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同命相连的女人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乔伊斯的短篇小说《伊芙琳》和简·里斯的小说《藻海茫茫》中刻画的女主人公命运的相似性。虽然两个女主角生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但她们经历的痛苦，遭受的折磨，她们的思維方式，她们的挣扎和抉择，她们最终的结局都反映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和摧残，通过比较和分析造成她们悲剧的各种因素，可以看出女性在追求自由平等的道路上的艰辛曲折以及她们最终悲剧的必然性。

关键词：伊芙琳；安托瓦内特；觉醒；母亲；疯癫；父权社会

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6-0036-03

詹姆士·乔伊斯是爱尔兰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可以说，乔伊斯的文学生涯始于他1904年开始创作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小说集内包含15篇中短篇小说。按乔伊斯的创作意图分为：少年、青年、成年、社会生活场景四个部分。虽然乔伊斯在文学史上的名望主要来自于其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和《为芬尼根守灵》，但《都柏林人》以其简洁，生动的语言，赢得了更多读者的接受和理解。女性角色在整个小说集中也占据重要地位。本文选择讨论的《伊芙琳》即是其中的代表，乔伊斯通过描写女主人公伊芙琳——位为生活奔波的都柏林女性，一天内的遭遇和内心活动，以女性的视角真实的反映当时男权社会中女性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表现了作者对此的深深同情和关注。

简·里斯出生于多美尼加，父亲是来自威尔士的医生，母亲是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第三代白种克里奥人，里斯16岁才回到“母国”英国，这一特殊的身份对她之后的写作生涯产生了很大影响，她既无法融入“祖国”英国，也不属于她漂离已久的“故乡”多美尼加；离开多美尼加后里斯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居无定所，甚至一度沦为男人的玩物，衣食元着，绝望酗酒，几度濒临精神崩溃……这使她更能深刻体会作为社会边缘人的痛楚和疾苦。里斯最著名的作品要数《藻海茫茫》了。这部小说可以看作夏洛蒂·勃朗特《简·爱》的前传，是里斯对《简·爱》中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即罗切斯特的第一任妻子的重新解读和改写，使这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克里奥姑娘冲破沉默，从被剥夺了话语权的疯女人角色中走了出来，她在《藻海茫茫》中诉说了自己真实的经历和感受。

一、背景及故事梗概

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的创作背景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整个爱尔兰处在社会和政治的动荡之中。英国的殖民统治使爱尔兰社会在经济，文化，政治上都处于弱势地位，天主教会的压抑气氛也使爱尔兰人民精神麻木，颓废悲观。在乔伊斯眼中，处于大英帝国和天主教会双重压迫和钳制下的爱尔兰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国家，而都柏林则是它“瘫痪的中心”。面对压抑的社会风气和麻木的同胞，乔伊斯深恶痛绝，决心为爱尔兰的道德史谱写出自己的一章，以促进同胞的觉醒和精神顿悟。《都柏林人》正是这么一部作品。

《都柏林人》由十五个短篇小说构成，《伊芙琳》是小说集的第四篇。情节并不复杂，主要描述了19岁少女伊芙琳的抉择过程，即是否该离开自己的家，与自己的恋人私奔海外创造自己的幸福，还是留守在都柏林的家中，为家庭默默奉献出自己的一生。在经过了一番的思想斗争后，伊芙琳决定与恋人法兰克远走高飞，逃离沉闷单调的都柏林生活和永无止境的家务的牵绊，到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开辟新的生活。但在上船的一刻，她害怕了，退却了，最终没有登上船。乔伊斯通过对伊芙琳细致人微的心理描写，揭示了创作这部小说集的一个主题一都柏林生活中的“精神麻痹”，伊芙琳的最终“瘫痪”并向生活妥协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藻海茫茫》故事背景发生在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当时的牙买加也是英国的殖民地。小说发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时奴隶制度刚废除不久，随之而来的是整个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旧的奴隶主庄园分崩离析，种族矛盾并不因此而销声匿迹反而愈演愈烈，黑人对于白人的仇视，白人对于黑人根深蒂固的蔑视仍然阻碍着当地人民友善相处。小说的女主人公安托瓦内特就是前奴隶主的女儿，一家人不仅受到黑人的憎恨。连白人也不屑与他们为伍。

