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理念下先秦诸子的包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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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诸子的天下理念中拥有浓郁的包容思想。儒家强调道德，倡导礼让，对天下之人宽容；道家认为天下人都源自一体，天下之物应该自由生长；墨家和法家认为应该用规则来维护天下秩序的稳定，促进人们之间的宽容。这些思想构筑成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优秀传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发展。
关键词：先秦诸子；天下理念；包容思想；社会治理实践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2-0021-05
只有具备包容心态的民族才能成为伟大、坚韧的民族，才能长时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各个民族的包容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特色，共同营造了一个斑澜的世界。
中华民族自古宅心仁厚，宽待天下，奉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宏量地与其他各民族共同生存与发展，创造了伟大、灿烂的中华民族文明。中华民族的这一特质，在先秦诸子思想中有非常明显的体现。
先秦诸子感于时世，怀抱清治天下的胸襟，寻找天下治理的良方，在他们天下理念的背后，有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对天下万事万物的包容心态。
一、诸子各家天下理念中的
包容思想第一，儒家认为，天下应该是一个有道德的天下，人之为人的最大特征是有德。有德，就有对天下的包容。治理天下的最好方式是天子（圣人）依靠自身内在的道德感召，让他人心悦诚服地依附。天子通过修美德、行仁政达到天下的自然和谐，反对通过战争等暴力手段来维持一个表面稳定的状况。对待自然万物，人类要取之以时，用之以度。
孔子生活时期，西周所确立的天下形态依旧保存着，周天子依旧是各个诸侯国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孔子以有道德为天下的价值共识基础。孔子认为，天下治理一定要以德、以礼让治国，才能获得天下民心，才有治理天下的道德基础。为政以德，百姓才会蜂拥而至，如草顺风、众星拱北辰般地心归君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
以德治理天下最基本的表现手段是爱人：“泛爱众而亲仁”，“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爱人就是宽恕，就是包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论语·宪问》），使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省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
孟子生活于战国，其时诸侯国不再尊周天子之直系后裔为天下共主，但孟子仍继承孔子的天下理想，以有仁义为天下的价值共识基础，主张若要王天下，必须施行仁政：“古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离娄上》）。施仁政就必须要尊重天下百姓，以自己之心推想天下人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由己及人，自己乐而天下乐，才能得天下民心。此即为孔子的爱人思想。
孟子特别强调治理天下要严禁战争，不能乱杀无辜。“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闲耳。”（《孟子·尽心下》）杀别人就是杀自己。只有“不嗜杀人者能一”天下，因为“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所以要严惩那些好战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
孟子的包容思想特别表现在对天下的博爱情怀。孟子提出处理天下事务必须从天下全局来思考，不能如白圭治水，以邻为壑。“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孟子·告子》）
荀子同样认为治理天下的最好利器是讲道德、修礼义。“兼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贵，不以骄人；聪明圣知，不以穷人；齐给速通，不争先人；刚毅勇敢，不以伤人；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遇君则修臣下之义，遇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则修子弟之义，遇友则修礼节辞让之义，遇贱而少者，则修告导宽容之义。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荀子·非十二子》）只有尊重他人，包容万物，天下才能明静。
儒家特别强调要尊重自然，对自然之物要取之于时，用之于度。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孟子认为牛山就是人为过度使用从而使之光秃秃的：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孟子·告子上》）
儒家的天下治理中，治理者的德行是第一位的，天下、大道的兴废存举于天子的德行高低，依今天流行的制度论者而言是人治，不是一个好的制度。但是，儒家认为人的问题在天下中是一切问题的核心，只有相信人、视别人如你自己一样可信才能有一个美好的社会。那种时时怀疑别人、事事监督别人的社会只能是一个牢笼（尽管它无限的大），而决不是一个美好、轻松、愉悦的世界。总是怀疑别人，自己本身就存在一份卑劣。这样的制度，不是人类理想的家园。
第二，道家认为，天下原本的形态就是万物同一，诸事万物都平和地生活在一起，没有谁对谁的优先与高贵，故而天下的治理以“无为”为先，因天任物，包容人与万物的自由生长。一方面，道家同样认为天子在天下治理上必须要有垂范之德，不扰民而使民自治。“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二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君王做天下表率，无为于民，天下自然纯朴。“无为”就是不扰民，不去刻意生事，因顺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天下自然太平。另一方面，道家从万物起源的角度来论证天下万物的平等，由此推出人人都应该有宽宏的包容心态。老子认为，天下万物起源于一个共同的原点，“道生一”而“生万物”，所以天下是一个万物平等、相容共存的世界。天道无亲，也就无贵贱、无利害，人与人对等，人与其他万物共存，天下为一体，众人为一家，和谐而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
