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外话长，书里话短
时间：2020-04-25 07:59:4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书的事
许渊冲的《追忆逝水年华》出版后，他给汪曾祺赠书，并题词：同是联大人，各折月宫桂。许先生是1938年进入西南联大学习的；汪先生虽比许先生大一岁，却比许先生晚进校一年。许先生是著名翻译家，汪先生是著名作家，是许先生认识的“文学院的代表人物”。所谓“各折月宫桂”，指的却是其他。
十多年前，我也如许先生、汪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年纪，在乌鲁木齐念书。某日和舍友席君逛书店，见有许渊冲的《追忆逝水年华》和《诗书人生》各一本。我们都想买，最终各买了一本。我买的是《诗书人生》（每次逛书店书摊，都发现不能跟爱书人一起去）。
某日晚上读《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其中提到许渊冲。记起曾经买过许先生的书，从书架翻找出来，书中一篇《沈从文和汪曾祺》提到了签赠题词事。再对照看，发现年谱所记，即是从此而来。重翻《诗书人生》，书中竟然还夹着一张舍友朱君的照片。许先生这本书应该买回来就看了的，如今全忘记，等于没读。现在，席君在重庆，毕业后见过数次；朱兄在云南老家，毕业后就再未见过。当年一起买过的书，倒是常读。
深夜忆起往事，顿生感慨。据《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所记，汪先生在西南联大念了五年书，最终因为几个原因还是从西南联大肄业，走进了社会这所永不毕业的大学校，去读他老师沈从文经常说到的“大书”。
古剑的书话
古剑在1980年代为大陆和港台之间的文学交流做了一些事情。汪曾祺、陆文夫等人最初在台湾出书，就是由他牵线搭桥而成。汪曾祺在美国期间写给夫人的家书中就有让家人寄照片、评论等材料给古剑之事；信中还提到了他还为汪曾祺讨要稿费之事。
因为爱读汪曾祺的文章，基于上面提到的因缘，在遇到古剑的《书缘人间——作家题赠本纪事》时，便买来一看，所花仅五元五角。
《书缘人间》写了九十六位作家给作者的题赠本，这些作家遍布内地、港台、海外，名家不少。古剑以作家题赠本为纽带，记叙他和众多作家的交往，每篇都写得简单，却也有一些干货让人难忘。比如他在写跟陆文夫的交往时，作者问陆文夫当作协副主席一事。陆文夫说：“我不管他们的事，当然选我了。”古剑所记，仅此一句，然而言外之意应该比较丰富的。可惜作者未做进一步表述，或许当时陆文夫也仅仅是一句感慨。许多作家的心态，往往是在与友人随意闲聊时泄露二三的。
古剑和大陆许多作家的交往，多始于1980年代初。那个时候，无论作家还是教授，大多是刚从牛棚出来，穷是肯定的。古剑在写贾植芳的题赠本时，就曾捎带提及。香港中文大学请贾先生去讲学，在香港期间，贾先生写了篇文章给古剑发表，想换点钱买东西。然而，稿子未发出来是不发稿费的。古剑只好先预付给贾先生。而在写陈平原时，真是一手交书稿，一手交稿费。所以古剑也忍不住感慨：“潮州人擅长做生意，陈平原也不乏精明。”
书中有一些细节，是值得注意的，可为文学史补白。陈子善在《序》说：“这些题赠本就成了这种友谊的可靠见证，成了古剑兄个人文学历程的一个别有意味的记录，进而也成为1960年代至1990年代海峡两岸三地文学关系史的一个小小的侧影，甚至可补现当代文学史之阙。”陈先生之言，然也。
看书中作家们的签名本，有一个感觉，大陆作家在题签时随性而就，如人穿休闲服，港臺作家的字写得大多比较规矩，一板一眼，如人穿西装，可以感觉出题签时对文字的敬畏之心。
作者写这些文章时大约是仓促为文，文字缺少打磨，弱了可读性；还有许多篇章言之未尽，大约是想另外为文之故，如能详细记述就好了。
夜读记
最近夜班比较频繁，经常要求不许值班时睡觉，只好看书、看电影以抵抗睡眠。电影看得少，看得多的是书。
许多夜间光阴就在书页间慢慢逝去。有时看书看得累了，打开窗户让冷风灌进值班室，人清醒不少。室外有时飞雪漫天，有时一轮明月，有时几颗星星闪烁。凌晨三四点时，街道最空寂，无一人一车。我手执书册，或站或坐，一夜也就过去了。
