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作品中看中西文化的差异
时间：2021-03-26 08:10:5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西文化交融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进程的基本态势，既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大格局，又决定了其未来的大趋向。对这一进程进行研究和反思，对其中规律性的现象进行描述和阐发，对我们总结历史，观察当下展望未来，都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
文学是这一交融过程中最敏感的部位，也是西学东渐最重要的通道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格局，从内容表达到形式选择，都是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形成的。但西方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横向移植。中国作家有着一种先在的心理结构，这种先在结构既表现在价值观念方面，又表现在审美情趣方面。特别是，中国的作家由于其实用理性精神，其内心情结促使他对中国的现实高度关注，并在自己的创作中使这种价值敏感强烈地表现出来。由于这种先在结构的存在，他们对西方文学的接受就必然有一个价值上的重塑过程和审美表达上的改写过程。价值重塑是为了与中国的现实有效对接，而审美改写则是为了使作品更符合中国人的阅读心理定势。这种重塑和改写在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在文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本文拟从寓言为范例，来探讨中西文化在文学交融过程中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中西文学作为寓言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精神取向，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家迥然不同的价值视域，而这正是中西文化交融进程中值得我们关注和思索的问题。
中国文学的第一页可以追溯至古老的神话。中国第一部记录神话的奇书《山海经》，主要是反映华夏初民在恶劣自然环境中的自由幻想，它不同于西方以创世为开端，以释史为主体的史诗性神话。重在描绘异人异物以及来自自然的吉凶祸福，重在表达华夏初民面对不可认识和控制的自然灾难时的危机意识和华夏初民凭幻想的意志、力量、智慧与天地自然比试高低的主观英雄主义精神。比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两个故事，一个意在从自然的挤压下寻觅生存空间，另一个意在从自然逼迫下追逐生命时间。他们所描绘的也就是中国人最初与外在自然相交时的困惑和不屈的英雄主义精神。这里面显然还没有对人类社会历史矛盾的反思，有的只是从自然哲学角度所表达的关于人类最初作为类属存在与天地自然对立、拼争的沉重意识和激昂气概。再据《山海经》所载的《鲧禹治水》、《刑天断首》的故事则继续倾诉上述所言中国人最初与自然相交时的悲剧性困惑与不屈的英雄主义精神。鲧禹治水的故事仍然是人类对生存空间的开拓，刑天断首的故事则仍然是对生命时间的超越。所不同的是，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的故事是以拟人化的精卫、夸父(人类自由精神的象征)与处于自然原生状态的大海、太阳之间的时空拼争。鲧禹治水、刑天断首的故事则已过渡到拟人化的鲧禹、刑天与同样已经人格化的自然代表(天帝)之间的时空抗争。这种过渡表明华夏初民文化实践活动的逐步深化，以《山海经》为其主体的中国早期神话虽然有了朴素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却没有相应的人类社会历史观念。中国文学关于人类社会矛盾的思考直至《诗经》才正式大规模地拉开了帷幕。但是，《诗经》关于人类社会矛盾的思考更在于从人伦和谐出发，发扬文学抑恶扬善的伦理责任，所以，它们本质也就更多地体现为诉诸于人与人关系的伦理道德的批判性。这种伦理道德的批判性更具体体现为它们揭示了社会生活中许许多多以恃强凌弱为主要特征的伦理遭践踏、道德受伤害的人生苦难。这些人生苦难概括了中国人在家庭、社会、民族等方面的不幸。
中国最古老的神话往往以托物言志的方式抒发中国人最初面对大自然的苦闷忧虑，所以有了《山海经》所载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鲧禹治水”、“刑天争帝”等等表现中国人面对自然虽不屈不挠但终归无法取胜故事。中国以《山海经》为经典表征的早期神话里也就同时孕含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审美态度。这种审美方式延伸着中国人最初人性自由本质的同时也就将外在的物质获取、财富扩张为中心的历史主义运动视为与自然的疏离、背弃，将人伦伦理的无限和谐理解为生命大全的自由展开。随着阶级社会的逐步扩展、深入，人伦伦理和谐的理想设定于是有了更充足的现实理由，更深重的情感支撑，中国文学中的伦理内涵也因而得以更加丰厚和充实。同时，中国文化有较长远的史官文化传统，所以，伦理与历史互为对立的意识也随着中国史官文化传统的延续而日趋成熟。人伦伦理受历史规律挤压、道德良知受物质计较伤害的心灵感受也日趋明显。美妙的道德理想毕竟只是理想，蔑视物质享用的道德恪守需要超人、圣人般的坚强意志。挣扎于现实尘世中的凡人终归难以摆脱肉体诱惑的无尽搅扰，终归难以抵御物质算计的无休纠缠。于是，中国文学也终归必然地要感应着时代的脉搏，将中国人面对大自然的苦闷忧虑转化成了面对人与人伦理关系的道德劝戒。这就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学长河中，伦理批判一直扮演舞台主角的历史深厚原因。同时，中国早期神话所孕育出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审美态度也终于因充实了人伦理想的社会内涵而使中国人的审美自由始终具有道德自由的动人光彩。
