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化的痛苦”：加拿大华裔女性作家笔下的情感纠葛
时间：2020-03-27 07:55:5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由于共同的性别背景，对女性生活的兴趣是加拿大华裔女性作家的共同点，她们对女性的跨域经历尤为关注。但是华裔英语作家和华文作家是不同的叙述主体，她们所关注的客体不同，叙述客体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也不同，这就造成两个作家群处理同一主题时在题材和叙述选择上呈现多元化。她们都把移置作为华裔女性的最本质的生存形态，把移置的最大影响归结为精神的孤独和情感的疏离，并用情感纠葛来演绎女性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在家庭婚姻中情感纠葛的具体表现形态方面，两个作家群各有选择和侧重，英语作家常写乱伦或不伦情，华文作家多写婚外情或异族恋。对情感纠葛的不同表现和处理丰富了加拿大华裔文学中女性写作的性别建构。
关键词：跨域；移置；乱伦；婚外情；异族婚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12）6-0070-07
性别研究的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命题是：性别不是人与生俱来的生物属性，而是一个社会建构。任何社会建构都是许多因素交织而成的复杂界面，研究者认为“躯体化（即拥有一个身体）与位置化（即居住在一个地方）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特征。而居住地具有深厚的历史性和特定性；无论外力怎样影响、塑造人的存在并将之跨域化，都不能改变一个重要事实：人总是生活在某一个具体的地点。”②离散族裔的身份更是“定位于一个具体的地方和一个特定的历史之中。族裔身份只能通过那个特定的地点和具体的历史来表达。”③而离散族裔中的女性成员的性别建构也是和生活在某一个特定居住国的整个族群的生存形式，族裔的历史足迹与文化记忆，个体的存在形态，个人的跨域经历与记忆息息相关。
加拿大拥有数量可观的优秀华裔女性作家，用写作语言划分，可以分为英语作家和华文作家两大类。由于共同的性别背景，对女性生活的兴趣是她们显而易见的共同点，她们对女性的跨域经历尤为关注。但是因为英语作家大都是“土生华裔”，她们的作品讲述的往往是上个世纪先侨，即她们曾祖母、祖母或母亲辈的移民经历，而且这样的跨域生涯都是经过作者本身阅历的过滤或聚焦的。而华文作家自己就是移民，她们讲述的不是亲身经验就是亲耳所闻、亲眼所见的新移民故事，具有即时性和亲历性的特点。正是因为叙述主体的不同，所关注的客体不同，叙述客体所处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不同，这两个作家群处理同一主题时在题材和叙述选择上呈现多元化态势。本文便通过英语和华文作家对女性跨域经历的不同处理，分析加拿大华裔文学中女性写作的跨域文化记忆。
跨域经历引起的困厄
加拿大华裔文学的英语和华文作家群都把移置（displacement）作为华裔女性的最本质的生存形态，都在写女性去国离乡，移植异域后的生存困境。在她们的作品里，语言障碍，文化-道德-伦理差异的冲击对女性的生存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这两组作家不约而同地都没有把语言和文化的困境处理为女性跨域经历里影响最大，也是最痛苦的困厄。在英语作家的笔下，语言的缺失和因之而生的文化冲击是她们祖辈所共同具有的经验。但是，对早期（上个世纪初到1923年起的《排华法案》实施期间）和中期（1947年《排华法案》废除以后到七十年代末）的女性移民来说，语言困境并非最本质问题，因为这些女性绝大多数都居住在族裔飞地唐人街，极少数则生活在远离唐人街的小镇里；但是不论她们的居住地在哪里，她们都生活在家庭的环境之中。虽然身在异域，可是唐人街和家庭给予她们一定的保护，她们所处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依然是她们熟悉的，她们说自己的方言，看中国戏曲或中国电影，读当地的中文报纸或从母国输入的中文杂志。她们在中国人开的商店购物，在中国餐馆就餐，为自己家的买卖帮工或是为其他中国人打工。如果需要和“主流”社会或是其他族裔交涉，自有其他家庭成员做她们的“代言人”，如早于她们来加的丈夫和在英语环境中长大的子女。在唐人街或是华裔家庭这一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即使不会英文，生存对华裔女性来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早期和中期华裔女性的生存状态，李群英和方曼俏在她们的小说《残月楼》、《午夜龙记》和《磁狗》以及其他加拿大华裔作家的故事里都有具体细致的描写。④
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降移居加拿大的新移民来讲，语言和文化也不是造成她们生活困境的最主要原因。毕竟这一代女性大都在中国或加拿大接受过高等教育，她们对西方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对于这些有着“精英”背景的女性来说，即使她们初到异域时不会英文或是英文程度不高，跨域后的生活环境逼迫她们直面新的语言、文化、社会环境，已有的教育有助于她们应对挑战，克服失语。而草根阶层的女性新移民，她们的经历和早期、中期的华裔女性的境遇基本相似，语言困境肯定会影响她们的生活但不会妨碍她们的生存。华文作家曾晓文的长篇小说《白日飘行》和短篇小说《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就讲述了精英和草根阶层的女性新移民的加拿大经验。⑤
曾有研究者指出：“海外留学生最大的问题既非语言障碍也非文化冲击，而是心灵的空虚。……流浪的孤寂感已使留澳学生在情绪上陷于一种压抑的忧思状态；虽然时光的流逝可能慢慢冲淡他们浪迹中呈现的种种哀怨，却难以填平他们内心深处的许多隐忧。……因而‘情’、‘性’对于他们而言，便成为一种诱惑，一种扑朔迷离的梦。他们中或人在异乡，却难觅知音；或越洋遥念，却只能万里相思相忆；或憧憬爱情，却总是无从着落。”⑥这一论断也适用于早期和中期的华裔女性。加拿大的华裔女性作家，不论她们是用英语还是用华文写作，不论她们摹写的是早期或中期的华裔女性的生活还是讲述女性新移民的跨域经验，都把移置对女性生活的最大影响归结为精神的孤独和情感的疏离，并用情感纠葛来演绎女性精神和情感的孤寂。换言之，情感困境是超越时间、地域、文化、社会阶层诸因素，女性跨域经历中的共同点。
英语作家李群英在她的《残月楼》里是这样刻画祖母李木兰的感情困境的：
木兰的噩梦是孤独。她来到咸水埠[即温哥华]，找到的只是沉寂，像岩石一样的沉寂，那个沉寂在她试图寻找帮助时却把她绊倒。金山客就像沉默的岩石。木兰想要找个女人，好向她求教，可是咸水埠没有女人，只有她自己。孤独的木兰无法知道下一步应当迈向哪里。失去围在身边的女人，木兰也失去了自己。多年以来，她变成一个没有躯体的，或者说是没有灵魂的人。……她和她的男人并肩站在一起，但是他们并不恩爱。村里那个短短的婚礼之后，他们天各一方隔绝了许多年。在那个婚礼上，两个羞涩的、局促的陌生人盯着看的是他们脚上的新鞋，而不是对方的脸。六个月以后，金山客走了，她有了身孕。再见面的时候，两人已经都太老了，不能重新开始了。其实随着时间的消逝，私下里，她期盼的已经不是柔情蜜意，而是相互的理解。可是，事情并不如愿……她只不过是贵昌的独生子的母亲，打在她的入境纸上章子说她是“商人的妻子”。可她只是名义上的妻子。在这块土地上，他决定了她的身份。丈夫的脸上刻着岩石般坚硬的疏远，而她只能默默地忍受……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