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听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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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纵观2014年神州文坛，各省市文学力量大多仍延续以往以“军团”形式集结亮相的方式，而原来作为地方文学军团主力先锋的文学“湘军”，反倒显得相对沉静寂寥。这些湖南小说家们正归于韬光养晦的积累沉潜，从这一意义上说，湖南文学倒是真正进入了一种绚烂过后归于平静的“新常态”。但也恰恰是在这样一种“无声”的“新常态”中，我们看到了湖南文学的希望。2104年的湖南小说，名家老将力作频出，新人新秀不甘人后，“湘楚凤凰”踏曙光振翅，引来“惊雷”阵阵，大有浴火涅槃之势。
[关键词]文学湘军;小说;新常态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09-0072-09
文坛热闹，文学寂寞——这一精神分裂式的文学存在方式，在2014年的中国文坛，并未看到有任何修复或弥合的迹象。纵观2014年神州文坛，各省市文学力量大多仍延续以往以“军团”形式集结亮相的方式，“文学陕军新梯队”、“文学鲁军新锐”、“文艺冀军新崛起”……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几月，可谓狼烟四起，热闹纷繁，而反观原来作为地方文学军团主力先锋的文学“湘军”，反倒显得相对沉静寂寥，悄无声息。公允而论，也不独2014甲午之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湘军”这么些年来，一直都不怎么显山露水。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当年以小说在全国获奖而名震江湖的湖南作家，从赢得“湘军”美誉，到时至今日在仍是由小说来主导风向标的文坛变得沉寂，这风光不再的事过境迁，并不见得湖南文学就此江河日下，充其量不过说明小说在当今文学类别中的重要性尚未衰减而已。
当然，如若简单地以文学奖项论英雄，以创作数量为指标，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文学“湘军”雄风似乎已减当年，而抛开文学之外的名利之事不论，单以文学实绩和文学影响来看，文学“湘军”其实从未淡出文坛江湖：原籍湖南或身处湖南的作家们，他们早已不再在乎所谓“湘军”名号——无论是远走异地，还是蛰居家乡，他们一律潜心创作，无一例外地显得异常低调。换言之，湖南小说家们着意的早已不再是概念游戏，而是归于韬光养晦的积累沉潜。从这一意义上说，湖南文学倒是真正进入了一种绚烂过后归于平静的“新常态”。但也恰恰是在这样一种“无声”的“新常态”中，我们看到了湖南文学的希望。2104年的湖南小说，名家老将力作频出，新人新秀不甘人后，“湘楚凤凰”踏曙光振翅，引来“惊雷”阵阵，大有浴火涅槃之势。
长篇小说：“生活政治”与“史诗野心”
文学从来都不是以量取胜，但对某一个区域或某一群体来说，数量上的指标，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这个区域或群体的文学气候来。2014年，湖南作家总计完成50余部的长篇小说创作，这一数字或许还算不上成绩斐然，但对一个经济称不上发达的内陆省份而言，交出这样一份答卷，也足以让人欣慰。2104年的湖南长篇小说创作，延续了湖南作家一如既往的现实主义精神，准确地说，这是一种带有浓厚政治情结的现实主义精神。
为有效区分“政治化的现实”与“现实化的政治”起见，我们不妨借用吉登斯“生活政治”的概念来澄清二者的异同。在吉登斯那里，“生活政治”的概念是吉氏置于全球化后传统社会背景下的伦理框架中来展开的，以此区别于国家阶级、议会政党意义的那种宏大的“解放政治”概念。详细说来，在吉登斯的语境中，“解放政治”是指把人从外在的和制度层面上的剥削、压迫和不平等中解放出来。而其所谓生活政治学则是关于生活方式的一种政治学，且在制度反射性语境中运作，“它关注的不是狭义上的‘政治化’，即生活方式的种种决定，而是对这些决定加以重新道德化——更准确地说，是把日常生活中被经验所隔离且被搁置一边的那些道德和生存问题挖掘出来”[1]。“生活政治”的概念无疑反映了吉登斯欲以一种微观政治取代宏观政治的努力。这里我们倒没有必要去细究吉登斯“生活政治”概念的成败得失，从“日常生活”、“生活方式”、“道德”、“伦理”、“价值”、“选择”等关键词上，我们可以确认的一点是，吉登斯的“生活政治”与汉语层面望文生义的“生活政治”其实有着暗通款曲的形似及神似——也正是在现代人如何生活以及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一伦理价值层面上，即日常生活的爱情、家庭、事业、生存质量等方式方向意义上，我们说2014年湖南长篇小说的“生活政治”意味十足。
对某些喜欢贴标签的批评家来说，王跃文2014年出版的《爱历元年》或称得上是作家的一次大踏步“转型”——由官场大戏切换到都市爱情，怎么看都像是一次转身。与其说王跃文的《爱历元年》是其转型的一次回眸，不如说是作家以小说艺术的方式将“政治”的意涵赋予了一种家常味道，在王跃文那里，政治的诠释图景从原来的广角镜下的官场社会切换为显微镜中的家庭社区，故事主角也由原来的权力斗争中的圈子帮派变身生活意义的饮食男女。
从小说开篇的情节，我们即能一窥文本所含容的隐晦“政治”意图。小说主人公孙离和喜子的所谓“爱历”，最初其实是源自一场小小的纪律“风波”，时任中学班主任的孙离，其所带班级的所有男同学那天都理了光头，在当天有校长参加的班会上，孙离则借题发挥，不仅大谈特谈发型的历史，还特意说到了发型的政治。直至读罢小说，我们才明白，这一草蛇灰线式的铺垫，并非仅是为了让小说主人公登场亮相，实际上更是小说后来欲展开的“身体政治”言说的一处绝佳伏笔。
实际上，我们从小说的题目“爱历元年”，似乎也不难读出作家的某种生活政治的预设意味来：“爱历元年”是一种私人意义的时间创制，这一私人意义的时间纪元，不仅有别于物理意义的公共时间，同时也开启一种区别于个人以往的全新生活维度——当时间的自然刻度被赋予一种特殊意义，从而进入到一种有目的性意图的规划中来时，时间的政治意味也就不言而喻了。我们看到，小说以孙离和喜子两人婚姻关系的开始及危机处理为线索，故事主要围绕婚外恋出轨这一身体的伦理政治轴心来展开。小说中的生活政治，首先以现代人的身体如何安置的问题形式凸显出来：“他俩甜蜜了没多久，慢慢就开始吵架。大事也吵，小事也吵。喜子越来越讨厌这个小县城，肮脏的街道、难听的土话、奸诈的小贩、不学无术的同事、自高自大的校长，如此等等，都叫她难以忍受。”是继续寄身一种难以忍受的生活环境（脏，小）还是投奔另一种光明的向往？喜子选择通过考研来改变窝守县城的命运，并最终来到了苍市的一所大学工作，而孙离也妇唱夫随，跟随妻子辗转苍市当起了一名自由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