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学巍然尊泰斗

一、点滴的回忆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张正明先生已经离开我们11年了。

每次从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大楼宽敞的楼道走过时，总会疑心张先生会迎面走来。一时多少往事，奔来眼底。

1994年考入张先生门下做研究生，说起来有些偶然。余生也晚，孤陋寡闻。我在荆州师专念历史系时，张先生因为参加楚文化研究年会，受到魏昌教授的邀约，在我们历史系做过一次学术报告。张先生口才与风度俱佳，旁征博引，风趣严谨，数说典籍，信手拈来，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从荆州师专毕业后，分配到一所乡镇中学任教。自己也有些不甘心，就立志报考研究生。但我当时没有张先生的联系方式，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写了两封内容完全一样的信件，一封信寄给《湖北日报》总编室请他们转交张先生；一封信寄到湖北广播电台转交张先生。巧的是这两封信最后都转到了张先生手里，很快，张先生给我回了信，信中有许多热情洋溢的鼓励。我偏处乡村一隅，信息不灵，容易沉沦；与张先生素昧平生，贸然相扰，内心忐忑，竟然接到了张先生的回信，就感到特别温暖，也就有了力学的信心。

张先生对学生的学术发展十分关心。我的第一篇论文习作是《楚晋战术之比较》，先生帮我修改了七遍，那时候还没有电脑，七遍都是手抄，但的确感到收获很大。每一次都深受启迪，自己感觉到提高得很快。先生在标题、遣词、造句、结构、论证的可信度上尤其下功夫，每一稿上面都是满纸圈点划线涂抹，红黑墨迹交错，反复推敲，费尽心力。应该说，这样的师徒传授式的“教学”，让我受益匪浅，要远远超出普通课堂上的讲授。这篇文章后来经先生推荐，在《江汉论坛》上刊发出来。

先生治学严谨，行文优美，学术论文写得像诗，真正是“诗”、“思”、“史”的完美交融。他的论著中有许多名句，被人反復引用，如讲说中国南北文化的格局是“龙凤呈祥”，“南凤北龙”，“中原文化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楚文化与希腊文化“宛如太极的两仪”等等。受到他的影响，我以后写论文也追求文字优美，但是因为控制不好，有时候放得太开，他曾经委婉地告诉我：小刘啊，你那篇发在某某刊物上的文章说过头了啊，以后要少写一点写精一点。大概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有一个过程吧，我那时候喜欢跟师兄们攀比，把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当成打仗攻山头，写了不少小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稿费多多少少可以补贴一下微薄的助学金，自己还有些得意。刘玉堂老师每次见到我，总是开玩笑，说又可以买几斤排骨了吧？对我发小文章的事，张先生总是说练练笔是好的，但要少写一点。

先生有时闲聊时，无意中会说起他当年清华毕业后在民委工作时，住单身宿舍，每周都要拿着单位的介绍信到北京图书馆借书，每次借的书都是满满一个翻斗车，就是一排排从左到右地拿，那种“横扫千军”的气势，先生讲起来总是特别高兴。我只恨自己当年没有下苦功夫，所以到现在学力还是差强人意。

先生总是说，要想营养全面，就不能偏食。他自己年轻时看书，经史子集，天文地理，什么都看。他闲聊时，讲他在北大荒当右派的20年，半夜三更干完活回宿舍时，在空旷的野外经常会迷路，好在他会看星座辨方向，这一招让他在右派大队里较有“地位”。先生讲起这些苦难的经历来，总是微笑着。他把苦难真的看得很淡。后来我写《聂绀弩传》，查找资料时，无意中发现张先生当年竟然与聂绀弩编在一个“大队”在一起“受难”。苦难的人生经历，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尤其如此。

先生年长我43岁，在内心里我一直把他当爷爷看。念研究生一年级时，上英语课。有一节课课间休息，我回9楼的寝室喝水，遇到张先生，他叫住我，让我到他办公室，他拿出一本英文书，说你正在上英语口语课，你把这一段念一念。我念了，他纠正了几处错误，然后说，你的口语还要下功夫。先生上的是教会小学、南洋中学、清华大学，英语是他的童子功，他的英文好到什么程度，我想也想不到。

1995年开“首届楚文化暨长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前出版了正式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我们几个研究生都参加了编辑和校对。会议开完了，有一次，张先生在课间休息时，突然说：小刘，你校的梁白泉先生的那篇稿子，没有一个错误，梁先生很满意，你以后可以当编辑没问题。这话像个预言，我以后竟真的做了编辑。

