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人才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平民出身的墨翟，从“兼相爱、交相利”的政治主张出发，提出通过教育、培养“兼士”、“贤士”的人才目标，明确了“厚乎德性”“辩乎言辞”“博乎道术”的人才标准；强调了“尊贤”“尚贤”“用贤”的用人原则，提出了一整套关于人才使用与管理的措施与办法。墨翟的人才思想无不体现出以经世致用为根本的精神内核，这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可谓是惊世骇俗的，并且对当今社会人才管理机制的完善也是有启迪意义的。

[关键词]墨子；人才思想；兼士；尚贤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10-0103-04

王洪亮(1959—)，男，河南商丘师范学院教育系副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史、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河南商丘 476000)

墨子(前376年——前468年)，为春秋战国之交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他的学说被韩非称为“世之显学”，包含了他丰富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伦理思想和人才思想，特别是他的人才学思想，不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惊世骇俗的，就是在今天仍不失其启迪意义。

墨子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小手工业者家庭，自称“贱人”、“鄙人”，这就决定了在政治思想上他是代表了农、商、工肆阶层利益的，因此，他为社会设计的最高发展目标是人与人之间“兼相爱，交相利”，强调社会“尚贤”、“尚同”，要求统治者向劳动阶层开放政权以改善他们的政治与经济待遇。再者他生活在春秋与战国之交，社会正处于兵为害、生产废驰、生灵涂炭的乱世之秋，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强凌弱，暴欺寡，富虐贫，贵傲贱，可谓“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乱者不得息”[1]。面对如此残酷的社会现实，墨子出于社会的责任感大声疾呼：“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2]怎样才能实现“兼爱”、“尚同”、“兴利除害”的政治目的呢?在他看来关键在推行贤人政治，在此基础上便形成了他较为系统的人才学思想。

一、以“兼士”培养为依归的人才标准

墨子重视通过教育来培养人才，进而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他的理想社会就是“兼相爱，交相利”，这就决定了他培养人才的标准就是“兼士”(贤士)，然后通过他们去实现贤人政治或仁政德治，以取代现实中用人以亲、以势、以财而不问其贤能与否的腐败政治。墨子出于“兼相爱”的政治目的提出了培养“兼士”与“贤士”的人才标准：

(一)厚乎德行。墨子从“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出发，对“兼士”所施以的首先是人格道德品质的教育，具体内容有：一是“兼爱”与“正义”。这是墨子理想人格的核心。墨子所倡导的“兼爱”有别于儒家的“爱有差等”，它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基础之上，并强调“兼爱”必“相利”，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平等而和谐的人际关系；同时强调“贤士”必守“正义”，这是“兼相爱，交相利”的根本保证。他教育弟子要“利天下而为之”，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二是克勤克俭。在这方面他身体力行，他反对儒学所倡导的繁礼缛节以及行乐、厚葬的奢靡之风，教育弟子要勤劳从事，吃苦耐劳，主张“节用”，反对奢侈浪费。他说：“故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节俭则昌，淫佚则亡”[3]。墨子把俭朴这一看似生活习惯的小事与安邦定国联系在一起，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其三是守纪奉公。墨家学派具有严明的组织纪律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每个成员都必须无条件地受其约束，且具有高度的自觉性。例如，其钜子腹鲸为行“墨者之法”而决然杀子；孟胜等180余人英勇死难，而无一人畏死逃避，均可见墨家法纪之严明。墨子在施教中还特别强调克己奉公，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团利益，强调人民与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否则就要受到一定的处罚。墨子弟子之所以显荣天下者不可胜数，“厚乎德行”的成功教育不能说不是其主要原因。

(二)辩乎言谈。墨子强调“兼士”必能言辩，为他们进入社会“上说下教”“劝以教人”做准备，他的目的是通过“上说下教”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如何才能被别人所接受，那就要以理服人。说教者必须思路清晰，词能达意，语言有严密的逻辑性，让对方无懈可击，使对方口服心服。所以他“明辩的目的，主要是利用‘最适当的’语言，表达‘最合理的’思想”以折服对方。在墨子看来，“家欲不失其守，而使异已者得明其故，必资于辩说”。因此，他必然会将“辩乎言谈”看作是塑造理想人才的内容之一。“辩乎言谈”就要注重语言的逻辑性，因此，墨子还开辟了中国逻辑教育的先河，为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5]

