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立言创意之崇高美
时间：2020-11-22 08:02:5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史记》的文风，历代学者多有精辟之论，本文从司马迁的立言创意方面来谈其崇高美。司马迁从文学的角度公正地记述历史，他以他那崇高的审美理想和人格精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著就了一部伟大的《太史公书》。
形成崇高美风格的条件是必须以恢宏阔大的社会生活为审美对象，其次是作品中蕴含着作者对崇高理想的追求。按照这个标准，可以看到，《史记》所关注的是“上记轩辕，下至于兹”（指汉武帝）三千年的历史，包括三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宗教；祖国的山川、水利、文物、古迹；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正在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甚至包括中国以外的国家。可谓纵横古今，褒贬百代，总揽宇宙，气吞山河。更可贵的是司马迁对这三千年的历史，寄寓着他的审美理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言”，即一种议论、主张和理想，“成一家之言”，就是独创一个思想体系。而“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则是“一家之言”的核心。“理”是法则、原理，含有规律的意思。“稽”的目的是“志古自镜”，以史为鉴，“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司马迁著史，自名《太史公书》，汉代一直习用，经过后世人的改订，遂把《太史公书》更名为《史记》。然而将司马迁著史与后代史书作比，可以发现它并非同于后世史官所著之书，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了后世私人修史之风。
文学的作用在于剖析人的内在心理结构、态度和内体验。童庆炳在《文艺理论教程》中指出：“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之中的审美意识形态”，其中包含着作者的审美向度。《太史公书》是一部文学性的历史传记，司马迁是带着历史家的严肃和文学家的激情来编撰《太史公书》的，他有着古代庶民的喜怒哀乐和道德取向。文学是人心理的定向投射，是人情感的缺失体验的情感图式。司马迁本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但“李陵之祸”却给他带来了“诟莫大于宫刑，形馀之人，无所比数”的巨大痛苦。正道直行之人却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最后“君子道穷”，心有郁结而发愤著，于是“述往事，思来者”，他通过《太史公书》来寄寓他的理想，宣泄他的情感。
《太史公书》的主要文学成就就在于注重人物描写，以客观的历史事件为背景，以历史和现实的人物为中心，展开历史的纵横面。
司马迁第一个创造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史，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扶义俶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可见他对人才有着不同于别书的见解。“迁闻君子可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认为只要是为民立德，为事业立言，为国家立功的人都可以垂名后世，便都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司马迁的人才观的可贵之处就是不求全责备，他站在人的角度看待他的历史人物，看他们的优点与不足，对他们的过失揭露和抨击，但仍不埋没他们的功绩，体现了司马迁对人才不求全责备的审美理想和政治理想。
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独尊儒术的时代，而他的文学审美思想，却有着强大的崇高的人格精神，具有反传统和对现实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在《太史公书》中所体现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是以心为美，以德为美的核心。“道”即“德”，“以德为美”即以道德为规范审视人。
《史记》是英雄人物的画廊，是具有崇高人格人物的画廊。据统计，《史记》写人物的一百多篇，其中写被杀、自杀的人物有三十多篇；其他崇高性人物有二十多篇，写以崇高结局的从属人物的有七十多篇；就连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也是一篇具有崇高人格人物的自传。无论是悲剧性人物还是壮美性人物；无论是为社会变革而牺牲的悲剧英雄，还是由于自身缺陷、过失而导致失败的悲剧英雄，还是具有慷慨悲凉情绪的英雄，司马迁所写，都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如实地历史地表现他们的毁灭过程；第二，真实地挖掘崇高性人物内在的价值，把他们身上的崇高美的本质，尽量地揭示出来；第三，倾注作者强烈的情感，形成一种崇高性的感染力。比如在《伍子胥列传》中，作者对伍子胥慷慨悲壮的表现，充满了敬意和惋惜之情。“弃小义，雪大耻”，“隐忍就功名”，这正是司马迁自我感情的流露，以至发出了“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的评价和感慨。
我们从《史记》中读到的“不是失败的挽歌，悲伤的叹息，而是无畏的进取，是胜利成功的快慰，是一种道德上获得满足的欢欣”。这是因为在一个敬仰英雄、崇拜英雄、积极进取、追求功名、崇尚崇高的时代，人只有这样生，这样死，才是崇高的，才是美的。《太史公自序》也说：“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这就是司马迁的崇高的人生观、荣辱观，也是他的审美理想。
司马迁从文学的角度以故事的形式、散文化的笔法如实地记述历史，塑造人物。他的人才观、写作观、政治观，投射到他的作品中，体现了他的心灵，体现了他的审美理想和崇高的人格精神，体现了他的立言创意崇高之美。另一方面，司马迁的历史观是大一统的历史观。在史记中，夏、商、周三代之君，春秋战国诸侯，秦朝汉代的帝王，四面八方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在历史的长河中，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战争，尽管有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但所反映的都是在斗争中发展，不断走向大一统的中国历史，反映从黄帝统一时，由少数部落组成的古国到秦皇、汉武大一统时各民族的互相融合。正像今人张大可在《论司马迁的历史观》中所说的：“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这一民族一统观念就奠基于《史记》。”十分难能可贵的是，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已有了那种在继承传统中的批判精神，在评价历史人物中的贬恶扬善精神以及面对现实的直言精神！他继承了春秋战国以来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道家和屈原思想的闪光思想，取各家所长为我所用，形成了他自己的思想特色。
无论是司马迁的人才观、写作观、政治观，还是他的大一统的历史观，都体现了他的崇高的审美理想、崇高的人格精神，都充分体现了他的立言创意崇高之美。
参考文献：
[1]《司马迁评传》张大可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中国古代文学史》郭预衡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3]《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系统整体观照》祁志祥《文学评论》2003-3.
[4]《文艺心理学》金元浦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