我写文章喜欢造气势，但有时不太稳。张先生有一次说：积累得多，自然就无往而不利。你知道中国最长的楹联是哪一幅吗？接着他将昆明大观楼的180字长联一字不漏地背诵下来。张先生说，文章讲气势很好，气势从哪里来，要多背诵，下周上课检查你会不会背这篇楹联吧。张先生对古代典籍下过硬功夫，他的文章写得好不是偶然的。以后我也对古典下功夫恶补过一回。

有一次，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学者中有才气型和实力型的两种，便拿给张先生看。张先生看后一笑，说：你看刘老师（指刘玉堂老师）是才气型还是实力型？他两者都有嘛，这两者能够分开吗？这篇文章简直在胡说。

张先生爱护学生，体现在微小的细节方面。研一那年过春节，我买了一挂香蕉和一袋苹果去看他，张先生坐在沙发上，讲了一通学问大道理，又讲了一些学术界的趣事之后，掰下一根香蕉，说：这个我吃了，你的心情我接受了，其余的你拿回去吧，你一年到头也难得买上一回给自己吃，以后到我这里来再不要花钱了。结果是我将水果提了回来。他生怕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宅心仁厚，往往从这些小事中见得真切。

先生惜时，打电话，说事情，讲完就停下来，绝不拖泥带水。有几次我去找他，请教完问题，出于礼节不好立即就走，先生总是摊开纸笔，说：我还要赶一篇稿子。我得令就走。先生在这些方面，从来不喜欢世俗的繁文缛节。

先生钟情于学术，没有私交上的敌人，胸怀坦荡。有一段时间，学术界风气浮躁，有些学生，甚至也有一些成名教授，经常会有抄袭事件被揭发出来，先生总是义愤填膺。有一次，说起某件学术抄袭事件，当事人是先生的朋友，先生说：要是我，我马上就道歉，改正，何必遮遮掩掩，反驳得没有一点道理，让人笑话。先生有几个学术观点上的“敌人”，在学术会议上他们针锋相对，会后私交却很亲密。有一次我问他某人在会议上怎么如此“嚣张”？他笑一笑说：我们是好朋友啊；我跟他就像庄子和惠施，争辩是争辩，还是好朋友嘛！

先生真是老庄再生。我第一次见到先生时，是在先生的办公室，那时候他66岁，一头青丝，服饰整洁，像个50岁出头的中年人，一点都不显老。我读他的研究生时，因为宿舍跟他的办公室同处一楼，时常看到他穿着一件红夹克，背着一个书包，从楼道上一闪而过，要是冬天的话他就围着真丝围巾，走路的速度飞快，风度翩翩。我们大家经常会忘记他的实际年龄。他喜欢喝茶（水深），喜欢抽烟（火热），从来不运动，如此“水深火热”，却很少上医院，身体一直很好，我们问过他养生的秘诀是什么，他笑一笑说：顺其自然，学术可以养生。我觉得，先生心态上像老庄，一切看得很淡，除了学术之外；学术上像屈原，精进不已，追求人与文交相辉映的真善美。

他真是深得楚文化的精髓了。

先生得知自己患上重症后，抓紧时间写完《秦与楚》书稿，从容安排学术身后事，然后平静地走上手术台，遽然不归。先生在《楚史》中曾经写到过“为社稷而视死如归”的楚武王，逝世于讨伐随国的征途中，“对英雄迟暮的武王來说，木之下比深宫之内是一个更好的瞑目之所。他的将领深悉他的心情，让他带着胜利踏上归程。如此壮烈，如此幸运，他可以死而无憾了”。对于先生而言，可称无憾；他把无尽的思念，留给我们。

歌德诗云：“我曾领略过一种高尚的情怀，我至今不能忘却。”

是的，我无法忘却！

我经常后悔当初跟从先生问学时没有下更多的功夫，先生亲授的《历史哲学》《中外文化史比较研究》等课程当时学起来懵懵懂懂，浪费了大好的时光，也对不起先生的殷殷期许。多少次我到江边行走，望着一脉苍黄的宏流奔向上海，想着那里是先生的出生地，也是归宿地，江流万里，带着我的思念。

长江的水，流吧，我的哀伤……

二、学术研究探微

张正明（1928年12月——2006年12月）先生，汉族，上海人，中共党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先后供职于国家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政法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民族室、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湖北省社会科学院，2002年始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院学术顾问、乌兰夫回忆录编辑室主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兼任中国民族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屈原学会副理事长、湖北省屈原研究会理事长、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常务副理事长等职。

黑格尔说过，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起飞。渡尽劫波风涛余生，张先生正式投入学术研究时，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他厚积薄发，从民族学研究领域出发，很快就在楚文化研究领域高峰突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进而拓展至长江文化研究领域，并进行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综合性的文化比较研究，成就斐然，堪称一代学术大师。