年轻的时候，许多书不屑去看，看的多是余秋雨、汪国真等时髦读物；待到年岁渐长，慢慢知晓经由岁月淘洗下来的书之好处，于是开始逐一补课。补课先是从“三言二拍”开始的。恰好，这些书，读起来也还算轻松，于是成了值班时的首选读物。这套书多是1980年代中期出版的，有几本还跟我同龄，书的开本厚薄也正适合，拿着读也不累。读书时也常胡思乱想，那个年代的许多书都做得很精致，封面也做得朴素而简洁；现在逛书店看着花里胡哨的封面，买书的想法瞬间荡然无存，即使是经典著作也常包着“花外衣”，于是定价高得吓人，让我等穷读书人望书兴叹。
“三言二拍”中的诸多短篇，故事虽多有套路，语言却干净，这是值得我学习之处。值得学习的地方当然还有不少，等待慢慢发掘。
有时夜班时，想换换阅读口味，便读读汪曾祺。其实是一直都在读的。恰好前些日子，现代出版社的友人知我喜读汪先生，便寄赠了一套《汪曾祺作品集》，分小说、散文两卷，收到时翻目录，大多是我喜读、常读的篇目，便留在办公室闲读。夜读汪曾祺，一般都选在深夜两点至五点最困的时候。在这样的时间段读汪曾祺，便不觉得时间是煎熬了。汪先生的“随遇而安”是不易学得的，但向往之心是可以有的，尤其是在这样的深夜，漫长的空寂中随遇而安是好的。
偶尔也翻翻新近出版的文学期刊。上个夜班看的就是新到的《南方文坛》。这个杂志基本每期都要看的，每期最先看的又是“文坛钩沉”栏目。本期周立民的《草创时期的人文社与新中国文学出版体质的构建——从一份社务会议记录说起》就是一篇很值得注意的文章。此外，还有一篇刘锡诚先生的《文坛风云中的顾骧》。刘先生的这个系列文章一直在留意，以前读他的《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一书，偶然发现了两封未收入《孙犁全集》的书简，便写了一篇《孙犁的两封集外书简》，未曾想拙文被刘先生看到后，写了一篇《又一封孙犁佚简》，还提到了拙作。
今晚又是夜班。要读的书也准备好了：杨镰主编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中的《橘瑞超西行记》。这套书，我陆陆续续地买齐了，也正陆续地一本本地读去。读好书，光阴快。
阅读中，又一个夜班过去了。
到新疆去
我第一次听说黄汲清和《天山之麓》，是从谢泳的《杂书过眼录》中得知的。在这本书里，有一篇《黄汲清的一本散文集——<天山之麓>》；谢先生是学者，平时看散文之类的书好像不多，还专门撰文介绍，就更显得郑重了。再加上这本《天山之麓》写的是关于新疆的书，当时便记住了，可惜一时无从找到。
过了好几年，某日逛书店，见架上有大半套《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翻看书目，见《天山之麓》也列在其中重版，于是很快就找来读了。
黄汲清是著名的地质学家，1942年冬至1943年初夏，他和生物学家杨钟健，地质学家程浴淇、周宗俊等在新疆（主要是南疆、独山子等地）进行地质考察，《天山之麓》即是黄汲清在新疆考察的见闻录。
本书作者对新疆的神往始于1927年春天，当时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斯文·赫定和徐炳旭领导下到新疆做学术考察，只是黄汲清那时还是未毕业的学生，没资格参加。所以当他1942年奉命到新疆考察时，十五年前的遗憾又冒了出来，终于此次得到了弥补。
习惯吃羊肉和馕的黄汲清，在新疆的半年多时间应该说是比较愉快的，在考察地质、石油、煤矿等之余，对风土人情多有留意，尤其对维吾尔族人的衣食住行更是在意，观察也细致。他对维吾尔族人的跳舞（即书中的“偎郎”）尤其关注，书中多次写到。一次，黄汲清一行游完克孜尔千佛洞回克孜尔村，遇到赶修公路的人收工时闻着鼓声当街起舞时的情形，让黄先生大为惊讶。原来，修路人晚上收工以击鼓为令，自发从各地赶来修路的年轻人听到手鼓响起来，大型麦西来甫就跳了起来。“由此看来维吾尔族人是何等乐天，何等逍遥，他们是得过且过、得乐且乐的现实派乐观者。”看着群舞，作者如此感慨。
