和家长住了进来。无意之间，我看到了一个老汉，像我的老同学，但我又不敢认。因为他实在苍老的让我不敢辨认。”老党看到的老汉正是他多年未曾谋面的老同学。当时，老党的这位老同学已经供出了两个大学生，那一年他叉陪着小儿子来参加高考。“他见我时眼睛已经看不清了，背驼的厉害。我就问他，你是怎么把自己弄成这样的。他说，‘老同学，一言难尽，两个娃上学花了好多钱，如今这个小儿子也要高考了，不管怎样我也要送这个娃上大学。农村的情况你也知道，这么苦。我当了一辈子农民，你真要说落下个啥，就落下这一身病、残废，我就不能再叫我娃像我当农民。老同学你愿意叫你娃当农民吗，不愿意吧。’一句话把我给问死了，我没啥说的。可我想知道，他们吃着怎样的苦才把这些娃娃供出来的。”
从调查记者到沉重动笔
从那时起，老党决定不再做个看客，与其陪人流泪不如做点什么。2003年7月，已过耳顺之年的老党，不顾家人的反对和老友的劝阻，自己购买了录音笔、录像机，下乡做起了一名调查记者。一直以来老党都是文学发烧友，自己也办了诗社。对于写文章来说，老党不怕。但是七八月份下乡采访这件事却让家人多少感到不安，老伴担心老党的身体吃不消，儿子也不想老爸受这个苦。就连老党身边的朋友们也都好言相劝，“毕竟我要写的是社会阴暗面吧，家人朋友都不愿意我找这个事。”虽然采访没有得到身边人的支持，但雷厉风行的老党还是下乡了。带着这股拗劲，老党跑遍了台阳县近二十个沟塬乡镇。“连续采访了三个月，正是陕西最热的季节，乡亲们给我讲，我是边哭边记。我也是农民出身，了解农民的苦难，可是用命来供孩子读书的事这么多，还是带给我太多的震撼。”在2003年7月N9月间，老党一共走访了110个农户，100小时的录像，300小时的录音，花了—共5万元。调查结果，让他感到更加触目惊心。110户农户中，共有11个家长因高额学费而累死、自杀或病逝，家有两个或三个大学生的农家，往往欠债四五万元，有的甚至高这十几万元。连续的采访结束后，老党用了3年的时间进行了跟踪采访，到2005年年末，老党调查采访的家庭达到了400户。采访整理出的书稿足足有门大箱子。
这几大箱子的书稿和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让老党再也坐不住了。2006年初，老党决定开始动笔，历时3年的调查，400户的资料统计，400个让人心碎的故事。“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看着那些录像听着那些录音，一段段故事就像电影一样不停的在我的脑子里播放。苦呀!农民太苦了!”如今提到自己笔下的人物，老党依然忍不住感叹。“写《沉重的母爱》我哭了太多次，有时候自己都不愿意回忆那个场景，可是我还是要写，我得让大家知道农民的苦。”
2007年，《沉重的母爱》出版发行。有读者用“蘸着泪水书写”来形容看过的感受。《西安晚报》用整版报道了此书的“沉重”，凤凰卫视更是在黄金时段播出了“沉重”特辑。媒体的报道使党宪宗成为了台阳县人尽皆知的名人。
而老党心里则琢磨着，“农民家庭供养大学生”这个话题确实很沉重，那么，沉重的供读结束后，这些学生毕业后是否像他们的父辈希望的那样过上富足的生活了吗?又是怎样回报父辈们被压弯了的脊梁呢?2007年开始，老党着手进行“农村大学生回报家庭”的社会调查。调查采访历时两年，这400个家庭如今的生活如何?他们是否还如同当年那样虽然沉重但却满怀希望?他们如今的生活是否能轻松一些?就这样，关于“农村大学生回报家庭”的“沉重”系列作品《沉重的回报》诞生了。
2003年到2009年，6年的调查记者生涯让老党更加了解农村。“从《沉重的母爱》到《沉重的回报》让我知道了太多农民的沉重，我忍不住想写。忍不住想说。我相信，只有引起大家的关注才能让人们注意到农民的疾苦。引起了关注才能更快的解决问题。”老党相信这些事实会引起社会的反响，也相信社会的反响会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现在农村的医疗情况已经非常好了，但学费以及农村娃最终的就业问题，还有他们的婚姻现状，这些话题都还很沉重。”就像老党说的，这些问题逼的他停不下来。“农村娃娶的城里媳妇，都要房子。这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乡们往死里逼啊!农村的留守妇女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啊……”提起这些话题还有多少问题要问，还有多少调查要做，老党滔滔不绝。
他心里有太多的问题要提，他眼里看到了太多的苦难。这些问题，这些苦难压得老党喘不上气。当记者问到老党，这么做的意义时，老党嘿嘿的笑了，“能替我们农民兄弟说上几句大实话，让大家知道，让大家想法解决解决就行。”朴实的老党和他所写的乡亲们一样，知足、善良。
如今的老党已年近七旬，问到他对将来的打算他会告诉你，“我还是要写书，我还是要提问。能为俺们农民说上旬话比啥滋味都要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