老子认为，道生万物，天下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所以看待天下事情必须从整个天下的视角来思考，“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老子·五十四章》）由此，人们不应该专注于个体的小利，而是要跳出现实中的利益之争：“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老子·四十九章》），以道的包容万物之情怀去善待一切。
庄子承继了老子的天下万物同一思想：“万物皆一也”（《庄子·德充符》），“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世界就是一个共存的整体，无内外之分，去夷夏之别，天下一家。
第三，墨家和法家认为人与人之间存在先天的不同，存在缺少包容的情况，但理想的社会应该和顺清朗，有着宽广的胸怀，故而提出用职位规定等制度来维护天下的稳定，促进人们之间的宽容，全天下人都平和地生活。
墨家与法家都承认人有自爱的天性。墨子认为：“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文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臭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墨子·尚同上》）商鞅认为民始生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商君书·开塞》）但对人这一天性，墨家与法家都不提倡用打压的方法来迫使天下维持表面的稳定，而是希望用一种大家都认可的、积极而包容的方式来获得良性发展。
墨家认为理想的天下必须要有统一的领导、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完善的职责分工，由此来处理人与人之间、利益团体之间的矛盾，达到上下一致，天下“尚同”。人人尚同，也就人人包容，天下清和。
法家认为治理天下，专任儒家的仁爱或墨家的尚贤还是不行，必须得设立制度，有一个边界将人的天性限定，使得别人也能发展，社会和谐与稳定。商鞅认为，鸿蒙初开时，人人亲亲而爱私，纷争讼多，故此贤者立中正以治，民以仁为本；然而由于“尚贤”，天下仍不安定：“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所以后世圣人明分、立禁、立官、立君而使制度一统，天下才得以治理。慎到认为，若要治理好天下，就需分工定名，界定职能，分类而治。“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则事省，事省则易胜；士不兼官则职寡，职寡则易守。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慎子·威德》）社会必须名定：“一兔走街，百人追之，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为未定分也；积兔满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后，虽鄙不争。”（《慎子·逸文》）名分有定，职能有别，制度统一，人们就会不争，就会相互包容，天下自然平安。
二、诸子天下理念中包容思想的
社会背景与实践总括诸子的天下思想，可以看出他们在人与人之间、社群与社群之间、人与天下万物之间都认同应该有着全面的包容。而形成诸子的这种观念，是当时社会有着这一思想的基本共识和实践。
（一）天下一体的社会模型
先秦时期社会思潮认同天下就是一个整体，全天下人虽有住地的不同、文明程度的高下，但都是天下一家，都是兄弟。《老子》已经从世界起源的角度阐述了天下一体的根基。在社会心理上，我们可以从《周礼》中得知，西周以来的“天下”模型是：以“中国”为中心（也即以王都为中心），呈同心圆形向四周扩散，永无边界，只要是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地方，都属于天下范围，属于天子的领域。这些区域之间的差别在于文明程度的不同，高者为“中国”，低者为蛮夷之邦。天下是由文明程度构成的阶梯状的包容体系。
特别有意味的是，仅就地理方位而言，“中国”是大致的、模糊的动态概念，它不是固定的那一块区域，而是在不停的变迁中。原来是蛮夷之地，只要文明程度提高了，接受原来的“中国”文明，也就自然而然地属于新的“中国”范围，“中国”的区域也就扩大了。相应地，其四周未开化的蠻夷之地成为新的、需要进一步感化的地区[1]杨联陞先生在《从历史看中国的世界秩序》中说道：“由于军事、文化扩张的结果，一些外服可以被并入内服，所有诸蕃都有变成外藩的可能。或者更通俗地说，所有生蕃都可能变成熟蕃。”。文明的进程就是“中国化”的过程。《史记·楚世家》记载周夷王时期楚子熊渠说：“我蛮夷也”；记载公元前706年楚武王熊通伐随时还说：“我蛮夷也。”但到了公元前560年，《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载楚臣子囊说：“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原来自称蛮夷的楚国，现在却以抚夷的诸夏自称，自居为诸夏一员，并为其他诸夏的安宁而征伐别的蛮夷了。谁都可以变得更好、更文明、更先进，前提就是社会有这个包容心理。
这样的“天下”，拥有无限的包容可能，这与生而不变的种族、阶层分割有着绝然的不同！
（二）天下无外、夏夷无别的社会主潮
因为天下是一个宽广的包容体系，因而就产生了“天下无外”的观念：第一，既然天下都来自于一个源点，“天下”只有这一个“天下”，再没有别的“天下”；第二，天下都属于天子所有，天子治理天下又是按照家庭模式来治理的，那么天下的任何地方都同属一家，只有远近亲疏之别，不再有家内家外之分。由此产生的逻辑推理是：尽管有夷与夏的分别，但夷与夏都是“天下”这唯一的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而不是家庭之外的敌对势力的存在，所以《诗经·商颂·殷武》说商部落是“自彼氐羌”，《国语·周语上》说“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都并不讳言自己的部落原先并不居住在中原之地，而是四夷之属《孟子·离娄下》记载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夭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舜与文王这些圣人们都是四夷之人，而后得志于中国，天下之人又怎么会有华夷之别呢？，华夷之别只是亲疏之分，不是“本我”与“他者”的关系。《国语·鲁语下》记载孔子在判断“肃慎氏之矢”时说“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也是将夷蛮视为天下一家之内并进行管理的。孔子自己也“欲居九夷”（《论语·子罕》），并感慨若“道不行”，就“乘桴浮于海”，这“海”应该是四夷或四夷外之地。在孔子眼中，还是属于此同一天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