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民族统一思想论析
时间：2020-04-07 08:02:2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柳宗元具有朴素的民族等列思想，对多民族的统一大业热情讴歌，尤其难能可责的是他充分论证了民族统一的历史必然性，而在推进这一进程中刚强调威之以兵，怀之以柔的策略。其在民族问题上的独到见解，充分彰显了柳宗元作为著名思想家的思想成就。
[关键词]柳宗元；民族思想；民族等列；民族统一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4－0109-02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中说：“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起。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1同时，陈先生也认为“在退之稍先之古文家如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与退之同辈之古文家如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虽同有此种潜意识，然均不免认识未清晰，主张不彻底，是以不敢亦不能因释迦为夷狄之人，佛教为夷狄之法，抉其本根，力排痛斥，若退之之所言所行也。退之所以得为古文运动领袖者，其原因即在于是。”[1]的确，柳宗元没有激烈的“尊王攘夷”言行，没有断然排佛，甚至还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2]p673《送僧浩初序》。然而，柳宗元所具有的异儒思想，以及十多年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活经历，使他形成了较为开明的民族大一统思想。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柳宗元与同时代的韩愈等人不一样，更具有思想家的底蕴。
“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朴素的民族等列思想
柳宗元是进步的思想家，他突破了传统的“夷夏之辨”，表现出朴素的民族等列思想。所谓民族等列思想，便是打破“种别域殊”的内外界限，破除唯我独尊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大汉族主义，认为华夏周边各民族都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为一个统一的密切联系的整体，都是天子的臣民。[3]p100-101
柳宗元在永、柳两地生活了14年。那里是当时少数民族的居住区。他深刻地体会到楚越与中原、蛮夷与华夏，都是天子的臣民，一样应该受到朝廷的恩泽。柳宗元在诗文中多次提到皇风无间，遍及夷夏。如：
睢盱万状乖，咿嗢九译重。广轮抚四海，浩浩知皇风。
——《唐铙歌鼓吹曲十二首·东蛮》
神化旁畅，皇风远扬，自华及夷，异俗同庆。
——《礼部贺皇太子册礼毕德音表》
庶荒陬夷獠，尽沐皇风；率土生灵，备闻斯庆。微臣之志也。
——《代裴行立谢移镇表》
皇风不异于遐迩，圣泽无间于华夷。
——《谢除柳州刺史表》
从这些句子中，不难看出柳宗元夷夏同列的民族思想，蛮荒之地的少数民族也是天子的臣民，他们同样感受到了朝廷的恩泽，自觉地归入了唐王朝的政统。
柳宗元《送贾山人南游序》是为友人贾敬伯南游送行而写的。当时，有人劝贾不要南游，但贾说“视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并说自己南游“姑为道而已尔”。[2]p666柳宗元对贾敬伯的想法深以为然，借贾之口，道出了自己对南方各民族的基本态度。
基于这样一种民族等列的开明民族观，柳宗元才能够真实地记录当地的民族风情。他在《柳州峒氓》中描写了当地百姓生活状况：“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在《岭南江行》中描写了柳州的自然风光：“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在《南省转牒欲具江国图令尽通风俗故事》诗中也写道：“椎髻老人难借问。黄茆深峒敢留连?”这些描写，真实地再现了当时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具有非常重要的史学价值。后人称赞“写岭南实事，堪入地志”。[4]p304孙月峰《评点柳柳州集》卷42更难能可贵的是，柳宗元作为朝廷派出的地方大员、作为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士大夫，他没有民族偏见，对当地的民族习俗和民族文化表示出了应有的尊重。尽管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异服殊音”，难以言语沟通，但他却是“欲投章甫作文身”，想要脱下自己的朝服，穿上当地的民族服装，走进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生活。
还有两件事情，可以体现出柳宗元开明的民族观。柳宗元的《童区寄传》为柳州十一岁的少年区寄立传，热情歌颂这位少年的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另一件是为莫诚请命。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辖内有莫荡、莫果争斗，莫诚为救兄长莫荡，用竹竿刺中莫果右臂，十一天后，莫果因伤而亡。莫诚以杀人论处，囚禁在龙城县，等待刑决。柳宗元得知结果后，当即上书陈请，为莫诚请命。柳宗元认为莫诚“救兄有急难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疮，不幸致殂，揣非本意”，请求改判，保全莫诚性命。柳宗元认为，如果改判，保全的不仅仅是莫诚一个人的性命，将“以慰远黎”，“阖境荷慈育之恩，岂惟一夫受生成之赐。”柳宗元并没有将区寄、莫诚等看作“南蛮鴃舌”之人而默然置之，而是将之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人一视同仁，表现出朴素的民族等列思想。
“非圣人意也，势也”——对民族统一必然性的深刻剖析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受社会生产和社会制度制约，由氏族、部落发展而来，伴随着阶级、国家的出现而出现，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这是19、20世纪民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然而，早在7-8世纪之交，柳宗元便对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作了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描述。
在《封建论》中，柳宗元对手民族、社会发展有细致的表述。“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即是说，在生民之初(原始社会的早期)，人与万物共生，但个体的人是弱势动物，很难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要生存，人必须借助外物为求生的工具。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发生争斗。于是有聪明睿智的人出面解决争端，许多彼此亲近的人聚集在一起，就出现了群。之后争斗的规模扩大，其中一些武力更强、德望更高的人出现，于是形成了诸侯；继之争斗的规模更大，形成了方伯、连帅一类的诸侯首领；再后来比方伯、连帅更强大、更具德望的人出现了，这就是天子，方伯、连帅听命于天子，天下就实现了统一。
