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实践中寻找重建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我国文学理论界探讨和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已经有二十个年头了。这一提法起源于邓小平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初由物理学家钱学森于1984年提出并随后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美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一文。^①其实，讨论发展和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是从1980年就开始了。多年来，这已经成为文学理论学科的重大题目，多次被定为国家和省部级的科研课题，并且已经出版了有关的学术专著十几部，相关的论文三百篇以上。然而遗憾的是，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但迄今尚没有实质性的成绩，基本停留在空洞的设想上。数年前董学文概括这个状况：“从总体上看，从学科形态的角度分析，目前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建设，还基本处于构想比较多，论证比较少；设计比较多，施工比较少；原则性意见比较多，周密性阐释比较少；方法上谈论比较多，观念上突破比较少；分支性研究比较多，综合性思考比较少的阶段。”^②现在看来，仍然还处在这样的局面，虽然有些文章中闪烁出真知灼见的亮点，但普遍提出的多是非常抽象的原则和设计方案，而少有具体的研究。

导致产生这种局面的原因，最根本的是对文学理论性质的认识还局限在以前的模式中，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是文学理论中的一种，是人类关于文学的理性认识中的一个阶段、一个层次和一个分支。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是否承认有普通文艺学或一般文艺学，或者是否承认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之外的文艺学也同样具有真理性。建国几十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就其性质来说，应该说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新时期初刘梦溪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同志，并没有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完整的理论体系。”^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如讨伐般的反驳和批评。实际上，就具体到马、恩、列、斯、毛来讲，他们本人的言论的确没有能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刘梦溪说的并没有错。因此可以说，狭义的、具体的马列文论是没有体系的。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原则而建立起来的文学理论，是有体系的。如苏联的文学理论，代表性的教材是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文学科学基础》；如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代表性的教材是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和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这里，前者就是有苏联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理论，后者就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理论。即便是在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中实际运用的，也是一个完整、严谨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这个问题，笔者有过详细的论述。^④这些都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无论是有苏联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还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其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都是意识形态理论，即反映论。因此，这样的理论结构从一开始就排斥了其他的文学理论，不承认其他的文学理论有正确性的可能。

但是，远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人类就有了文学和文学理论。文学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精神活动。人类在遥远的童年时代，就创造出了文学这一精神生活的样式，而且在各个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地域中各自发生、发展着。文学理论，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对于文学现象的理性的认识。因此，在创作、鉴赏与批评等文学实践中，自然就会产生文学理论，这在中国和西方都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了。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19世纪中叶从欧洲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其体系性的建立和完成则是在20世纪的苏联和中国。

文学在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独立发生、发展的同时，又互相交流、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在人类的文学活动中，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基本上都具有超越时代、超越地域、超越民族、超越文化、超越阶级的现象。因此，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文学，是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面对这样的文学现象，首先应该建立和研究的，是普通文艺学，或者称为一般文艺学，应该是人类社会中所具有共同性的一切文学现象的总结和概括。这些概括应该能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民族、所有国家和地域、所有文化的文学，能够解释这些不同文学的具体现象。这是第一个层次的文学理论。

然而，苏联和我国当代的文学理论体系，既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同时也以普通文艺学自居。这样的自居作用，对于我国文学理论界来说，似乎是不需论证的公理，因此人们的思维模式也这样不自觉地被决定了。

任何理论都是有层次的，文学理论也不例外。就“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这一概念来说，首先第一个层次是普通文艺学，然后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或者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都是属于第二个层次的；那么，“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就是第三个层次了。不建立普通文艺学，没有普通文艺学的基础，所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就会代替普通文艺学，就会走向绝对化和极端化，走向反面。建国后三十余年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十年文革的教训，已经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

