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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首义史书的扛鼎之作

    时间:2020-11-22 08:01:5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辛亥革命,百年已逝。作为中华民国的开国故事和近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有关辛亥首义史的记述几与首义历史一样久远丰富。辛亥首义的宏大叙事虽基本定格,然其历史意义的深度开掘,历史合力的广度揭示,尚在偕时演进;至于种种微观问题的考释,更无法穷尽。冯天瑜、张笃勤二先生的新著《辛亥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因其宏阔理论视野与微观历史叙事的完美耦合,而放射出特有的光辉。该书至少具有五个鲜明的特色。

    第一,以宏阔的理论视野观照辛亥革命,考析缘起及动力,将其定位为“第一次成功的城市革命”。该书洋洋洒洒60万言,却避免了叙事的琐碎而立意高远,在三个方面力陈新意。

    其一,运用长时段理论探讨辛亥首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与或然性。武昌起义事发仓促,不仅全国性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远在现场之外,地方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的首脑也或避、或伤、或亡、或在逃,事变由名不见经传的下层人物临场随机启动,带有很大的“猝发”性质。然而,偶然寓于必然之中。著者自觉以法国年鉴学派历史研究的“长时段”视角为观照,超越了传统史学注目于“个体时间”和倾力于重大政治事件、外交活动、军事征战等“短时段”事变的局限,既细致入微地梳理1911-1912年间发生的“短时段”剧变,又用心追究其背后的社会结构造成的久远影响,考察19世纪60年代汉口“开埠”以来,尤其是张之洞总督两湖、主持“湖北新政”以来20年间的社会变动,从而在既宏阔又精微的历史视野下,辨析辛亥首义的启承转合,揭示了“长时段”社会变化对“短时段”革命的奠基作用。

    其二,以历史合力论考析革命派、立宪派、清廷汉宫在辛亥革命酝酿、爆发、演化中的作用。恩格斯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由一种力量推动的单向、直线式进程,而是由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辛亥首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划时代历史事变,正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作用,造成的“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该书以合力论理论为出发点,未把辛亥革命仅仅归结为革命党人的活动结果,而是鲜明指出这场革命的动因深深植根于晚清数十年间近代文明建设的积淀之中,晚清各种变革力量共同组成的“合力”,造就了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因而,除详论革命派的组织活动、宣传活动与起义实践外,该书还论述了立宪派、从清朝离析出来的汉官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各种活动及其对中国政局走势所发生的重大影响。作为武昌起义直接先导的保路风潮,即由立宪派发动,他们在辛亥首义前的活动,理当进入辛亥首义史的视野。记述以往史书鲜有论及的曾任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人称“民国产婆”的赵昌凤及其密友庄蕴宽等江苏常州系人士的活动又是一例,因为辛亥年底,革命中心从武汉转移到沪宁虽是全国大势所趋,但与此系人等台前幕后的纵横捭阖不无关系。

    其三,首次提出辛亥首义的全新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城市革命。辛亥首义有别于之前的历次反清暴动,此前起义皆称悲歌慷慨,然而起义者与当地社会并无多少联系,势单力薄,星星之火皆被清方迅速扑灭下去,“屡起屡踬”,而辛亥秋季的武昌起义则顿成灭亡清廷燎原之势。辛亥首义又有别于秦汉以来的多次农民起义及贵胄夺权,它们皆取乡村暴动或宫廷政变形式,以改朝换代为目标,新的王者皇袍加身,国体、政体却全无变更,君主专制一仍其旧;而辛亥年秋季的新军起义,发生在近代文明及近代人群聚集的大都会,是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城市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方有建立的基础,并能以共和宪政号召天下。故而,辛亥首义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成功的城市革命。

    第二,以微观历史叙事相贯穿,重考据而推陈出新。该书立意恢弘,沉潜于形上之思,寻觅合情入理的理论诠释,然绝不作空泛的高头讲章,一切皆寄寓于历史过程的叙述之中,微观叙事贯穿始终。于钩沉史料间,著者不厌其烦而别出心裁地勾画出1911年10月10日夜及11日上午黎元洪路线图,强化了历史书写的可信度,也为当下盛行的微观历史叙事立下标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翔实的史料考据辨析基础上,著者驳斥了有关几成定论的陈见,推出新说。关于辛亥首义的种种微观问题的考释无法穷尽,不仅首义参加者各持其说,研究者的论列也异彩纷呈,无疑为著述取舍平添了难度。对于辛亥首义的基本走势及一系列切关宏旨的细节,该书力求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力图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例如,著者通过精密考证,提出打响“首义第一枪”的不是以往所认为的熊秉坤,而是共进会员、士兵程正瀛,前者是发难的重要组织者但未打响第一枪,考辨令人信服。再如,关于黎元洪被勉强拉来充任起义政权首脑,长期流传“床下都督”的故事。冯天瑜先生经多年考析,以为此说似是而非。“似是”,指其说与黎氏当时行为倾向基本吻合;“而非”,指黎氏被从床下拖出,并无直接材料证实,不可确信,可谓合情合理,入木三分。

    第三。图文并茂,论述引人入胜。著者追求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并精心选附700余幅历史图片,不少图片属首见、罕见,文图互证,历史的鲜活性跃然纸上,而且历史书写跌宕起伏,文采飞扬。导言开篇即仿佛把人拉到历史的现场,扣人心弦,并以“人们怀着或惶恐、或期待的心情,意识到时下正逼近一个历史临界点,即将出现惊天爆发”的悬语引入正文,而且类似的悬念穿插在每章叙事之中,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呈现出一个优秀的史实讲述者的风范。大约在10多年前,《中国大趋势》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曾经俏皮地挑衅中国人:“你们有很了不起的故事,但你们没有讲。”该书强有力地证实了不仅包括辛亥首义在内的中国故事很了不起,而且中国人对故事的讲述也是相当精彩的。

    第四,饱蘸生命激情写作,阐理中肯透辟。治史之常见乃史家当摈弃个人立场与主观感情,尽可能以他者立场保持价值中立,力求客观公正。换言之,著史忌讳个人意愿戕害历史书写之公允。新著做到了这一点,并同时呈现出另一种精彩。由于生长在辛亥志士云集的街巷和少时的耳濡目染,著者充满对志士壮举与辛亥首义的同情之理解与理解之同情,因而字里行间充满悸动、期待、扼腕、惊喜与讴歌之情,更以“辛亥首义精神不朽——推翻专制帝制的革命精神不朽,开创共和宪政的建设精神不朽!”的豪情之语封笔,但这却丝毫无损其求真的治史追求。饱含生命激情写作,而论述格外中肯透辟,力求接近历史的真实。

    第五,布局谋篇匠心独运。每章开篇皆以孙中山、宋教仁、黄兴、居正、熊十力、黄侃或《大江报》、《时报》、《伦敦泰晤士报》这些亲历、亲见辛亥首义之名人或名报的经典话语作导读,别开生面,引人遐思。导言和结论部分遥相呼应,浑然一体。书后附录辛亥首义大事年表,自1858年至1913年,供读者从梗概上把握历史的纵深与来龙去脉。

    受篇幅所限,该书割舍了大量历史图片,某些历史细节尚来不及完全展开,是为遗憾。然仅以以上五方面成就论,《辛亥首义史》无疑将成为辛亥首义历史记述中的杠鼎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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