(三)博乎道术。墨子培养人才的标准不但要能言善辩，而且还应该是多才多艺、多技多能、博乎道术的实用人才。这种人才应该既有治平天下的方略，又有参与社会实践、服务社会的“从事”能力。“博乎道术”一个“博”字反映出了墨子对学生“道术”要求的宽泛。首先，他要求“兼士”要有自食其力的本领，他认为一个人只有“赖其力”，且能“强力从事”，才能维护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所以他要求弟子必须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和技能技巧。因此他的弟子不但是耕作的行家，而且是百工能手。他牢记“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的信条，倡言：“凡天下群百工……使各从事其所能。”目的是为使弟子自食其力，有一技之长。他实属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开山之祖。其次，他强调弟子在战乱年代必须具备军事防御守备能力。虽然他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一生反对战争，但他也深深懂得战争不会因他的一篇《非攻》而停息。因此，战乱年代要求弟子适应战争要求，并掌握对战争的防御与对城郭守备的知识与能力，这是“兼士”既能保全自己又能保民平安的必备能力。他既是一个反对战争的“勇士”，又是一个勇于参与战争的“斗士”，同时还是一个爱好和平的“贤士”。

墨子在对“兼士”提出上述三个标准的同时，还对人才自身的修养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他告诫人们要做到一个有修养的人，就应该明察左右人的善行以为我用，看到品行较差的人就应该躬身自省，这样自己的品行就可以得以修正，他强调君子要不听谗言，不说恶语，不存害人之心，这样虽身处浊流之中，也能洁身自好。他在《修身》篇里这样说道：“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据财不能以分人者，不足与友；守道不笃，遍物不博，辨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他告诫士君子意志不坚强、智力欠发达、言而无信且行为不果断的人是难成大事的；拥有大量钱财而不能与人共享的，是不能与之做朋友的；不能忠实于为人之道，不能明辨是非的人是不能与之交往的。《修身》篇又说：“源浊者则流不清，行不信者则名必耗。”源头浑浊，水流就难以清澈，行为无信，名声就会狼籍。墨子在此着力强调士人加强自身修养的重要性，人在社会上要想有所成就，必须从修身做起，做到有坚定的意志、诚实守信，铸就高尚的品行，这是成就事业的起点。

二、以“尚贤任能”为宗旨的用人方略

墨子的人才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尚贤》、《亲士》两篇文章中，通览全文其要义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尊重人才。墨子极力倡导社会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呼吁社会要“尚贤”，一个“尚”字体现了他对人才的基本态度。所谓“尚”，即尊重、崇尚，墨子之所以极力提倡社会应当“尚贤”，“用贤”，与他对人才之与治世意义的深刻认识是分不开的。他在《亲士》篇中说道：“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以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政治首脑能否招贤纳士、实行贤人政治，是否尊重人才、大胆使用贤士，关乎着国家的兴亡与命运，于是他又说道：“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他是在对历史的审视中得出上述结论的，一个国家如果能广纳贤士，积蓄人才，这个国家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是繁荣的，否则，国家如果缺乏人才，不尊重人才，国家的政治就会动荡不安，社会就会积贫积弱，因此他告诫统治者，治国的大务就在于积蓄人才，因为人才的质量与数量决定着国家与组织的命运。

(二)使用人才。在墨子看来，对人才的尊重还主要是通过如何用人体现出来的。对人才的尊重不能只流于口头，而是要付诸实际，他认为人才难得，国家要想获得人才“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他从物质与精神层面提出了用人的四个标准：其一是富之，贤士是人不是神，对生活所需的物质必须还是不可或缺的，用人者要使真正的人才在经济上是富有的，生活上是有保障的，这样才能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而专志于国事；其二是贵之，即要给贤士以相应的社会地位与权利，这是施展他们才能的前提保障，没有地位则名不正、言不顺，没有权利保障，再有才能的人也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华，因为无权而无威，无威则难以服众；其三是敬之，无论是一国之尊，还是组织领导，要有礼贤下士的诚恳态度，社会上下要有尊重贤士的蔚然之风，尊重的具体体现是尊敬；其四是誉之，要制造舆论给贤人以荣誉，他们取得了成绩就应该给以表彰，使他们在精神上得以满足。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看，他这一系统的人才管理思想是非常符合今天管理学意义上的激励机制的，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就当时而言对贤士治国、推行贤人政治也是一套完善的保障机制。就是在今天也同样适用于国家对科技人才、政治人才，企业组织对经营管理人才的使用与管理。