普通文艺学应该面对人类文学中超越时代、超越地域、超越民族、超越阶级、超越文化的文学现象。这些文学现象既然能够超越一切，肯定是有共同基本规律的，这有待我们提炼、概括和总结。普通文艺学主要回答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的文学的基本问题和普遍问题，而重点应该是解决文学的本质和文学的边界。文艺学的基本问题首先是回答“文学是什么”，也就是文学的本质问题。只有确定了文学的本质，才能确定文学的边界，并确定由本质所决定的文学的价值评价体系。也就是说，并不是任何文化现象都是文学，也不是任何作品都是好作品。凡事物都是有本质的，当然，事物也都是历史的、活动的，因此事物的本质不是僵死的、不变的东西，总是在不断的演变中。文学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文艺学是研究一切文学现象的规律的学科，是人类对文学现象的理性的认识，这种认识也同样不是僵死的、不变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认识，因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同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认识的能力、局限和模式，因此，人类的认识总是在不断超越时代的局限发展着，文学理论也总是在发展着。在文学理论中对于文学本质的理解和阐释，只标志着那个时代对于文学的认识。由此可见，人们对于文学本质的认识，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是相对固定的，而在文学理论学术史上，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则是变动的。我们现在建立普通文艺学，应该处在现阶段对于文学认识的最高水平上。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应该也必须承认人类文学的普遍规律。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应该建立在普通文艺学的基础上，是在普通文艺学基础上对文学现象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的阐释。普通文艺学应该是一切流派的、方法的、角度的文艺学的基础，其他的文学理论，例如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等流派的文学理论，都应该是建立在普通文艺学的基础上进行的二度阐释。

如果承认有普通文艺学，那么我们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就必须先从研究和建设普通文艺学的基本原理和理论做起。如果不承认有普通文艺学，不承认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外也存在有正确的文学理论，那么就要论证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的人们是否对文学现象有相近的、共通的认识。这里面临着这样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要么承认有普通文艺学存在的意义和可能，承认人类的对文学有超越时代、超越地域、超越民族、超越阶级、超越文化的共通的认识；要么论证人们对文学的认识都局限在某种范围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宗教、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政治信仰、甚至不同理论派别的人们，对文学的认识都是截然不同的，在文学的问题上是不能相互沟通的。

其实上面的问题出自一个更深层的思维背景，就是来自于苏联的“大哲学”观念，认为哲学是对整个世界(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体系，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马克思主义是最科学、最革命的哲学。因此，哲学成为了一切科学的基础，所有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理论，都必须建立在哲学的基础上；具体地说，也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这个“大哲学”观念，统领我国思想领域几十年了，至今还没有丝毫的松动，成为人们思维模式中的一项公理，天经地义，不需要论证，也没有人提出过应该对这个原则进行论证。把文学理论建立在哲学基础上，是我国文学理论界几十年来一贯的原则和方法。但是，这样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是否是科学的，其合理性与合法性究竟何在，从没有经过任何论证。因此，这样产生出的理论，其正确性就值得怀疑。如果一门学科的理论建立在另一门学科的基础上，那么这门学科就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只能是附庸或招牌。我国建国以后三十余年来的文学历史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理论究竟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是来自实践中总结出的规律，还是来自哲学概念的演绎?简单地说，所谓理论，其要素无非就是两个，一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对客观事物规律的概括和总结，二是概念、范畴和原理的体系。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必须经过实践检验。^⑤

以“理论”的标准来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可以看到这一理论具有完整的理论形态，是一个概念、范畴和原理的体系。在所有的概念、范畴、原理之间，有着多重的、密切的联系和明确的逻辑关系，能够对人类社会中所有的文学现象进行全面的、完整的、系统的解释；所有的结论，都是从理论基础和原理出发推断、演绎得出来的，既具有理论的自足性，又有着强有力的逻辑说服力。但是，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不是直接产生于文学实践的，不是从文学实践中总结和概括出的文学活动的规律，而是产生于哲学理论，是以哲学理论为基础和逻辑起点的，其中包括由这一哲学理论决定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因此，尽管哲学理论是正确的，但这只能保证文学理论相对与哲学基础来说在形式逻辑上的正确性，但不能决定在实践中的正确性，因而也就是不能从根本上保证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建国后三十年来文学理论指导文学实践中的种种失误，就是检验的结果，也是最好的说明。

“文革”后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正是出于对以前的文学理论的不满。从新文学的历史来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早期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学理论家如瞿秋白、鲁迅、茅盾、冯雪峰、胡风、周扬等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结合起来，都对此做出了贡献；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建国以后，以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为主导，以苏联文学理论为材料，形成了一套严谨的、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作家协会、文联等有关机构以此为理论武器指导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等一切文学实践活动。但是，必须着重指出，建国后所形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其中的“中国特色”并不是中国文学的特色，而是中国政治的特色。正是这样的特色，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灾难，导致了拥有十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在漫长的十年里只有八个样板戏。正因为如此，在新时期反思的同时提出了这样的任务，提出了“重建”。

因此，在建设新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之前，必须反思旧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种种失误和问题症结所在，必须看清楚以前的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也就是说，要整理、分析以前理论建设时所用的原则、方法、思路、模式等等，免得重蹈覆辙。