《藻海茫茫》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由安托瓦内特(即《简·爱》中的疯女人伯莎)叙述，讲述了其童年的不幸生活，备受歧视的生长环境和遭受的心灵创伤。第二部分叙述视角转变为罗切斯特，这位来自英格兰的白种男人讲述了自己为何千辛万苦来到牙买加，如何娶到当地富有的克里奥姑娘安托瓦内特的，以及婚后生活——两人关系从一开始打得火热到互相猜忌直至最后完全破裂。第三部分再次回到安托瓦内特的声音，讲述了她离开牙买加后被囚禁在英格兰桑菲尔德庄园的阁楼上悲惨状况直至逐渐疯癫。半梦半醒中纵火烧毁了庄园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二、环境

家，对伊芙琳来说，是一个充满矛盾感情的概念。

一方面，这是一个她急切想离开的地方。在这个家里，她奔波操劳。为了维持这个家，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她不是为自己生活而奋斗，而是为了这个大家庭的完整而牺牲自己的幸福。尤其是自从她的母亲去世后，照料家庭，养家糊口的重担就全部落到了长女伊芙琳的肩上了，对此她毫无怨言，尽心尽力，“她管这个家是很辛劳的；妈妈去世后，就得她来照料两个弟弟，务必让他们准时吃饭，准时上学。真是辛苦的家务一艰难的生活。”同时她还要伺候她那脾气暴躁的父亲“她有时还会觉得受着父亲暴虐的威胁。她晓得，正是这种感觉使自己心惊胆战的……可是近来，他竟吓唬说：要不是看在死去的娘面上，就要教训教训她。如今，再没有人来保护她了。”

另一方面，伊芙琳对家又是充满依恋。在这里有童年的美好回忆，在这里，有她熟悉的物品摆设“她连做梦都没想到跟它们分手呐”，“无论怎么说，在家里她有安顿之处，有吃的，四周是从小朝夕相处的亲人。”她甚至回想起了父亲的温柔一面“有时，他会显得很慈爱。不久前，她身子不好，睡了一天；他特意为女儿念了一篇鬼故事，还亲自在炉上替她烘面包片呢。”面临两难抉择的伊芙琳，想到这些，似乎又对都柏林的家恋恋不舍了。

在某种程度上，《藻海茫茫》中的女主角安托瓦内特(伯莎)·梅森对于家乡也是充满矛盾感情的。

一方面，作为牙买加土生土长的白种克里奥姑娘，安托瓦内特对于家乡有难以割舍的情感。她理解欣赏这块土地的自然之美，并熟悉周围的一切。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那来自英国的丈夫罗切斯特，他一到岛上就对岛上未知的一切感到倍感压抑，不安和焦虑“这儿的一切都有点过头……太蓝，太紫。太绿。花太红，岭太高，山太近……一只鸟呜叫着，拖着长长哀怨的声音……一种十分孤独的声音。”安托瓦内特虽然生在奴隶主家庭，但是她接触更多的还是牙买加当地的黑人文化，从小耳濡目染使她试图认同自己就是黑人并且乐意与黑人交朋友。她与黑人小女孩蒂娅一起嬉戏，一起洗澡，一起煮饭：她与黑人奶妈关系密切，从小缺乏母爱的安托瓦内特视她为母亲似的人物而非仆人。

而另一方面，安托瓦内特同时也惧怕周围的环境——尤其是她周围的人。作为前奴隶主的女儿并带着克里奥血统的姑娘，安托瓦内特这种既非黑人又非纯种白种人的特殊身份使她倍受歧视和折磨：她因克里奥身份而被白种人排斥，又因奴隶主女儿身份而被当地黑人所仇视。虽然她与前者有血缘关系，又与后者有文化上的认同感。但哪一方都不会接纳她。作为一个被当时两种主流文化都排斥的人物，安托瓦内特一直生活在夹缝中，被视为边缘人，过着孤独的生活，也使她终身饱受自我身份界定的困惑。

由此可见，两位女主人公对于她们周围的环境既有深深的依恋又有厌恶抵触的感情。

三、男性角色

两部小说中的男性在女主人公的生活中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伊芙琳的父亲是个脾气粗暴又专横的人物。对于女儿的幸福，丝毫不在他的考虑内。似乎认为伊芙琳为这个家庭的无私付出是理所当然的。他的父亲甚至对于他那个为支撑这个家牺牲了一切，结果竟发疯而死的妻子也没有多少愧疚之情，他是父权制社会的典型代表，在父权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性别(男性)享受优于女性的特权，而女性是处于劣势地位的并被迫屈服于男性的支配。在这样父权思想的统治下，女性的价值只能体现在相夫教子，料理家务，她们长期被束缚在男性主宰的社会体制中，两性在社会社会生活中所体现出的不平等、压迫的权利支配关系正是凯特·米勒特视为的“性政治”(sel-dem 131：2004)。当伊芙琳想到如果继续在父亲的压迫和支配下生存下去的话，她将永远也摆脱不了受虐与被奴役的命运，她很可能会重蹈母亲的覆辙，此时她一下子觉醒了，“她吓得惊跳起来。逃!非逃不可!……她渴望生活。为什么她应该受苦?她有得到幸福的权利。”

