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阈下的文化博弈、认同危机与文化创新

摘要：全球化场域中，西方“霸权文化”通过重构一种被崇拜、被认同、被摹仿的“文化标本”以垄断全球文化解读，在灌输其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同时获取巨大商业利益。而后发展国家文化结构中主流文化的权威不断被削弱，民族文化在西方“霸权文化”的冲击下日益丧失自身个性，民族认同面临着断裂的重重危机。因此，应当把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到民族兴衰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努力保持民族文化个性，积极推动传统民族文化的创新，赋予新的价值观和民族精神，强化、巩固民族认同，大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在全球文化竞争中以独特的“我们的”民族文化特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关键词：民族文化；文化博弈；认同危机；文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5-0097-05

“全球化进程同时是一种控制和权力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主导社会的主流文化模式成为范本，是他者必须追求的目标。”①在文化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记忆原有的历时的线性逻辑因受到具有非线性与虚拟性特征的电子信息大潮的冲击而发生断裂，这似乎成了后发展国家为“适应”全球化而付出的沉重代价。科技与经济实力的强弱造就了霸权文化的全球化扩张倾向越演越烈，例如全球范围内使用英语的人越来越多，即便是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的语言如法语、俄语等，面对英语的全球强势地位也无能为力，而与此同时数千种语言却面临灭绝的命运。强势文化对于全球各国民族文化的渗透与入侵更是在每时每刻发生着，而弱势国家则越来越难以建立真正的文化独立性，其民族文化不同程度地呈现出“被边缘化”或“被消亡”的趋势。“那些能表明当地或国家特征和连接当地或国家的文化价值观，似乎处在被全球市场的冷酷力量打垮的危险之中。”②

在“文化问题成为一个经济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政治问题了”③的现实场域，当代中国如何保护与发展民族文化，如何在全球化场域中发出独特的中华民族之音，是我们面临的严峻课题。面对文化霸权国家的咄咄逼人，一味趋同的激进态度与盲目抵制的保守意识皆无助于民族文化的保存与发展。一方面，民族文化是民族价值观的血肉，被赋予了许多深层的象征意义，是使民族成员意识到彼此之间血脉相连、休戚与共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基础，必须有意识强化、传递与保存。另一方面，在当今充满活力的文化现实中，拒绝文化交流，不与时俱进，忽视当代全球化文化语境，会最终沦落为“深居洞穴、尊崇雷电和野兽的小型的、原始的群落”④。只有不断创新本民族的文化，推动本民族文化走向世界，为其他国家所接受和认同，才是文化强国之路。

因此，在走向全球化的进程中，积极“传承”与“创新”我国传统文化资源，将深厚的文化资源与时代精神相融合，并以丰富的想象力与艺术创造力大胆创新，使之在全球文化博弈时代焕发光彩，不仅可以保持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书写自己特有的“民族叙事”，在全球软实力竞争中以独特的文化魅力与精神价值扮演重要角色，而且对增加中华民族认同的共同性基础，培养与强化“我们”的信念、忠诚和团结，进一步整合和提升中华民族认同，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一、认同、民族认同与认同危机

“认同”实质上是对“Who am I”这一问题的追问。“知道我是谁就是了解我立于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承诺和自我确认所规定的，这些承诺和自我确认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在这种框架和视界之中，我能够在各种情境中尝试决定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的，或者我支持的或反对的。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视界，在其中，我能采取一种立场。”⑤人们经过对群体或社会的价值体系、行为准则等方面学习，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认知与行为，并能够遵循应有的模式或规范，不偏离和违背“正常社会”的“规范”，以免遭排斥与歧视，从而获得归属感与认同感。

从“自我认同”的角度而言，认同是个体对自身角色的判定，是个体通过与“他人”的社会互动，熟悉与群体相适应的角色和身份期盼的过程；从“社会认同”的角度而言，“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构成了他们自身明确的生活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集体意识或共同意识”⑥。民族认同属于集体认同的一种，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并标明了区别于不同群体的规定性，以“一种文化和政治的纽带”将“享有共同神话、追忆、象征和传统的人们连结为一个有声望的共同体”⑦。然而，无论是“文化”的认同还是“政治”的认同，并非像金泰尔提出的“豁免伦理”那样是超越反思与非批判性的，而是经过了深刻的理性批判与反思，即这一文化或国家不仅是“我”的，而且是“我”所理想中的。