我认为，为了避免重走老路，几个旧的理论原则必须抛弃。首先，是忽视普通文艺学的建设，或者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来代替普通文艺学；其次，忽视理论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是人们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把文学理论建立在哲学的基础上。这两个问题前面都已经论述过了，现在重点论述第三个旧的理论原则，就是从马恩的论述中寻找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从方法论来讲，建立一个理论体系，逻辑起点是至关重要的。没有逻辑起点，理论的建立就没有内在动力，概念、范畴间的联系也就不能展开。因此，在建立理论时，首要的事情是寻找逻辑起点。董学文说得极是：“体系都是一个网络结构，要想找到准确的入口和出口，就要寻找和研究对象最基本、最微小、最简单亦蕴含最丰富、最终能展开事物本质矛盾运动的最原始的基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成功实践一直是人们钦慕的范例。”^⑥然而，大家都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恰恰是以经济生产的实践为对象，从分析商品的自然属性入手的，而不是以别人理论中的概念或结论为逻辑起点的。这个最关键、最根本的原则，恰恰没有引起注意。

近年来有很多文章都在寻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归纳起来，主要有几个。一是意识形态理论，或反映论。曾庆元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这一判断，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来说就是一条颠覆不了的带普遍性的规律。因为这一结论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存在与意识关系的理论前提是一致的，尽管认知反映与艺术反映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但它们都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不同意这一点或是反对这一点，认为文艺是‘意志’的外化，是生命盲目冲动的结果，是满足欲念的‘白日梦’，是‘一种高级的特殊的精神活动’等，都不能归属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列。”^⑦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来看，意识形态理论确实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但是文学反映论的问题，在当代中国文学几十年的实践中，导致了太多的失误。实际上，重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提出，就是针对以前几十年来所通行的文学反映论体系的错误才提出的，否则完全没必要重建。1985年钱中文提出的文学是审美的反映或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已经被文学理论界普遍接受并形成共识，但是文学理论界同时却还要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提出“重建”。这也说明了学界对加上审美的意识形态理论不满足。二是生产论。董学文说：“相比较而言，确定‘实践’(‘生产’)为逻辑起点似乎更贴近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学说的体系精神。因为‘实践’(专指人的最初的生产实践)是一个元范畴，它可以充当钱学森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艺学之间的桥梁、中介和纽带。马克思主义正是从生产实践出发来说明人与对象世界的审美关系的形成的：‘这种生产是人们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们作品和他的现实。’从‘实践’概念和范围出发，文艺学就自然地以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这一对概念组合、裂变和演化起，产生出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一系列文艺学的范畴群，就可能组织起一个有机的、动态的、有无限延伸能力的理论系统。这样，‘艺术生产’也就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最具有牵引力和凝聚力的中心概念，体系展开轨迹的包容性和动态性也就不难设想。如果操作得好，那么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艺术生产理论’就可能变成彻底更新现有文艺学体系模式的精神原子弹。” ^⑧但生产论只是一个基础或出发点，难以涵盖各种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如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具体的细微的特性及规律。曾庆元对“文学生产论”评论说：“它是从经济学中借用的类方法。这种方法不属于艺术自身，因而必然与文艺活动的规律有不能契合的地方。生产过程是模式化的集体行为，文艺创作则是无定式的个人活动。用‘生产’的眼光来看待文艺创作，必然要把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分解成部件式的艺术要素，并会顺理成章地把艺术创作变为一种工艺流程，变为‘文化工业’，这样一来作为文艺生命的独创性就可能遭到扼制。”^⑨三是马克思主义人学。但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是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根据的，是年轻马克思的作品，还不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所谓的人学过于抽象，对文学来说只能是一种精神和价值，与文学创作、文学鉴赏等规律以及具体细微的文学现象少有直接的关系。

几个被寻找到的逻辑起点，一个是旧话重提再作冯妇，其余的还只是设想，并没有找到与文学活动的主要内容和各个环节相关的概念群和范畴系列，仅仅想出一个逻辑起点是难以构成理论的。找逻辑起点固然非常重要，但是重要中之重要，就是以什么为逻辑起点。从上面可以看出，所找到的逻辑起点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某个结论来定义为文学的本质。所谓寻找逻辑起点，就是事先确定一个文学的本质。