对于处在单调压抑环境下的伊芙琳，水手法兰克的出现犹如一阵清新的海风，使她感到了从没有过的激动：他带她去看戏，给他唱情歌，向她讲述许多遥远的异邦的故事，并向她描绘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界，这是与伊芙琳目前了无生机的生活大相径庭的。“弗兰克会救她的。他会给她美好的生活，也许，还会给她爱情……弗兰克会把她搂在怀里，抱住她。弗兰克会救她的。”此刻，伊芙琳醒悟了，内心的呼唤告诉她：她同样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然而问题是，这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女性意识觉醒，因为伊芙琳还期望着依靠男性(法兰克)作为救世主将她解救出水深火热的生活，带她去“开辟新的生活”。她对男性的依赖体现了伊芙琳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一即男性在社会中能力一定比女性强大，能够充当拯救煎熬中的女性的角色。伊芙琳的这种思想可以看作是长期受主导的父权价值观念熏陶而内化的结果——有意无意对于男性优越性的默认(左金梅288：2005)。

当传统女性角色与个人追求的幸福和自由产生矛盾时，伊芙琳权衡再三决定选择后者。然而，实现这个愿望的方式却还是免不了依靠男性——法兰克，她始终没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这是伊芙琳的悲剧，也是之所以说她的女性意识觉醒不彻底的原因。

对于自幼缺失父亲的安托瓦内特来说，父亲是个极其模糊的概念。父亲的作用仅限于赋予女主人公姓氏。安托瓦内特的生父家族姓氏是科斯韦；父亲死去后，由于母亲改嫁梅森先生，于是乎她变成了安托瓦内特·梅森；之后她嫁给了罗切斯特，又成为了安托瓦内特·罗切斯特；婚后不久，罗切斯特不再称呼她为安托瓦内特，而将她改名，称她为伯莎。观其一生，女主人公的名字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她没有权利决定或主宰自己姓名。由于姓名是父权社会冠以人的称呼，代表着父权制的权力，是实现自己和姓名所代表的身份认同的一个标志，所以安托瓦内特变换的姓名也反映了其身份的不确定性，致使她一生都无法确立一个清晰的主体意识。频繁地姓氏的更替反映了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被迫屈服于男性的操纵。安托瓦内特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她的命运始终由她周围的男性所掌控一从她的生父，她的继父，她的哥哥，直到她的丈夫。这其中，对安托瓦内特影响最大的属丈夫罗切斯特的改名：不仅剥夺了她带有西印度群岛克里奥身份的名字安托瓦内特，而且强加给她一个英国式的女名伯莎。通过这么做，罗切斯特对于这个美丽神秘而又捉摸不透的牙买加妻子的不安情绪才得以舒缓，使这个陌生的“他者”变成他的驯服对象，他才能重获男性的控制野心。所以，罗切斯特用伯莎这个他自己熟悉的英国名字来称呼自己的妻子其目的就是是用来更好的控制她并维护父权制的统治。福柯说过：真正的权利是通过话语实现的(seldem 185：2004)。正如安托瓦内特指出的那样“伯莎不是我的名字，你是想通过改变我的名字，使我变成另一个人。”事实上的确如此，这一改变对于安托瓦内特来说是致命性的，她丧失了自已原有的身份，她變成了另外一个人，连自己都无法识别的疯女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致使女主人公丧失身份的罪魁祸首就是长久以来的父权制和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

在《第二性》，波伏娃犀利地指出“(女性)如果她是一个少女，父亲就会有支配他的各种权利。如果她结婚，他会把权利交给她的丈夫”(1992：64)。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伊芙琳和安托瓦内特都可以看作父权社会中的受害者。男性(父亲，丈夫，恋人)在她们的生命中扮演者支配者的角色。

