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一号”沉船宝藏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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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18日中午，离广东省阳江东平镇18海里的一块南海海域集中了两艘可能是中国迄今价值最高的船——一艘在海上，造价近7亿元的超大起重船“华天龙”；一艘在海底，无法用金钱来简单衡量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这次考古被海内外专家称为“史上最贵打捞”。
这天凌晨，海上巨无霸“华天龙”完成现场布锚，这标志着打捞最关键一环——起吊出水已正式揭开序幕，预计周末将打捞出水。吴建成是“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工程的总指挥，即将见证“南海一号”沉睡八百年后的重生。离“南海一号”打捞现场相去10海里，就能看到“华天龙”高高的吊塔塔尖，这证明了中国的海洋实力已经不能让人再漠视了。二十年前，中国还没有实力打捞这样一艘文物宝船，“南海一号”差点落入英国人手里。
廿年一觉出水梦
20世纪80年代初，这是一个海底寻宝的疯狂时代。英国海洋探测公司3名队员在荷兰海事博物馆的一份旧报上发现：一艘名为“YHRHYNSBURG”的东印度公司轮船载着6箱白银、385.5吨细锭在中国阳江的南海海域发生海难，最后沉入海底，但报纸并没有说明沉船的准确位置。英国海洋探测公司立即向中国文物局提出打捞沉船的申请。中国方面决定和英国公司合作打捞，指定广州救捞局参与。英国研究专家精确地估算出了沉船位置，但仍没有直接找到这艘属于东印度公司的沉船。这次打捞工程辅助船“南天顺”的船长陈保进，20年前就在英国人租的“救捞207”号船上当二副。他清晰地记得，1987年7、8月份的一天，声呐仪器颜色突然变深，“肯定水下有东西!”英国人首先派潜水员潜到水下，但由于淤泥太厚，潜水员并没有获得任何发现。为了节约成本，英国人把1吨多重的抓斗放到海里去抓，结果“一爪子”下去抓上来百余件精品文物，里面有瓷器、铜器、锡器、镀金器、铁器等等，可惜瓷器都成了碎片。正当英国人准备在这个后来被人称为“海上敦煌”的沉船遗址上大干一场的时候，有人站出来阻止了莫高窟当年的悲剧重演。“他们开始提出打捞装有白银的船只，后来抓斗抓出了瓷器、中国古钱等文物，我们就意识到不对劲，就拒绝为他们打捞，后来上报给国家，和英方解除了合同。”陈保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中方的领导、南海救捞局的副局长尹于红态度强硬地拒绝了英方：“不行，这是中国的沉船，得由中国来解决。”
随即，国家文物局根据捞上来的文物鉴定出：这是一艘宋元沉船。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闻讯后兴奋不已，为之取名“南海一号”。1989年，中日决定联合打捞“南海一号”。但是由于水下勘探技术限制，没有找到沉船的主体位置，尽管1987年已标记了沉船位置。合作仅持续了五天，日方发现打捞耗资巨大，获利难以确定，不肯继续合作打捞。当时我国水下考古正处在起步阶段，根本无力独立打捞。只得先培养水下考古人才，先后派出几批水下考古队员出国培训，并积极组织近海考古训练和演习，我国水下考古水平终于得到了提升。
2001年，国家水下考古中心再次组织对“南海一号”进行全方位寻找。考古队员几次下水探测都无功而返。但皇天不负苦心人，在勘测日程的最后一天，考古队员终于发现了这个“庞然大物”——它躲在2米多深的淤泥里头。
考古队员确认了“南海一号”的方位后，这个“庞然大物”就变得温顺起来。从2001年至今，考古队员深入到海面下20米深与“南海一号”进行了8次“亲密接触”，了解船体结构和文物勘探等。“现在可以基本确定，‘南海一号’长30.4米，宽10米，高4.5米，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宋代船只。”广东省水下考古中心主任魏峻告诉记者，“这艘船令我们特别惊奇，虽然沉没海底八百多年，但是船体保存相当完好，整艘沉船没有侧翻。船体的木质仍坚硬如新，敲起来铛铛作响。这样的情况世界范围内是第一次发现。”
2003年11月，在广东治病的“南海一号”的命名人俞伟超得知广东省将在阳江投资1.5亿元建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又一次夜不能寐，强撑病体，写下《商船战舰东西辉映》的千字文。文中俞伟超将中国人把“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并保存在水晶宫的创举，堪比英国人为16世纪战船“玛丽·露丝号”修建水下考古博物馆一事，称此两船为世界“水下考古极为明亮的两颗珍珠”。这位老人生前对“南海一号”和中国水下考古最后的寄语是：“这是国内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它意味着是一个开始。”
南海国殇
二十年来逐渐成长起来的中国第一代水下考古人，他们的讲述常会不自觉地转移到那段屈辱的历史。只有他们才深知，在南中国海被盗取的，不仅仅是中国的沉船，还有中国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尊严。英国人哈彻的名字就像当年的斯坦因和伯希和一样让中国考古人闻之色变。他把在中国南海的寻宝故事演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个刺激了中国考古学界两代人的故事是，1986年4月，阿姆斯特丹，哈彻委托嘉士德拍卖他打捞上来的中国文物。一次拍卖会上就出现23.9万件之多的中国文物，这样的盛况，在欧洲收藏史上前所未有。中国驻荷兰使馆急电国内，请示此事。《国际海洋公约》和《世界各国海洋法》两部法律没有任何一条能制止此事。无奈，国家文物局只好派出两位陶瓷专家耿宝昌和冯先铭携带3万美元赴拍卖会，想把文物买回来。这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是笔巨款。可是，在整整3天的拍卖中，中国人连一次举牌的机会都没有得到——每一件瓷器的起拍价格，都在估价的10倍以上，3万美元形同废纸，二十多万件珍贵的中国文物，眼睁睁花落旁家……哈彻由此赚了两千多万美元。