继续走老路肯定是行不通的，必须另辟蹊径。值得重视的一个不平衡的现象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多在试图构筑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而对什么是“中国特色”却少有研究。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其特色首先应该是文学的，是中国文学区别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其他文化的文学的特殊性。首要的、重要的是文学本身的特色，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特色则次之。对于这些特殊性的认识，就是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多是作家创作和欣赏的体会和感受，是从文学实践经验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是经过一两千年的实践检验的。但是，自上个世纪初西学东渐后，古代文论基本上已经被废弃，其概念、范畴绝大多数已经死亡，不能在现实的文学理论和批评中使用。很多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和丰富的资源，应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得到重视。宝贵与丰富是毫无异议的，但如何能在建设新的理论中发挥作用?钱中文1996年提出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１０]是有真知灼见的。近十年来，有一些学者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但是如何进行“现代转换”，尚在探索之中，还没有被广泛应用的实例。

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面对的首先应该是中国的文学。中国古代的一首仅有几十个字的小诗，就能达到艺术的顶峰，成为千古绝唱，后人难以企及，并且世代流传，而且还将继续流传下去。这些中国古代诗歌中的精品，在一两千年的时间长河里，时时刻刻被人们吟诵着、欣赏着。无论社会怎样变换，朝代怎样更迭，这些诗歌永远是艺术中的精品，一代一代，对这些诗歌艺术水平的认同是不变的。然而到了现在，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面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特色，基本上处于“无语”的状态，无法解释，也无从解释起。从理论体系内部的概念、范畴中，找不到相关的内容；就理论所产生的价值系统来讲，很难进行评价。如果用“本质”、“题材”、“形象”、“典型”、“歌颂与暴露”等标准来衡量，就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中国古代诗歌的价值和意义，包括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于是就出现了如此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承认这些作品是中国文学中的精华，一方面却无法解释这些作品为什么好，好在什么地方。不过，建国以后的文学史编纂，一定程度体现了当代文学理论对古代诗歌价值的重新评价，主要在优秀作品或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的选用和分析方面。五十年代中期，钱钅重书接受任务选注宋诗。书传到海外后，胡适看了觉得诗选得不好，说：“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看的。”^[１１]二十几年后的1981年，钱钅重书接受香港潘耀明(彦火)的采访时说：“这部选本不很好，由于种种缘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只有些评论和注解还算有价值。”^[１２]所谓“种种缘因”，是在那时的气候下还不便多说的。到了1988年为香港版《宋诗选注》写前言时说的“那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１３]看来尽管当时的理论并不是钱钟书认同的，但他迫于压力也不得不以这样的理论为依据。

可见，当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很难说是有中国特色的。真正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而有新文学以来，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还从来没有建立过。建国以后成体系的文学理论，具有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当代政治的特色，并不是文学的特色。这正是其失败所在。

另辟蹊径，就是从中国文学的特色研究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就是对中国文学特色的认识。现在要建立的文学理论，就是今天对中国文学的认识，这里既包括古代先贤的理论，更重要的是人类认识能力发展到了今天的认识，古代的理论也要融化在今天的认识中。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丰富资源，转换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借鉴和创造。借鉴，是要借鉴古代文学理论成功的经验。我们在做建设的时候，要先做准备工作，这就是方法论的研究和论证。既然公认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是好的，那么就应该研究这样好的理论究竟是怎样产生的，找出这些理论产生的原则、方法、思路，根据古人成功的经验来创造新的理论。我认为，这里最根本的原则就是一条：从实践中来。当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还不是现代形态的理论，仅仅局限于古人的经验还远远不够，还要借鉴科学主义的方法。但是，实践的原则是第一位的。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论或概念中选定一个文学的本质并作为逻辑起点进行推论演绎，最终取代普通文艺学；而是要从实践出发，面对丰富的文学现象，先从中国文学的特色研究起，并且进一步研究人类文学现象的普遍规律，然后再用马克思主义进行阐释。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存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１４]令人钦慕的《资本论》的成功经验，正是以经济生活中最普遍的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只有从实践中来的理论，才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正确的理论。

①钱学森：《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艺美学方法论的几个问题》，《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

②董学文：《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③刘梦溪：《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几点意见》，《文学评论》，1980年第1期。

④方兢：《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

⑤参见杨焕章：《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

⑥董学文：《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⑦曾庆元《浅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文艺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⑧董学文：《关于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甘肃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⑨曾庆元《浅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文艺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１０]钱中文提出“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见钱中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论》，钱中文、杜书瀛、畅广元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１１]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20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

[１２]彦火：《钱钅重书访问记》，香港《明报》1981年6月24日。

[１３]钱钅重书：《模糊的铜镜》，《人民日报》1988年3月24日。

[１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42—74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方兢(1950—)，男，北京市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