其实，早在黄汲清一行刚到迪化（即现在的乌鲁木齐），在督办公署参加舞会时，对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歌舞就有所见识。那次看乌孜别克族歌女阿美娜的歌舞后，他“总感觉到她的舞姿多少和梅兰芳相同”。另外，他在听维吾尔族歌曲时，感觉“有些维吾尔族歌儿唱起来真有不少的秦腔味儿”，于是猜测“也许汉族的秦腔和維吾尔族、乌孜别克族的歌唱同出一源不敢定，不过究竟是秦腔源出维吾尔歌还是维吾尔歌源出中土，那就难说了”。黄汲清这样的猜测在我读来倒也新鲜，不知研究音乐的学者对此是否有过研究。
黄汲清对新疆的感情是很深的。黄先生去世后，他的儿子黄浩生写过一篇《情系天山》，对此多有提及。谢泳也曾注意过，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对新疆都特别感兴趣。这也是值得研究和注意的。这次考察之后，黄汲清还来过几次新疆。1984年，乌鲁木齐召开 “第三次塔里木石油资源座谈会”，黄先生以八十高龄出席了这次大会。他晚年在《我的回忆——黄汲清回忆录》中说，自己旅居新疆大半年，感到维吾尔族人的生活十分引人入胜，维吾尔族人非常可爱，作为中国人，一生不到新疆走一趟，是非常浅见的、非常保守的。
那个年代的学者文章都比较好，即如本书虽出自地质学家，可是文字也是好的。也怪不得谢泳感慨：“这本《天山之麓》，写得从容不迫，叙事抒情非常得体，这很难得，不要说一个以文字为副业的人了，就是一个作家能有如此的文字感觉，也非易事。”有时看了这些老辈科学家的文章，真有说不出的感慨，时代真是太偏爱他们了，干什么都是一流，不经意间做出的事，都让我们佩服好久。
汪曾祺写广告
文章写得那么好的汪曾祺先生，却不会写报告。有一次为女儿汪明写“病退报告”，呕心沥血写出的报告寄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汪明下乡的地方，却被基层农村干部“枪毙”并嘲笑了一通。此外，他的“住房申请报告”同样写得不成样子。
不会写报告的汪曾祺，却写得一手好广告。
1998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第八卷收了一篇广州白马广告公司写的房地产广告《西山客话》。这则广告可真是美文，连广告都颇具汪曾祺文风。汪朗在《“老头儿”三杂》中对这则广告的写作背景有比较详细的交代，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一阅。
还有一则广告，好像在《汪曾祺全集》中未见。1989年，汪曾祺的第一部散文集《蒲桥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印出后的《蒲桥集》封面上有两段不长的简介。后来得知这段简介是汪先生应编辑之请写的。这样的文字，鲁迅先生当年也没少写。徐强在《人间送小温——汪曾祺年谱》第二百九十八页提到《蒲桥集》时说，“封面印有作者应出版社之请以第三人称自撰的引介语。”
后来重印的《蒲桥集》中，有一些版本未收这段简介，甚可惜。文不长，兹录如下：
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有道理。
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这两段不长的简介，写得真是好极了。让人奇怪的是，在由汪曾祺子女汪朗、汪明、汪朝执笔撰写的《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一书中对《蒲草集》和封面上的几句话有专门的提及，并特别录入了上述两段文字。为何在编《全集》时未收入呢？
汪曾祺还是剧作家，他半生在北京京剧团工作，写了不少京剧剧本。在改编完《一匹布》后，汪曾祺曾根据导演的建议，以七言诗的形式写了一个很别致的广告说明书：
伏酱秋油老陈醋，世间哪有借媳妇。
真是满纸荒唐言，何人编成《一匹布》？
沈家有女名赛花，窗前一棵马樱树。
嫁夫市侩张古董，似水流年暗中度。
古董把弟李天龙，订婚未娶妻亡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