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激流中的中国青年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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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卫国战争”。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激流勇进，奋起抗击，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这场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其中，号称“民国第三大党”的中国青年党也投身抗日激流之中，作出了积极贡献。
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
脱胎于少年中国学会的中国青年党成立于1923年，随后陆续在全国成立了二三十个外围团体，并先后建立党部。到抗战前，青年党的组织自中央党部到各省、市、县，构成一个全国性的系统。抗战爆发后，其重点发展的四川和西康等，就拥有党员三万多人，成为民国政坛一支不可轻视的政治力量。时人评价青年党，称“其组织之庞大，党员之众多，与地方实力之雄厚，皆为不可否认之事实”。青年党自己也俨然以当时中国一大政党自居，是名副其实的国共之外的民国第三大党。
中国青年党自成立起，就竭力反苏反共，同时又反对国民党的“党治”，因此“为共产党所仇恨，也为国民党所不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中国青年党转变态度，提出了“政党休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其领导人发出致国民党书，呼吁“国事至此，一切政见异同已成次要之问题，当前急务，惟在如何团结全国已涣散之人心，共临大敌”，“出死力以御强寇，化内战为外战”。9月26日发表《中国青年党暨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为日军占领东北事告全国国民》，指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的有预谋的侵略，并严厉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表示“为举国一致共抗强权起见，愿暂时放弃对国民党之反对态度，但以取消一党专政为条件”。10月3日，青年党机关刊物《民声周报》发表《我们的主张》，强调“我们目前的忧虑，只有国难；我们的仇人，只是日本。我们在内政上的一切政治主张、政治成见，都愿意牺牲”。并表示，不管国民党如何对付青年党，他们愿意单方面实行政党休战：“（一）停止对国民党之革命行动；（二）停止对国民党之攻击言论。”此后，青年党领导人与国民党频繁接触，以图消除前嫌，实现国青合作，团结抗日。而对于原本“反共必须彻底，不可再事敷衍”的主张，中国青年党也改变了方针，将其政纲中“外抗强权”的目标从苏联改为日本，“内除国贼”的目标从共产党改为汉奸卖国贼，基本上停止了反共活动。1932年，青年党总头领曾琦发表《从速建立国防政府取消一党专政出兵收复失地实行抗日救国议》的文章，呼吁化内战为外战，自今以后，无南北新旧之分，无党派异同之别，一致结合，协同动作，实行抗日救国。
青年党还积极联络各界人士，谴责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主张对日宣战。1932年1月13日，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与章太炎、沈钧儒、黄炎培等以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名义，致电蒋介石、汪精卫、林森、孙科、李宗仁等，谴责国民党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要求“实行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并严正告诫国民党：“大难临头，万无犹豫余地。”2月2日，青年党为日军进攻上海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要求国民党一面“对东北东南两路前敌将士，尽量补充”；一面“统筹全局，实行宣战”，“驱彼倭寇，还我河山”。3月12日，青年党又发表告国民书，重申对日抗战，反对妥协，认为“只有集合全民族一切人力物力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吾国万无弃战言和之理”。青年党领导人公开表示“宁可战而亡国，不可和而灭种”，表达了他们坚定的抗日信念。
壮怀激烈的军事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青年党不仅坚定不移地主张抗日，而且还派遣该党党员直接参加了抗日军事斗争。
1931年10月，该党领导人左舜生、陈启天等在上海创立《民声周报》，发起组织“抗日急进会”，开展抗日活动。淞沪会战爆发后，左舜生和王造时一同被上海40多个团体推为代表，前往北平，劝说张学良、吴佩孚出兵抗日。
中国青年党还利用在国民政府军队中青年党员的力量，武装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中的青年党员迅速发展到2000多人。他们参加或援助东北义勇军，支援马占山的抗战。“一·二八”事变中，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旅长、青年党员翁照垣不待军命，奋起抗击，而后转守吴淞，蜚声中外。《申报》称他“富于谋略，勇敢过人”。章太炎则说：“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中国青年党还组织了铁血军（又称义勇军铁血团）240多人，由戴天人率领开赴淞沪前线，参加保卫吴淞的战斗。
1932年，中国青年党倾全力于东北义勇军的活动。该党所办《东北公论》杂志随东北军入关后，于4月复刊。该刊以一致抗日和收复东北失地为号召，向全国人民介绍义勇军的抗日战况。4月，李璜受青年党中央派遣，携14万元巨款，在天津组织抗日义勇军总部，以200多名东北讲武堂的青年党籍学生为基本队伍，出关抗日。并由任东北讲武堂教官的王师曾、王慎庐和张学良的秘书王捷侠三位青年党员组织野战抗日会，或收买绿林武装或策动部分东北军开赴前线。王捷侠亲率120多名青年党员到热河，与马占山余部联络，打出了“热河抗日义勇军第八梯团”的旗号，其队伍在保卫热河的战斗中浴血奋战，损失过半。
进入东北参加抗日活动的青年党员有2000多人，其中很多人加入东北义勇军，先后牺牲在白山黑水的就有700多人，这其中最为杰出的青年党人当数苗可秀。