墨子何以提出上述的用人方略呢?他在《赏贤》中解释道：“爵位不高，则民不敬也；蓄禄不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故古圣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予之事，断予之令，夫岂为其臣赐哉?欲其事成也。”很显然，没有高官厚禄，没有相应的职权，百姓对其将“不敬”“不信”“不畏”，那么“赏贤”也就自然成了一句空话，在他看来，对人才只有采取“富之”“敬之”“贵之”“誉之”等优厚的政策，才能吸引他们、招揽他们、留住他们，他们才会忠心耿耿地效忠国家与社会。墨子主张用高官厚禄吸引人才的做法看似流于庸俗，其实不然，墨子恰恰是在对人的本质有了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极具唯物主义色彩的人才思想。“富之”“敬之”“贵之”“誉之”不单单是一味对人物欲的满足，而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对人才价值的认可，也是人才自身价值的具体体现；对贤士本身而言，也是自我实现心理需要的满足。他所说的“爵”“令”“事”“禄”用今天的管理理论阐释就是强调“职、权、责、利”的统一，若要重用贤人，却又不给以四者的支持，再有贤能的人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在用贤方面墨子还明确提出了他的三个原则：即“举义不避贫贱”、“举义不避亲疏”、“举义不避远近”。墨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张打破宗法世袭制，真正倡导“任人唯贤”的思想家，这一点他要比孔子进步得多、英明得多。在人才使用上孔子虽也提出了“举贤才”，但他终于没有挣脱阶级的羁绊，仍然强调的是“亲亲有术，尊贤有等”，主张“故旧不遗”，孔子的“举贤才”仍是局限在上流社会的少数人的范围内。而墨子则主张把用贤的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他主张对所有的人要一视同仁，“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不偏富贵，不避颜色”。强调“官无长贵，而民无终贱”，即使是贵族阶层中的执政者，如果是无德无能的平庸之辈，也应该“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墨子从唯物主义出发，认为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即便是官职、权势也应该是优胜劣汰，具有竞争性，这样无论是当政者的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会兢兢业业，忠于职守，积极进取。

(三)管理人才。墨子人才思想的第三个组成就是人才管理，他认为“赏贤”“用贤”尽管重要，但如何“赏贤”“用贤”是做到“人尽其才”的关键。他的人才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任前考察与试用。他强调对人才的使用必须做到“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后“慎予官”。其实这正是指任前的考察与试用。第二，用人要不拘一格，用其所长。古今中外大凡身负奇才者多半颇为自负，不愿苟于世俗，甚至桀骜不驯，对这些人用人者必须要有过人的胆识，应以包容、理解的态度用其所长，墨子认为“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道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至君见尊”。用人不能求全责备，贵在用其所长。第三，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人不能迁就姑息，要根据每个人的才能大小，合理使用，做到职级对应，他强调：“故可使治国者治国；可使长官者长官；可使治邑者治邑。”如果用人不当，小材大用或大材小用，都会贻害社会。他说：“夫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则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将日至也，日以治之，日不什修，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则此治一而弃其九矣，虽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犹若不治。”深刻说明了小材大用的危害。第四，重视舆论监督与评价。他在《尚贤》中说道：“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万民从而誉曰‘圣王’，至今不已”，“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是也……万民从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执政者贤能与否，后人自有评说，这无疑对当政者也是一种无形的约束。