西方文学篇章的第一页是古希腊神话。流传至今的神话故事，无疑都曾经历过历史文明初期的启蒙者们的删定和整理，这里面除了所包藏的历史文化信息外，更多的是对人类的神话也就是以诗性方式解说了人类历史进步的一个奥秘，即社会历史的进步必冲决旧式血缘亲属纽带的羁绊，由此造成历史与人伦、理性与感性的二元矛盾。赫希俄德的《神谱》载：最初统治宇宙的神是乌拉诺斯，他后来被自己的儿子克洛诺斯所推翻并阉割，克洛诺斯后来又被自己的儿子宙斯所推翻。这个神话无疑泄露了西方人最初的历史文化信息，即在古老的原始社会里，每一个原始种族得以保存、发展的奥秘之一就是不断须有年轻力壮的成员，起而杀死年迈力衰，不能有效担当起统治、防卫、繁衍三大职能的首领，以此取代他的一切权利。这种杀戮或驱逐发生在某一种族首领独自垄断性地占有所属小群体大多数女性的时期，因此被杀戮或被驱逐者极有可能就是杀戮或驱逐者的父亲。原始种族繁荣昌盛的历史命运也就伴随着沉重伦理代价的痛苦支付。这个神话又透露出西方人对自己社会历史发展的诗性阐释。以象征的形式揭示了古老原始战争的深层次性质，那就是为了掳掠更多的人口，抢夺更多的财富。战争在此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它们都是人类早期物质生产和“种的生产”本身残酷内容的一部分。它们皆以诗性方式进一步解说了人类历史进步的奥秘，即人类最初面对艰险的自然环境时，为了获得足以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一方面向自然发动了旨在索取的开战，从而毁弃了人与自然的一体化关系，另一方面又在划分调整人对自然资源占有关系的过程中逐步扩展了人与人相互关系中的矛盾。西方人在面对征服自然与人伦和谐这两个比肩而立的矛盾命题时，他们一方面庄严地选择了前者，尽管面对随之而来的是人伦受践踏、情感受伤害的悲剧性后果，他们仍然坚定地、始终如一地以求知的热情、实践的决心，勇敢地迈开了历史文明的坚定步履。他们另一方面又终归禁不住对后者怀着斩不断、理还乱的脉脉温情，因此在历史的乐观主义进步时，他们又深感心灵的痛楚、情感的负疚。
当我们说西方文学的本质表现为历史反思性时，我们并不是说西方文学在反思历史的同时没有包含着伦理批判精神。相反，这种伦理批判精神早在古希腊神话里就露出了端倪。阿耳戈斯英雄们取金羊毛的故事里，就讲述了伊阿宋为获取科林斯王位继承权和财富而抛弃了帮助过自己的妻子美狄亚。但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文学的历史反思性决定了它的社会伦理批判总是与沉郁的自我批判结伴而行。以伊阿宋与美狄亚为例，美狄亚在被伊阿宋背弃前，自己曾经因为爱上了伊阿宋而帮助伊阿宋夺取金羊毛。此时，她不仅背弃了自己的父亲，还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在被伊阿宋抛弃后，她又害死了伊阿宋的新娘以及自己与伊阿宋所生的孩子。由此，美狄亚的悲剧里既批判了伊阿宋对她的背信弃义，又谴责了她自己对父亲、兄弟等所犯下的道德罪孽。西方文学的社会伦理批判之所以与自我批判纠缠于一体，是因为西方作家坚信，每一种伦理意义上的邪恶、罪孽都源于无可避免的历史合理性，至于文学所涉及到的具体制造者、受害者，则只是历史必然中的偶然机缘而已。同时，在一定情况下的制造者可能正是另一情况下的受害者，反之亦然。正因为此，西方文学的伦理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纠缠还常常以另一种颠倒的方式呈现出来，那就是伦理批判又常常与历史辩解紧紧地联结在了一起。也就是说，文学一方面批判悲剧制造者，另一方面又对其深表同情与谅解。所以，西方文学中的伦理批判性归根结底仍然源自于对历史的反思性。
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学的接受，处于既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又有着既定的艺术方法和精神结构。这作为先在结构的这两个方面，必然会在其创作中表现出来。他们对西方文学的接受，是有选择的接受，接受的过程同时也是创造性转化过程。这种情况，造成了中西文学的明显差异。
西方作家是以一种哲学化的眼光观察世界，在他们笔下，文学既不是一种历史性的现象，也不是一种民族性的现象。是一种超历史超民族的人类共有的现象，是世界的本质，是人不可摆脱的宿命。而中国作家笔下的文学是作为历史的和民族的，有着相当明确的特定指认特征，是对中国的现实和历史中那种不合理的现象的批判和否定。因此，并不具有确切的形而上性质。不论这些作家如何试图进入形而上的领域，我们都可以察觉到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强烈地牵动着他们回到中国的现实。
中西文化的差异，我们可以从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审美感受等方面找到解释，而决不是几个作家偶然的选择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