1999年4月，他又在中国香港附近的海域找到了1822年1月在中沙群岛触礁沉没的中国清代商船——“泰星号”。“泰星号”遇难时，船上载有两千多名乘客和船员，乘客中有商人、学生，还有大批外出谋生的中国劳工，那次海难仅仅有198人获救，死难者比后来的“泰坦尼克”号还要多200人，“泰星号”也因此被称为“东方的泰坦尼克”。作为压舱石，船上同时装载着上百万件在欧洲十分畅销的中国德化窑瓷器。让中国考古人悲愤的是，为了在收藏市场上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哈彻竟将其中的60万件打碎，把剩下的35.6万件运往德国拍卖。即便如此，这么大数量的瓷器单凭欧洲文物市场还无法全部消化，于是拍卖行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买家。据说，这场持续了九天的拍卖会最终的总成交额高达三千多万美元。
一次又一次，游弋在我国南海的“哈彻们”捞得沉船上的中国宝物，然后扬长而去，船辙在中国的南海拉开一道又一道口子，残阳染红了伤口，又迅速被海水平复，没有人，也没有办法去阻止他们。南海国宝遭遇到的历次浩劫深深刺痛着考古队员的神经。“南海一号”被发现的那一年，中国成立了“国家水下考古协调小组”，同年11月，中国
历史博物馆成立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水下考古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1990年正式诞生了第一支“水下考古队”。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者先后对福建连江定海沉船遗址、广东吴川沙角沉船遗址、山东胶南琅琊台沉船遗址和海南文昌宝陵港沉船遗址进行了调查，及时抢救并发掘了福建平潭“碗礁一号”。
2002年，水下考古队得到了国家财政部4000万元的资金支持，考古队队长张威终于能组织对“南海一号”的大规模考察和局部打捞了。3月，当张威和其他队员凿开一个窗口进入船内时，他们惊呆了：在一个面积仅几平方米的小舱内，就捞起了四千多件精美绝伦的文物，绝大多数瓷器完好无损、灿然如新!当他们将几千件宝贝小心翼翼地带到水面上时，“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又想大笑，又想哭一场!”
宝藏与历史
这艘沉船的谜底还无法彻底解开，我们只知道那一天大概是在八百多年前的宋高宗时期，“南海一号”的前身在那里静静等待，等待拯救，或者等待死亡。历史学家赋予这种等待的结局以饶有意味的象征意义：封建社会中后期以来，历史开始由陆权时代进入了海权时代。有一条规律为后来的史学界所普遍认同，那就是强于世界者必盛于海洋，衰于世界者必败于海洋。尽管之后中国同样有元朝的世界第一大港泉州，有郑三宝带有世界巡游色彩的辉煌，但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惟一将海上贸易提到前所未有地位的一个朝代。也是在南宋，海上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第一次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的统治地位。因为中原失落，战事频仍，国库难继，宋高宗针对贸易表现出新的态度：“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贯铜钱计，岂不胜取之于民?”他组建舰队，改建港口，还在海岸线上每隔30里就建立昂贵的灯塔导航系统，中国进入海外贸易的黄金时代。
历史学家认为，“南海一号”出海时，必须经由当地市舶司开具公凭(出海许可证)并进行“抽解”(收缴部分货物充税款)。南宋偏安杭州，对海上贸易的依赖与日俱增。高宗初年，市舶收入就占政府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强。从科技上看，在南宋时期海上航行已逐步依靠日益精密的指南针指向，比北宋时期更为进步。从“南海一号”已经被打捞起来的文物，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在世界海上贸易中的地位：一些“喇叭口”大瓷碗，其式样在国内从未发现过，却与阿拉伯人常用的“手抓饭”饭碗很类似。还有一些陶瓷首饰盒上出现中国文化少有的图案，显然是其专门为国外客户制作的。考古学家据此估计，该船上的很多商品都是当时国内厂家根据国外市场要求特别制作的。
目前“南海一号”沉船点发现铜钱已达上万枚。其中，年代最老的是汉代的五铢钱，这次发现的最新的为建炎元宝(南宋初年)。这么多的货币可以表明当时中国的国力之盛，中国货币可以成为“海上丝路”的硬通货。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曾将英国的崛起归结为三点原因：一是重商；二是将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三是国会通过了《航海法令》。然而历史最终为中国这场“等待”做出了抉择：尽管无数艘“南海一号”的货易之利，为南宋朝廷续命不短，但随着南宋朝廷1279年在崖山海战的覆亡，可能改变中国未来历史的海上雄国之梦终究伴随南宋王朝的没落，湮没在了南海的波澜中。以后的中国频出“不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的海禁政策，乃至焚毁出海船舶，阻断海外交通。甚至连脍炙人口的“郑和宝船”，船队上的任何部件、图纸却都找不到。中国的海洋文明的黄金时代从此如同沉船，需要在千年以后的今天，重新起航。
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