认同要确立标明自身并区别于“他者”的独特的“规定性”，必然是在与“他者”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无论是埃文·戈夫曼理论中的“社会框架”，还是查尔斯·库利所定义的“镜中之我”，都阐释了“他者”的显现对于主体“自我意识”形成的必不可少的本体论意义，同时也强调了“我”或“我们”同“他”或“他们”的区别与冲突。“民族意识中的对象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总是表现为强调‘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异和对立。与差异性意识相伴的是一系列伦理范畴和价值评判，民族共同体藉此肯定‘自我’，并且在必要时否定‘他者’。”⑧传统中华民族认同正是通过“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的礼仪教化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夷狄文化进行“自我”与“他者”的区分而获得建构。

传统中华民族奉行天朝模型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自我中心的”⑨，认为中国文化是优越于其他民族文化的。“在过去，中国人认为凡与中国有密切接触的其他文明都是从中国文明传衍出去的，而且照中国人看来，那些文明不及中国文明。”⑩然而，随着19世纪地理科学的进步与西方“他者”文化的日渐强大，中国传统的“中原王朝”观念与“天下归仁”的道德理想受到挑战。在新参照背景之下，空间性的“中心”观念逐渐转向时间性的“现代性”，传统理想自我形象与自我叙事遭到破坏，从而导致民族认同开始面临危机并不断加剧。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开眼看世界”，在新的时空语境与中西文化碰撞中寻求现代性转型。然而，理想自我形象及叙事体系的重构绝非易事。其问题在于，空间的横向（东方与西方、全球化与地方化等）与时间的纵向问题（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等）内在地交织在一起，并在“时空延伸”的复杂语境下愈加显现地呈现出来。

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深入，“民族认同危机”成为一个日益凸显的全球性话题，全球各地出现的移民浪潮引起了众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哈贝马斯敏锐地指出：移民改变了民众在伦理文化方面的结构，因而移民浪潮激发起来的是一个民族在伦理—政治方面的自我理解。”同时，大量涌现的形形色色的非国家组织常常以其独有的优势，不断地冲击着民族认同的地理空间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使“国家特性、国民身份危机成了一个全球的现象”。

既然认同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封闭的，而是持续的、动态的、不断再创造的过程，是在“自我”与“他者”的认知、交流、冲突中逐步确立并发展的，那么民族认同作为经历了历史积淀而植根于深层意识中的心理建构，便会在历史进程中被强化或被削弱。斯图亚特·霍尔曾深刻地指出：“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在现代性与文化全球化等因素的冲击下，“认同”所具有的变动性与不确定性被凸显出来。“民族的认同和共同体是由‘此处的感觉’和‘主格我们的感觉’构成的，前者源自在一个地方的共同居住，后者来自群体的团结和共有属性。”在“时空浓缩”的当下，“主格我们的感觉”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流动的现代性”实现了“时”“空”的分离，传统社会结构与运行机制的剧变打乱了原有的认同模式和认同格局，“自我”身份认同与对“他者”的认知随之面临根本性的改变，并对传统民族认同产生反思性，进而引发了认同危机。

在全球化巨大力量的推动下，无论是具有话语权的表述者，还是时常被忽视、“被缺场”的被表述者，都竭力标识自身的存在及其价值。“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都在这个舞台上较量。文化不但不是一个文雅平静的领地，它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战场，各种力量在上面亮相，互相角逐。”民族文化逐渐被“边缘”与被“碎片化”，不仅仅意味着某一民族文化记忆链的断裂，也意味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自我意识的丧失。“贝尔纳德·麦克格兰所谓‘用于解释和说明他者不同之处的权威范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越来越由‘文化’解释他者的不同之处。”因此，我们要认清已经并正在“变化”的现实境遇与实践场域，努力对民族文化资源重新发掘与创新，构造坚实的文化基础，重建文化象征符号，培养民族成员“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感，以具有“群体的团结和共有属性”的中华文化符号构筑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与情感归属。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博弈与认同建构

在全球化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的时代场景下，全球文化产品与服务常常会处于以市场为主宰的面对面的竞争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交融不可避免。借助于技术发展、资本优势与市场运作的强大功能系统，西方“霸权文化”通过重构一种被崇拜、被认同、被摹仿的“文化标本”以垄断全球文化解读，在灌输其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同时获取巨大商业利益；而后发展国家的民族文化发展模式面临全球化浪潮的洗涤，为捍卫自身文化独立与文化身份，凸显独特的生存价值，必须依据自我的需求与选择寻求适合本土文化的发展策略。然而，当“时空和世界的压缩”进程不断深入，随之而来的问题更为明显地凸显出来：后发展国家面对强大的“他者”以不可抵制的强大力量冲击着本土价值观念与民族文化的历史境遇之时，常常会一方面无暇反思文化突围、价值建构与文化认同的深层问题，颇具功利目的地迫切接受以西方为“标准化”规则的所谓“主流方向”；另一方面又出于深刻的对民族文化身份的焦虑心态而过度强调自身文化优越性，或丧失自我批判动力，或在文化创作时呈现过于本土化的文化编码，不能有效解决民族认同困境，也无法实现跨文化传播的功效。这样进一步导致了霸权文化的扩张与意识形态的渗透，最终只能印证亨廷顿“文化几乎总是追随权利”的论断：“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利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利向其他社会推进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