苗可秀毕业于东北大学，1932年7月奉青年党总部命令出关杀敌，活跃在凤凰城、盖平县一带的义勇军中。不久加入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深得邓铁梅器重，主持军官学校。年底，率该校300多名学生在凤凰城六区阻击日军6000多人的进攻，激战数昼夜，歼敌600多人。1933年4月组织义勇军别动队，后改为中国少年铁血军，苗可秀任总司令。这支队伍英勇善战，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袭击敌人，战斗力很强，日军闻风丧胆，日军进上中将惊为“神军”。1935年6月13日，苗可秀在岫岩作战中负伤被俘，在狱中坚贞不屈，7月25日于凤凰城慷慨就义，年仅29岁。
翁照垣在《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愤而离开十九路军，经李璜推荐给张学良，被任命为东北军一一七师师长。该师中下级军官多为青年党员，这使一一七师成为中国青年党的一支基本队伍。1933年初，中国青年党还援助和参加了长城抗战。一一七师则转战冀东卢龙、迁安、丰润、玉田等地。该部营长、青年党员胡钟麟奉命率部死守马兰峪口，全营伤亡殆尽。胡钟麟力战不屈，壮烈殉国。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青年党单独组织的抗日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青年党的一些成员直接投身于抗战前线，在山西，它的一些党员加入牺盟会，参加华北抗日游击战；在国民政府军队中的青年党员依然奋战在抗敌战场。
三方布置的政治策略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到来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为了适应蒋介石重庆政府和汪精卫南京伪政府并存、四川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矛盾日益加深的新形势，1941年底，青年党的三巨头曾琦、李璜、左舜生经过周密研究采取了“三方布置”，以待时机，图谋发展的政治策略：由曾琦潜伏在沦陷区，指导该党在沦陷区的工作；李璜来往于成都、重庆之间，联络地方实力派，并负责川省党部的工作；左舜生在陪都重庆负责党总部和与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联系，从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盟务。这样，三方中任何一方取得胜利，都会有助于中国青年党，因此，中国青年党认为他们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三方布置”是中国青年党政治投机的表现，是为本党派谋利益的政治权术，这也是该党做出巨大努力而未能壮大发展的根本原因。不过，三方活动及其产生的影响却有着不同的作用和意义。
汪精卫于1939年9月21日声称要“以本党为中心，联合各党派”，组织“国民政府”。此后，留在沦陷区的青年党员“闻风而动”。青年党中央委员赵毓松在上海主持召开会议，表示赞成汪精卫的主张，并成立了中国青年党中央政治行动委员会，准备“正式参加和平工作”。
对于这部分人以党的名义进行的叛国活动，中国青年党总部并没有公开批评、谴责和制止，这使得这部分党员有恃无恐，他们正式参加了汪伪傀儡政权。赵毓松任农矿部长、司法行政部长，李守黑任铨叙部政务次长等，成为汉奸卖国贼。
曾琦则于1941年底潜入上海，化名郑安定，避居法租界，指导参加汪伪政权的该党党员的工作。曾琦虽然没有公开就任伪职，也没有公开发表降日言论，但其行踪极为诡秘，与汉奸温宗尧有诗文唱和，与参加汪伪政权的该党党员保持着联系。1942年该党的中央政治行动委员会出版的建党19周年纪念专刊中对曾琦大肆吹捧并刊有他的多首诗词，而曾琦也从未公开否认过他们之间的关系。
尽管曾琦与参加汪伪政权的汉奸有本质的区别，但是这部分党员的投敌与曾琦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也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收买中国青年党提供了条件。对于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该党主要领导人是直认不讳的。左舜生就承认：“这件事（指青年党员投敌）在抗日史上”，“要为无可否认的事实”。
李璜则在发展四川党务和联络地方实力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川康两省在中国青年党内实力相当雄厚，而这两省的基业是李璜一手开创的。中国青年党中来自川康两省的中下层干部很多，且与西南实力派有密切联系。早在1939年2月，李璜就以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川康建设视察团团长身份赴川康各地视察吏治和兵役，并主持设在成都的川康建设期成会川西办事处。1942年起他又主持经济策进会川西办事处的工作。这些机构任用了不少青年党员。一方面，中国青年党在这些机构的掩护下进一步扩大了在川康两省的势力；另一方面，他们的工作对于川康两省以人力物力参加抗战和抵制蒋介石对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排斥及吞并起了一定的作用。蒋介石为了控制四川、西康，并动员地广人众的川康两省以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支持抗日前线，也不得不借重中国青年党的力量。此外，李璜还利用自己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关系，为中国共产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的联系牵线搭桥。如1945年春，张友渔到成都去做刘文辉的统战工作，华岗到昆明做龙云的统战工作，都是通过青年党四川省党部进行的。
左舜生则把主要力量用于联络各党派和从事与控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方面的工作。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后，左舜生被推选为中央秘书长，主持中央工作。政团同盟成立初期，未设行政工作机构，一切行政事务均由青年党总部代办。同时，同盟中央主席张澜经常住在成都，从而形成了中国青年党操纵把持盟务的局面。
左舜生主持民盟盟务期间，致力于民盟和中国青年党的发展，一方面他紧紧抓住中国民主同盟，集中全力于民盟的工作，不在政治上独树一帜，没有提出与民盟政治纲领相违背的政治主张，没有损害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的政治基础。事实上，民盟的一些重要文件，很多都出自左舜生之手，民盟的一切主张，就是青年党的主张。另一方面，他又以中国民主同盟作掩护，极力扩大该党的势力，仅在四川就发展党员达2万人以上。
