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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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记载了从1937年1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到1947年3月毛泽东撤离延安的10年中，毛泽东在延安的众多故事。每个故事以一个事件为由，既单独成篇，又互相衔接。这里遴选的是其中的四个故事。
支持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发表
1939年7月8日、12日，刘少奇在马列学院为学员们作了有关思想修养的讲演。他首先指出，在建设与巩固党的基本任务前面讲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然后，他详细阐述了共产党员修养的各个方面和修养的方法，列举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提出了对待它们所应采取的态度。刘少奇的演讲，受到了马列学院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当时兼任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主编的张闻天，认为刘少奇讲的内容对于广大党员都是迫切需要的，所以请刘少奇将讲演稿修改整理成文章。刘少奇把文章写好后交张闻天。按照当时《解放》周刊的工作惯例，凡是重要文章都先送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打破常规，用最短的时间很快就看完了，立即退给编辑部，并给吴黎平写了一封短信，说少奇同志这篇文章他看了，写得很好，这篇文章“提倡正气，反对邪气”，是一篇很有用的文章，应当快些。编辑部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立即发排付印，在《解放》周刊第81－84期上刊出，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党中央规定了22篇学习文件，毛泽东曾亲自在干部会议上宣布了这些干部必读文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其中的一篇。1943年被正式编入解放出版社的《整风文献》。
一次未实现的毛蒋西安谈判
1942年8月14日，周恩来应约会见蒋介石。蒋介石向周恩来提出，拟在西安约毛泽东一谈。周恩来答复说待延安答后即告。当日，周恩来将见蒋情况电告毛泽东，并说蒋欲见毛泽东的目的“未可删”。周恩来提出两个办法：(一)以林彪为代表，赴西安见蒋；(二)要求蒋带周至西安，然后周飞延安，再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
8月1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周恩来电，指出：“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两安，你同延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更好。”
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会议认为丘吉尔和斯大林从8月12日至15日进行了会谈，讨论关于建立第二战线问题，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局势有好转可能。
8月19日4时半，毛泽东急电周恩来，指出：“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周恩来即日又致电毛泽东：与蒋会晤时间“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来渝，也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毛泽东再来渝。
8月25日，毛泽东修改《中情通报十八号》。通报的内容是最近日苏关系及国共关系。通报指出：斯大林、丘吉尔会谈后，反希特勒战争即将进入决战的阶段，这是整个战争的新形势。国民党近已放弃了5月间的军事反共计划，而采取政治上解决国共关系的方针。蒋介石两次见周恩来谈话，国共关系确有走向好转的趋势。毛泽东在修改时加写了三段话，其中说：“由于缅甸失陷，西南国际(通路)断绝，迫使国民党不能不注意西北国际道路，并与苏联增强外交关系”。“加以地方与中央的矛盾，财政税收的困难，人民对负担的不满，其内部困难日益增加，如再扩大反共战争，将至不可收拾，这亦是对国共关系避免军事解决改取政治解决的重要原因”。“由于我一贯实施争取好转的政策，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重申我党拥蒋合作方针，这不能不起促进好转的作用”。
8月29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9月3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重出亲自见蒋介石的重要性。指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蒋在兰州待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即到两安。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9月5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再次陈述对毛泽东会见蒋介石一事的意见。认为毛见蒋“时机尚未成熟”，蒋对人“包藏祸心”，“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国际国内局势也“非对我有利”。周恩来指出毛与蒋会晤可出现的一种前途不能不防，即蒋“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因此，提议林彪出面，“不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和要解决的问题，再定毛是否出来”。
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这一提议。
9月15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指出：“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期间，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还告知：林彪昨晨已乘车起身，闻蒋介石已返渝，我们仍要林彪到西安后赴渝，以期打开商谈门路。
得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
1945年8月10日凌晨，日本裕仁天皇在御前会议上批准外务省提案，表示日政府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准备无条件投降，惟一要求是保留天皇。当天，日本政府经过瑞士、瑞典政府向交战各国发出乞降照会。
傍晚，延安新华通讯社新闻台从路透社、合众社收译到十万火急的电报：“日本投降了!”“日本天皇已经接受盟国条件，宣布投降!”在场的副社长吴文焘飞步出窑，赶往社长博古的住处，真不凑巧，博古刚好外出。吴文焘顺手捻亮桌上的煤油灯，摇动挂在墙上的皮盒子里的电话机，接通了毛泽东的电话。接电话的是叶子龙。吴文焘说：“这里是新华社，有重要新闻，快请毛主席!”很快，毛泽东来接电话了。吴文焘向毛泽东报告了收译到的电报内容，兴奋地说：日本投降了!毛泽东听到后第一句
话就是：“噢，那好啊!”随即嘱咐新华社新闻台有新情况时继续汇报。不一会儿，博古在毛泽东处给新华社打电话，要他们在电话机旁等候中央指示。此时，延安的清凉山上已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大家奔走相告，呼喊着：“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群众纷纷走上大街，扭起秧歌，举了火炬游行，整个延安城沸腾了。
约在半夜时分，新华社就得到从枣园传来朱总司令签名的、勒令敌伪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的延安总部第一号命令，由新华社向全国广播。
第二天，即8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日本投降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苏联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和缓态度。但各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在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露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但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胜利，不可分散注意力”。
中共中央准备搬迁到清江浦
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政府改组案、和平建同纲领案、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宪法草案案，这些协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和内战政策，在当时情况下对人民是有利的。中国共产党真诚地谋求国内和平，不遗余力地争取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发展道路，对于政协的协议也是真诚地准备付诸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准备南迁的问题。
早在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夕，他就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议论过抗日战争胜利后延安的地位。毛泽东说：延安之所以重要，一因打日本，一因蒋介石在重庆，即都是偏安之局。如蒋介石回到南京，延安就不那么重要了。当然，不要轻易搬家。
1946年1月28日，政协决议通过前夕，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将来我们要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党中央要考虑搬到国府所在地去。2月2日，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如何实施政协决议时，刘少奇说：华中(指苏皖解放区)我们应保留，也可能党中央将来搬去。这个问题也要告诉周恩来。朱德随即表示了相同的意见。同一天，中共中央致电陈毅，指出必须巩固华中现有地区，因中央机关将来可能迁淮阴办公。2月6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说：如果改组政府确定了，党中央的工作中心会搬过去。因此，党中央机关要考虑搬家问题，搬到离国民政府近一些的地方。
3月4日傍晚，毛泽东、朱德宴请三人军事小组和军调部三委员。在晚会上张治中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毛泽东立即插话：“将来你也许还要四到延安、五到延安，怎么只说三到呢?”张治中机智和真诚地回答：“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你也应该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我不会再有第四次的机会了!”毛泽东为张治中的话所感动，他认真地说：“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
3月12日至25日，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粱漱溟访问延安。以后梁漱溟回忆说，在访延期间，毛泽东曾同他说：“中共中央准备搬到清江浦，我也准备参加国民政府，做个委员，预备在南京住几天，在清江浦住几天，来回跑。”
但是，随着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大举进攻解放区，中共中央改变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的估计，中共中央准备南迁淮阴(清江浦)的拟议也就理所当然地取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