技术革新“创造流动的空间、电子空间，没有中心的空间，可以渗透疆界和世界的空间”。这样不仅导致了文化产品竞争的白热化，而且赋予了受众更多的选择能力与参与能力。全球各地的民众不仅可以通过大众文化产品获取个人的角色模型与模仿对象，也可以通过新媒体技术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与认同。报纸、电视、网络等无所不在的大众传媒源源不断地将资讯以各种方式提供给“地球村”的每一个成员，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标准以及价值观等。传统社会原有的认同模式和认同格局也随之发展了变化，人们与传统历史、民族文化积淀的“距离”渐行渐远。由于当前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娱乐趣味都与“传统的社会经验”形成了一种时空断裂与“抽离化”，传统的“先赋角色”与“刚性指标”已经越来越不重要，“自我”与“他者”的“差异”问题便日益凸显出来。

阿伯克龙比和朗斯特的“展示/表演范式”阐释了受众在接受与阐释文本的同时也积极寻求他人的认同，在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想象中进行表演并建构起自我身份。而席勒所提出的“媒介帝国主义”深刻地指出了跨国文化工业通过资本运行逻辑与意识形态控制，促使发展中国家民众全盘接受其价值观。正是由于文化艺术对于建构自我身份与民族认同的重要作用，它成为文化霸权国家“争夺”和“利用”的重要对象。马丁·巴贝罗深刻地指出：“没有大众传媒则无法充分理解民族国家如何将‘群众转变成人民，将人民转变为民族，再演变成一个国家’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全新的文化空间之中，文化艺术与其创作的原初语境发生了分离，即“去语境化”或“重置语境”。技术创造出的“一种并非真实却看似真实的图景或空间”，使文艺创作记录真实存在与反映生活的传统观念受到质疑。李普曼的“两个环境”理论提到现实环境的真实图景不可能完全为人类所直接获知，而技术创造的虚拟环境决定了人们思想、感情与行动的因素和内心对世界的认识，并在这一环境中去期待与行动并产生真实结果，即“虚拟环境创造了新的真实”。在大众传播媒介所营造“拟态环境”中，被蓄意渗透了西方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在全球化场域中势不可挡，在有形的地理空间中塑造了无形的“想象认同空间”，并以无孔不入的“消费控制”直接“造成了经济上的依赖、生活意义上的归顺和文化上的替代”。而后发展国家文化结构中主流文化的权威不断被削弱，传统民族文化日益丧失自身个性，民族认同则面临着断裂和根本性转折的重重危机。

民族文化不仅成为民族认同的象征和“素材”，而且作为情感纽带和实质内容具有调动民族认同的力量。在民族文化符号书写与传递的过程中，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与传统以及其所承载的价值观与民族精神得到不断的重释与强化，民族成员逐步形成文化——心理归属感与民族认同，紧密地连结成一个民族“共同体”。然而，在全球化浪潮中，强势文化通过建立“文化样本”与全球欲望动员，将后发展国家的民族文化湮没在依赖于西方现代性的“文化同质化”趋势之中。因此，我们必须注重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的自觉传承与精神归属的同时，又能够积极吸纳其他文化中的精华，强化民族成员基于共同文化记忆基础上的心理情感联系，挺立自己的民族文化脊梁，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三、全球场域中民族文化的创新与软实力提升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霸权国家以一种“高度集中的、垄断的和国家控制的媒介体系”横扫全球。“由于后发展国家不断膨胀的需要是通过美国大众文化得到满足的，这就在文化和生活领域逐渐造就了‘舍美国其谁’的观念，‘文化同质化’的趋势也就不可避免了。”“文化同质化”以美国文化工业所建立的文化规范为标准，使得全球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阶层的人们共享同一种文化（美国大众文化），而这一文化所展现的生活方式与价值体系对受众起到了“询唤”的作用，进而将他们的情绪、欲望与价值观等顺畅地纳入到西方意识形态所需要的同一模式，极大地凸显了弱势民族国家的民族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全球领域的单一的、“分毫无差”的“文化同质化”的说法“并不可信”。对于文化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赫尔德认为：“文化全球化对于民族文化的性质和功效产生的具体影响——对民族文化的要旨、价值和内容的影响——至今很难得到解释。”