民主宪政的政治追求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青年党对民主政治与坚持抗战互为条件的关系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背景下，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也积极参与了民主宪政运动，为争取实现民主宪政做了一定的工作。
1938年7月7日，该党在《为抗战周年纪念宣言》中阐明了在抗日战争中实现政治民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为完成抗战建国的艰巨任务，必须发动民众共同努力。而发动民众，必须实现民主政治。
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蒋介石一方面加强其一党专政，另一方面又以实现宪政的诺言敷衍各党派和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
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国民党参政员提出《建议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案》，得到会议一致赞成。中国共产党、青年党等又提出6个宪政问题的提案，其中中国青年党以左舜生领衔提出了《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由此掀起了抗战时期的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
中国青年党和其他党派一起，积极参加了这次宪政运动，左舜生和李璜代表该党参加了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他们还与张澜等13位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无党派人士一起，在重庆发起组织并多次举行宪政座谈会，邀请中共参政员吴玉章、董必武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讨论如何促进宪政。李璜还参加了成都的民主宪政运动。卧病昆明的曾琦于1940年1月撰文《论实行宪政之时期与国民大会之性质》，对于国民党所散布的“人民程度不足说”、“训政工作未完成说”等论点进行了驳斥，要求立即结束党治，施行宪政。
中国青年党还联合各方呈请国民政府定1940年1月为宪政宣传月。于是，要求民主宪政的舆论更为强劲。
中国青年党还发表了大量有关宪政的文章，推动宪政运动的蓬勃开展。其中1940年2月在《国论》半月刊所发《宪政运动在中国》一文，对宪政运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中国青年党也在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救国会的领导人章乃器曾回忆说：“当时重庆的民主运动，左舜生之流的声浪比救国会大。”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左舜生对于各党派团结与争取抗战胜利的关系有清晰的认识。他认为，全国真正团结的具体办法是实行民主政治。因此，青年党能与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开展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民主宪政运动。
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是从1944年下半年进入高潮的。经过协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然后经过自由选举，召开国民大会，以实现民主宪政，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和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民的共同政治目标。左舜生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一道，发起并多次主持宪政座谈会，主编《民宪半月刊》。在成都，李璜则与张澜、邵从恩等人联名发起成立了以研究宪草、促进宪政、倡导民权、实现民主为宗旨的“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李璜任该会副主席。该促进会曾先后召开5次座谈会，并在10月7日召开2000人的国是座谈会，主张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有力地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开展。
通过在争取民主宪政的运动中经常的接触和了解，青年党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减少了敌意。正如董必武所说：“国民党在各小党派中拉拢他们（青年党）是比较厉害的。不过，当国民党利用他们做反共的工具时，他们没有做”，“在争取全国民主方面”，青年党“是愿意和我们合作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及在“解放区的力量，也逐渐被他们所认识”。因此，在民主与反民主斗争的关键问题上，中国青年党采取了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较为一致的立场。
1945年7月，国民党政府召开了国民参政会第四届一次会议，因为这时的国民参政会已成为蒋介石的工具，通过了其一意孤行召开国民大会的办法。中国共产党事先就发表了不参会的声明。出席会议的中国青年党参政员则提出《请先实现民主措施从缓召集国民大会以保团结统一而利抗战建国案》的提案，表明其政治态度。这些主张符合当时中国人民团结抗日和争取民主宪政的要求。但是，由于中国青年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拒性和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决定了中国青年党在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必然改变其在国共间的中立立场，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该党追随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转向反共反人民的一方，终被历史所抛弃。
（责任编辑：巫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