四、母亲

对伊芙琳和安托瓦内特来说，母亲的形象也深深影响着她们生活的轨迹。

伊芙琳非常怀念已逝的母亲，她记得当她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家里还是充满着欢声笑语，父亲的脾气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暴躁。母亲终日辛苦，为这个家忙忙碌碌。安分守己地扮演者社会所设定的性别角色——贤妻良母，然而她的默默牺牲，日夜操劳的最终使她不堪重负，她崩溃了，发疯了，最终病死，以如此悲惨的结局结束其一生。她是典型的男权社会中的牺牲品。当伊芙琳意识到致使母亲病逝的根源，她“浑身战栗”，母亲悲惨的一生使她幡然醒悟。如果她不离开这个压抑的家不离开都柏林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她很可能步母亲的后尘，重演母亲的悲剧，伊芙琳不想再向母亲那样混混沌沌过一辈子，“妈妈一生悲惨的景象历历在目，震慑了她的灵魂深处”，她渴望生活。她有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利。虽然伊芙琳“顿悟”了，但是她却在最后关头迟疑了，最终没有登上那艘载她离去的船。部分原因也是由于母亲，因为伊芙琳曾经答应过临死的母亲担负“保证尽力支撑这个家”的责任。对于伊芙琳在最后一刻选择留下的行为众说纷纭，但无法违背自己对母亲许下的诺言始终是她无法成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小失去父亲的安托瓦内特非常渴望母亲的爱，她的童年是十分孤独悲凉的，被周围白人排斥，被当地黑人仇视，与母亲和智障的弟弟相依为命。经历巨大社会变故(废奴制)，家庭经济状况节节衰败，丈夫过世，儿子重病缠身……使母亲“愈来愈瘦，少言寡语，最后就干脆拒绝离开宅院了”，性格也慢慢发生改变。一心扑在有病儿子身上的母亲对女儿的态度也十分冷淡：当安托瓦内特想接近她的时候，总会被她推走。

这在安托瓦内特眼里，感觉自己对母亲没有用处，母亲似乎不爱她并且不希望女儿打扰她。无法获得母爱的安托瓦内特开始有点害怕母亲了。母爱的缺失对安托瓦内特日后的生活影响很大，这使她的一直处于缺乏安全感和自信的阴影下。逐渐地她的世界观开始越来越消极，愿意无条件地接受他人为她安排得一切。同时，母亲对于男人的依赖性也很大程度影响了安托瓦内特的价值观。母亲通过嫁给来自英国的梅森先生，使家庭状况大为好转，让女儿，儿子都过上了一段时间的富足生活。所以当同样来自英语的罗切斯特来迎娶安托瓦内特时(实际上是迎娶她的嫁妆)，安托瓦内特看到了生活中的希望，视他为救星。她甚至告诉罗切斯特“我在认识你以前。我根本不想活”。

由此可见，两位女主人公的成长和抉择很大方面受到她们母亲的形象的影响，可以说，女儿们的生活似乎就是是母親的缩影。

五、结论

故事的结尾，伊芙琳放弃了与恋人法兰克私奔开始新的生活的念头。在出发的一刻，对家庭的责任与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使她失去了追求自己幸福的勇气和决心，她最终选择了留下。她就像许许多多生活在都柏林一这座处于“瘫痪中心”的城市中的人们一样，习惯了一成不变的生活，日渐变得愈加麻木，宁可在死气沉沉的生活中不断地自我牺牲沦落，也不愿勇敢地追求自己向往的生活。可以预见她日后的人生：终日操持家务，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或许她会重蹈母亲的覆辙，甚至一样被生活所逼疯，折磨致死。

而安托瓦内特，这位牙买加的克里奥姑娘则被她的丈夫带到了潮湿阴冷、陌生的国度——英国。这对于习惯了西印度群岛阳光及文化的安托瓦内特无疑是一种精神和肉体的强暴，从剥夺代表她克里奥身份的名字，到将她带离她所熟悉的环境，她精神的家园一西印度群岛，安托瓦内特最终被逼疯了，被囚禁在阁楼上，成为了“阁楼上的疯女人”。她和她的母亲命运相似，都变成了父权社会里的“疯女人”，最终，安托瓦内特以死来抗争父权制度，只有通过死亡，她才得以从压迫中彻底解脱。

两个故事的女主人公或多或少与她们的母亲走了相同的道路，她们尝试过抗争，试图追求自己的幸福，但由于性格的迟疑消极和自身局限性最终使他们无法摆脱受控制与被奴役的命运。这也说明了在男权中心主义思想占主导的社会里，女性要把握自己命运，享有男性同样的权利是多么不易的事情!我们不妨作个大胆的揣测：如果伊芙琳随法兰克一同离开了爱尔兰，那她的结局会不会和安托瓦内特一样呢?同样，如果安托瓦内特拒绝罗切斯特的求婚，她之后的命运会不会和伊芙琳一样呢?可以说，无论她们选择了哪条路，他们的最终结局可能还是相同的：即成为父权社会下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