三、墨子的人才思想对当代的几点启示

墨子的人才思想系统而深邃，他给我们当今的人事制度改革及建立完备的人才管理机制留下了无穷的思考与启迪。

(一)社会要有尚贤之风。墨子在《亲士》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众贤而已”。因此，他疾呼整个社会上至帝王、下至百姓要形成“尚贤”、“用贤”的风尚。社会因人才而治，事业因人才而成，这已被历史所证明，古往今来多少帝王将相，因得人才而得天下，因尚贤用能而事业成。西周因周公而出现了“成康盛世”；春秋五霸因养士而成就霸业；唐玄宗因得魏征而有贞观长治；布衣天子刘邦因得张良、萧何而得天下；乞丐帝王朱元璋也是因善用人、会用人而成就大业。发达国家及成功企业的经验也印证了墨子“尚贤”“用贤”这一思想的无比伟大，美国的强大与繁荣得益于对世界人才的招揽；微软的成功也源自对大批精英人才的大胆使用。不一而论，人才是“国家之珍”“社稷之佐”，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与爱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如果不是流于口头，而是见之于行动，那才是国家的福祉，人民的福祉。

(二)用人既要注重德才兼备，又要不拘一格。在人才培养与使用上墨子首先强调“厚乎德性”，在墨子看来，德与才二者是不能偏废的，他认为只有能做到兼相爱、行正义、克勤克俭、奉公守纪的人，才能使自己的才华用到当用之处。德是一个人施展才华，造福社会与人民的保证，如果没有德的保障才能越大，可能给社会构成的危害越大，当今社会很多高官不可谓没才，但他们因私欲、因贪婪、因不行正道而纷纷落马，这应该是对墨子这一思想的反证。大凡有能而无德者往往会祸国殃民，贻害社会与百姓，因此，当今用人不能只看文凭，品德与修养是不可不察的。

用人要不拘一格，也是墨子人才思想的闪光点，在品德保障的前提下，用人要用其所长，不能求全责备，大凡有才能的人，性格上难免有些孤傲与怪癖，但他们往往是瑕瑜互见的，“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道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至君见尊”，这是用人者所必备的心理条件。何谓不拘一格，那就是用人要“不避贵贱”“不避颜色”“不避亲疏”，做到唯才是用。在我们当今的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也应当学习此思想。

(三)人才管理要建立优胜劣汰，赏罚分明的竞争机制。墨子强调“官无长贵，而民无终贱”，人才使用应该是优胜劣汰能上能下的，对那些尸位素餐的平庸之辈，即便社会地位再高，也应该“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而对那些真正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的贤能之人则应该贵之、富之、敬之、誉之。这一思想对今天的启示就是要改革和完善现有的人事制度，改变现实中存在的能上不能下、能升不能降、按资排辈的现象，用人要做到能级对应，责权利统一，完善管理机制与激励机制，只有这样，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墨子所处的时代就官吏选拔一直沿袭的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世卿世禄制，用人是“唯亲”“唯上”的，而墨子的人才思想则恰恰触及了统治阶级的根本，他倡导的贤人政治显然是对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质疑与挑战，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相抵触，这就注定了在他以后的两千多年以宗法世袭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是难以为统治者们所接受的，这也是墨学由“显学”走向“绝学”的致命因素。但他所倡导的“尚贤”“用贤”的人才思想，毕竟喊出了平民知识分子要求平等的心声，代表了“农、工、肆人”的利益。随社会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墨子的人才思想越加焕发出了卓绝的生命力。

墨子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崇尚“兼”而反对“别”，所谓“兼”即视人如己，所谓“别”就是贵贱有别。他讲求“爱人若己”，期盼人类爱无差等，因此，墨子也一再被后人誉为“世界第一之平等博爱大家”。墨子的“兼爱”思想是一种古典的人道主义精神，呼唤人与人的相互尊重与关爱，是我国古代思想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我们今天道德建设的精神资源。他的人才思想也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强调“兼士”培养，强调“赏贤”“用贤”。墨子为“兼爱”奔走呼号，为“兼士”的培养殚精竭虑，为正义挺身而出，为真理而义无返顾的光辉人格和“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高尚情怀以及“虽劳必不图”的自我献身精神，永远激励着人们。

[参考文献]

[1]王焕镳.墨子校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2]孙诒让.墨子间诂[M].长沙：岳麓书社，1996.[3]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4]沈灌群，毛礼锐.中国教育家评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5]秦彦士、孙诒让.《墨子间诂》校补示例[J].求索，2006，(4).

【责任编辑：莉 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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