然而，无论是文化“同质化”还是“异质化”，全球领域的文化权力之争已经裹挟了每一个国家进入其中。在这个前所未有的软实力竞争时代，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否充满活力、具有先进性，主要看其是否能够与时俱进，是否具有创新能力。因此，我们应当把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到民族兴衰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努力保持民族文化个性，积极推动民族文化的创新，赋予新的价值观和民族精神，强化、巩固民族认同，才能够在这场激烈的文化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拉康的“镜像阶段”强调了自我意识中“他者”存在的重要性，而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与文化记忆也是在与“他者”的交流与撞击中逐步形成并成熟的。相反，那种固步自封的、敝帚自珍式的屏蔽“他者”文化将会在异质文化的冲击下毁灭。文化的活力与发展来源于不断地与异质文化保持交流状态，以健全开放的心态不拘一格的努力汲取外来文化中的精粹，以形成一种新的富有时代特征的新文化。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创新的根基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无论是对优势文化先进经验的借鉴，还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学习，仅仅只能作为建构自身文化认同与当代文化创新的局部性参照，而绝不能够无原则地接纳与包容，以至于在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之时丧失自我特性。因此，文化创新应以本土文化为根基，努力维护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与个性，有选择地吸纳融合其他文化，其目的在于加强和确保自身文化核心价值的延续。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反对“邯郸学步”的低层次模仿与“人云亦云”的全盘接受，而且还要时刻警惕文化霸权行为对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动摇与威胁，应当在“自我”与“他者”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以一种文化自信的态度实现民族文化的真正创新，在全球化场域中再现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表达强烈的、唯一的“中国特色”。

如果没有“传统”的哺育，就不会有“现代”的进展。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传统”是“现代”文化发展的无形源泉，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不可能完全脱离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由于文化有时代性，所以有文化的现代化问题；由于文化有民族性，于是有文化的传统问题。由于任一文化都既有时代又有民族性，所以任一文化的现代化，都是自己传统的现代化；任一现代化的文化，都包含着它的传统在内。”在注重“传统”的同时，必须积极创新，只有创新的文化才具备建设软实力的资格，才能以“时代性”视角为受众认识与体悟世界提供新的维度，帮助人们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当今世界。因此，文化创新需要在对民族精神与核心价值深刻体会与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不断借助于人类所积累的文化知识，在新的时代实践中对“传统”加以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揭示出符合社会发展、时代变迁的新的含义、境界与因素等，才能有利于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与传播。

安德森认为，为了建构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有必要“选择性”地运用“夸张、理想化、变形和讽喻”方式对“历史事实”进行处理，“族裔历史，或者是族裔神话故事，结果代表了一种选择性的历史事实与理想化的结合物”，“表现出一幅激动人心的、让人感到亲切的共同体的历史画像，这幅画像是以代代相传的共同体成员的角度创作、审视的”。

霸权文化国家以形式的标准化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模式顺应与满足了全球的消费主义趋势与娱乐经济，在通过新的传播方式促成全球化身份想象的同时，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湮没在平面化、单一化的消费文化浪潮中。为此，我们必须针对这一场域的问题采取种种措施以挖掘民族文化精髓，积极推动民族文化创新，赋予其符合时代潮流的新的价值蕴含。同时，在民族文化创新过程中，应注重维护与坚守本民族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并弘扬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民族精神。因此，在民族文化创新的实践中，应注重对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模块”的恪守与对富于弹性“可选择模块”的创新，从而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发展，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以应对“取消领土划分”的霸权文化的威胁，在全球文化竞争中以独特的“我们的”民族文化特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注释

①Jorge Larrain：《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14页。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世界文化报告·1998》，关世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③阿芒·马特拉：《传播全球化思想的由来》，陈卫星译，《国际新闻界》2000年第4期。④马里奥·瓦尔哥斯·略萨：《全球化、民族主义与文化认同》，于海青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4期。⑤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6页。⑥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第42页。⑦许法明等：《民族特征与欧洲统一观》，《欧洲研究》1994年第1期。⑧钱雪梅：《论文化认同的形成和民族意识的特性》，《世界民族》2002年第3期。⑨⑩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3、5页。转引自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第20页。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2页。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罗岗、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08页。丹尼尔·德德尼：《土地上的认同：民族主义中的自然、地方和距离》，拉彼德、克拉托赫维尔：《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金烨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1页。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4页。罗伯森·罗兰：《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1页。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88页。戴维·莫利等：《认同的空间》，司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56页。Martin-Barbero，J.Communication from culture：The crisis of the national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opular.Media，Culture and Society，1998，pp.456—461.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倪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3页。大卫·麦克奎恩：《理解电视》，苗棣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第232页。孙英春：《大众文化：全球传播的范式》，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5页。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5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1页。庞朴：《文化的民族性（论纲）———为庆祝梁漱溟先生执教70周年而作》，《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庞朴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页。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龚维斌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72页。

责任编辑：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