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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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关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转型问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戊戌维新前后,改良派所宣传与实践的君宪民主思潮,可视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转型。一方面,改良派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进行强力批判,提倡民权说,实行君主立宪制;另一方面,致力于宣传西方议会民主政治,强调民主和自由的重要意义,从而为后来民国的建立乃至五四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关键词: 政治思想史;戊戌维新;转型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31—0160—02
引言
大凡一种政治思想或者是政治思潮的萌芽、兴起、发展、高潮乃至衰弱沉寂,总是与当时特定的社会发展状况密切相连,也总离不开特定领域内先进人物的鼓动宣传与摇旗呐喊。质言之,离开这些先进人物的积极活动,任何一种政治思想或者是政治思潮也就无从谈起。1898年,这场发生在古老中华大地上,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戊戌变法政治运动,虽以失败告终,却开启了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闸门,维新运动兴起前后,改良派所宣传与实践的君宪民主思潮,上承魏源等人的经世思潮和洋务运动期间早期维新人士的改良思潮,下启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民主思潮,从此之后,任何阻挡这一历史潮流的反动势力及思想,都将在它的重炮碾压之下,灰飞烟灭。其中的领军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更是功不可没,他们本人以及他们的政治思想实践,标志着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转型。
一、与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转型相关的几个问题
有关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转型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欲论述该问题,必先弄清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年限划分。长期以来,我们习惯将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视为中国近代史(modern history)的开端,言及政治思想史,当然也不例外。这种历史阶段划分的研究方法,更多地受到了近代西方科学与社会发展的影响,给中国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习惯意义上的近代史)的研究带来了双重的作用。一方面,有助于更好地分析研究中国百年来的社会发展演变历程;一方面,人为割裂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贯性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完整性。一般而言,中国近百年来的发展历史,更多地受到了来自西方各方面的影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科技等,促进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中国近代史的上限往前推,一直推到明万历年间,也是可考虑的。自有中西交往以来,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的到来,可视为中国近代史的滥觞。本文所探讨的话题,依然是基于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史的划分方法。
第二,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潮的异同。所谓政治思想,就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在政治领域中的反映,亦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体现了人们在政治领域中的高度智慧与积极探索。它具备了系统性、连续性、完整性等三个特征。相较而言,政治思潮从本质上来看,从属于政治思想,也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在政治领域中的反映,但从长时间跨度和发展整体上而言,缺少了连续性与一贯性,它更多体现在作为一种思想发展高潮的表述上,等发展高峰一过,又归于常流,成为政治思想发展正态。对于此,国学大师梁启超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思’非皆能‘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1] 梁氏的这段论述不仅指出了思潮的基本特征,而且还隐讳地赞扬了自己参与的维新运动。当然,在一定条件下,政治思想与政治思潮是可互用的,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
第三,政治思想转型的基本特征。一般而言,政治思想史是伴随着人类政治生态的形成发展而形成发展的,它与人们社会意识的发展紧密相连。某一政治思想区别于某一政治思想,意即从低级落后的政治思想发展到高级先进的政治思想,或者是高级先进的政治思想倒退到低级落后的政治思想,其间的循环往复,百转千回令人深思,转型也正寓于此。为了体现政治思想史的转型,它必须具备如下几个基本特征:其一,创新性。所谓创新性,即某一阶段的政治思想与其他阶段的政治思想相比而言,其中有本质性的区别,体现进步发展的元素。其二,反复性。政治思想史的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充满了复杂与反复,显示了转型的艰难与曲折。其三,连续性。所谓连续性,即某一阶段的政治思想是承袭前一阶段的政治思想,并在它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体现了政治思想史发展的一贯性,从这个程度上来说,才具有了“史”的意义与价值。
二、转型的具体表征
以下的讨论均基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在戊戌变法前后的相关重要论述。
第一,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名教的强力批判,提倡民权说,实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作为维新派的激进人士,谭嗣同的批判尤为用力。他在其所著的《仁学》中宣称:“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君也者,为民办事者;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2] 又说:“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之为害也……彼君主者,独兼三纲而据其上,父子夫妇之间,视为锥刃地耳……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此为率,取便已故也。”[3] 可以想见,自幼失去母亲的变故,外部社会的种种冲击及生活的百般磨练,造就年青气盛的谭嗣同“冲决君主之网罗”,勇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他激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将君主视为“独夫民贼”,他大声疾呼,要破除一切违反人道的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将人们从这种变态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其破除一切,舍我其谁的气概,颇为时人所赏识。吴樵在1896年4月25日《致汪康年书》曾如此赞扬道:“谭复卿精锐能任事,不可多得之员,初不意此君能如是也。于新学亦极能见到,吾辈又多一徒党矣。湘中人士勇挚,真不可及也。”[4] 康有为认为,“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5] ”主张“行宪法”,“开国会”,君主“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6] 为此,他还提出了变革现行封建制度的具体方案。如选议员,设议院,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同样,严复也赞同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他认为尽管君主立宪制不是根本意义上的“至治”,但它毕竟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比君主专制要进步得多,并且只有在这种体制下,民权才有可能得到充分的保障。他指出:“今日所谓立宪,不止有恒久之法度已也,将必有其民权与君权,分立并用焉。有民权之用,故法之既立,虽天子不可以不循也。”[7]
第二,在传播民主思想方面,除了致力于宣传西方议会民主政治,而且特别强调指出民主和自由的重要意义,为后来民国的建立乃至五四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民主不仅能够富国强民,更在于它体现了公治原则和自由平等的本质。就前者而言,严复在分析西方国家为什么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打败中国时就指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者,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8]”就后者而言,严复曾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尖锐指出“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9] 基于此,他不仅提出了民主的公治原则,而且也指出了民主与自由的关系:“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进一步点明了民主的最终目的是获得自由。此外,他还宣称国家应该充分保护人的自由权利,以充分发挥人的天赋才能为根本,这是因为任何人的自由是天赋的,自由平等的意识恰恰是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在他看来,“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10] 维新派另一著名代表人物梁启超也持有相类似的看法,他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在论述自由与制裁的关系时,强调指出:“自由者,权力之表证也。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国,舍自由美德外,其道无由。”[11]
结语
以救亡图存为旨归的戊戌变法,最终虽以失败而告终,然其所引领倡导的君宪民主思潮,影响却不言而喻。正是由于西方进化论的引进和传播,为人们重新解释和思考历史,观察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不仅打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教条,而且促进了爱国救亡与改革社会弊政的结合,提高人们关心现实政治的自觉性。……维新夭折后不仅没有褪色,反而因清末新政和日俄战争的际会而越形张扬。后来的预备立宪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个思潮催生的产儿。与此同时滋生的民主革命思潮,虽在1905年后逐渐成为主流,但不少民主革命派的精英,都是由民权的奶汁哺育成长的。可见晚清三种社会思潮依次递进的走向中,戊戌维新时期的民权思想和君宪思潮,显然是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它在思想史上的启蒙意义,它对20世纪社会思想演变发展所起的作用,决非可以用一个政治运动的失败来界定的[12] 。因此,将之视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转型,确属实至名归。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
[2][3]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339-349.
[4]上海图书馆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86.
[5][6]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G]//戊戌变法.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236-237.
[7][8][9][10]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940.
[11]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10.
[12]沈渭滨.困厄中的近代化[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113.
(责任编辑/ 陈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