柳宗元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叙述可概括为：群——诸侯——方伯、连帅——天子，这与现代学者的研究有许多不谋而
合之处。更值得推崇的是柳宗元认为，这种发展进程，并非是圣人、上天的旨意，而是“势”，是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
《孟子·梁惠王上》中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回答说：“定于一。”孟子看到了，消弭诸侯之争，最根本的便是实现诸侯统一。在柳宗元看来，“定于一”既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解决民族冲突的必然。群与群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方伯连帅与方伯连帅之间争斗不断，“披披藉藉，草野涂血”；而要解决这些争斗，只有在群与群、诸侯与诸侯、方伯连帅与方伯连帅走向统一以后才能够实现；彻底消除争斗，则是“天下会于一”的时候。
“绥之以德”——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
柳宗元早年曾经游历西部边塞，“出入岐、周、邠、斄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鄣堡戍”，又在南方生活十四年，对当时存在的民族问题是有所了解的。而“善制兵，谨择守”，“绥之以德”正是解决民族问题，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基本主张。
对于民族侵扰等行为，柳宗元主张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打击，因此他极力颂扬唐初的统一战争和中唐时期对藩镇的特殊政策。但柳宗元反对穷兵黩武。汉武帝出狩，获白麟奇木，终军上书称：“臣闻《诗》颂君德，《乐》舞后功，异经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窜屏葭苇，与鸟鱼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临境，而东瓯内附，闽王伏辜，南越赖救。北胡随畜荐居，禽兽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摄。大将军秉钺，单于奔幕；票骑抗旌，昆邪右衽。是泽南洽而威北暢也。”颂扬汉武帝对匈奴和南越的用兵。此后，汉武帝发使匈奴，终军自请为佐，“画吉凶玉单于之前”；汉武帝出兵南越时，终军又自请前往，“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网下”。终军出使南越，死于乱军，年二十余。[5]p64《终军传》柳宗元对于终军的言行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彼终军者，诞谲险薄，不能以道匡汉主好战之志，视天下之劳，若观蚁之移穴，玩而不戚；人之死于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谏而又耸踊之。己则决起奋怒，掉强越，挟淫夫，以媒老妇，欲蛊夺人之国，智不能断，而俱死焉。”[2]p854《与杨诲之第二书》柳宗元批评终军没有阻止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反而怂恿其对外用兵，对兵连祸结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柳宗元在《宥蝮蛇文》中，借宽宥蝮蛇，提出了人与蝮蛇“异途，不相交争”，避免互相侵扰，和睦共处，保持各自的稳定生活。人与蝮蛇如此，人与人如此，民族与民族不也应如此么!柳宗元反对民族问的侵扰，反对穷兵黩武，维持民族间的和睦共处，正体现了柳宗元开明的民族思想。
柳公绰是柳宗元的族叔，曾平定开州、黔中的少数民族叛乱，安抚过北方沙陀等少数民族。[3]p5019-5022柳宗元写过《武岗铭》，对柳公绰平定民族叛乱给予了充分肯定。元和六年，黔中辰、溆等州少数民族不堪忍受观察使窦群的督敛苛刻，聚众叛乱，劫掠辰、锦诸州。一时间“盗弄库兵，贼胁守帅，南钩牂牁，外诱西原，置魁立帅，杀牲盟誓，洞窟林麓，啸呼成群”。朝廷征调剑南东、西、荆南、山南东道、广州等诸地节度、福建观察派兵“四面讨问”。然而劳师无功。后来，御史中丞、湖南节度使柳公绰受命平叛。柳公绰“练立将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岗，不震不骞，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顺。”辰、溆等地叛乱的少数民族纷纷“投刃顿伏”，“奉职输赋”，绵延数州的叛乱就这样平定了。对于柳公绰的成功，柳宗元极尽颂扬之能事。而在颂扬的同时，也体现了柳宗元对于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主张——“绥之以德”。
柳宗元在自己的施政过程中也积极贯彻“绥之以德”的主张，推行德政。[10]电认为，地方长官的职责并非仅仅“专土疆，督货贿”，还应“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祗肃信让，以顾于道”；[2]p744提出了“凡吏于土者，……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的进步吏治主张。[2]p616枊宗元初到柳州，看到的是“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2]p1142面对此种情景，柳宗元因势利导，修复孔庙、大云寺，推广文化教育；赎奴为民，为民请命，发展民族经济，改善生活环境，这一切的行政措施莫不体现了柳宗元“绥之以德”的基本主张。在柳宗元任刺史的几年中，柳州这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逐渐改变了荒凉、混乱的局面，出现了“家富有业，经学有师，风行俗成，田里悦喜”的繁荣景象。[1]p826
当然，在民族问题上，柳宗元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不可能超越那一时代，受儒家学说夷狄思想的影响，受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其他因素的制约，其大一统民族思想不可避免地有一定的局限性、时代性，还不能与今天的民族平等思想相提并论。
参考文献：
[1]陈寅恪.论韩愈[J].历史研究，1954.(2).
[2]柳宗元.柳宗元集[M].中华书局，1979.
[3]池万兴.司马迁民族思想阐释[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4]王国安.柳宗元诗笺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09.
[5]摩尔根.古代社会[M].商务印书馆，1971.
[6]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M].人民出版社，1980.
[7]岑中勉.隋唐史[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中华书局标点本.
[9]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标点本.
[10]严寅春.柳宗元与中南少数民族[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9，(1).
[11]柳宗元.柳河东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责任编辑：崔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