综观张先生的学术研究，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民族学研究。张先生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修文化人类学专业。“院系调整”前的清华大学，学科齐全，大师云集，社会学系的吴景超、吴泽霖、潘光旦、费孝通、李有义、胡庆钧、诺尔博等教授皆堪称一时之选，张先生同时选修了哲学系、中文系的不少课程，如冯友兰、金岳霖、王宪钧、戴世光、吕叔湘、朱德熙、马汉麟、雷海宗、孙毓棠等教授的专业教学，让张先生终生受益。清华毕业后，张先生被分配到政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政法司工作，1954年参加中南民族工作视察组，在壮、苗、瑶、侗、土家等民族的村寨中做过4个多月的调研工作。这年冬天，先生奉调到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次年兼任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办公室业务秘书。先生写作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题为《试论汉民族的形成》，刊发于《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这篇长文，采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研究的方法，探讨了汉民族形成的若干历史问题，包括“关于秦代至明代前期的汉人共同体”、“关于明代后期是否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末期”、“汉人共同体从部族到民族的转变”和“汉民族形成过程的几个主要特点”等四个部分。文章认为，汉民族是从明代后期开始形成的，明代后期进入封建社会末期，同时汉民族成熟的条件开始具备，“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等民族特征随着民族市场的统一形成而日益显现。汉民族形成的主要特点可以归纳为三点：其一，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先于民族的形成；其二，民族形成过程异常缓慢，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始终没有在经济上成为完整的民族；其三，汉民族形成过程是从资产阶级民族，变成属于资产阶级民族类型而不是通常的资产阶级民族，最后才变成为社会主义民族。这一年先生只有27岁，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用西方近代的眼光去看东方古代的民族，未免凿枘难合”。1956年夏天，张先生到四川省甘孜县麻书乡如西村考察，返京后写出了《甘孜藏区社会形态的初步考察》，还与杨辛合作写出了《甘孜县麻书乡如西村调查》的研究报告。1957年夏天，张先生受中央统战部领导的委托，写作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民族关系简史，以供参考。张先生在写作过程中，被契丹历史的迷离面貌和卓异风采所吸引，决定开展契丹史专题研究。此时，张先生因为曾经帮助过费孝通先生起草的一篇文稿被定性为“右派反动纲领”而被“揪出”，隔离审查，反复批判。张先生利用审查间隙，写出了《契丹史略》书稿。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中华书局在1963年拿到手稿后，虽然迅速走完审稿程序，却迟迟不能出版，直到1979年才获准正式付梓。“右派”问题得到纠正后，1981年张先生还写作发表了《内蒙古草原所有制问题面面观》（《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和《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张乃华合作，《民族研究》1981年第6期）。此后民族研究暂时告一段落，因为张先生已经有了新的研究计划，他即将全力投身于楚学研究。

第二个方面是楚学研究。新时期以来，楚文化考古工作相继取得了一大批丰富成果，尤其是1978至1979年，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和湖北随州曾侯乙墓的考古发掘简报发表，张先生读后，深深地为这些出土文物所震撼，乃至痴迷。张先生敏锐地意识到，南方的楚国历史文化研究将会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先生在学术研究上，一直喜爱首创性强、挑战性强的研究课题，南方楚文化这个研究对象与自己的学术兴趣和个性深相契合，他毅然决定从事楚文化研究工作。张先生于1980年获评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职称后，南下武汉，来到东湖边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开始了他心仪的楚文化研究工作。正如翁独健教授对先生所说的：“你现在研究的楚国历史文化，也还在民族史研究领域之内。”事实上，民族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先生在楚文化研究中并没有舍弃。先生由研究对象的特别性，决定研究方法的特别性，那就是杂学多师，杂用多科。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逻辑学、哲学、文学、艺术学等等，先生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张先生相继撰写、发表了《楚都辨》、《楚君姓氏辨》（与张胜琳合作）、《〈“鬻熊为文王之师解”〉辨误》、《凤斗龙虎图像考释》（与滕壬生、张胜琳合作）、《荆楚族源通议》、《春秋楚国庶民浅析》、《楚国社会性质管窥》、《楚俗杂考》、《大冶铜绿山古铜矿的国属》（与刘玉堂合作）、《从楚人尚钟看钟氏的由来》（与刘玉堂合作）、《论楚文化的渊源》、《料器与先秦的楚滇关系和中印交通》、《楚墓与楚文化》、《楚文化的发现和研究》、《楚艺术探源》等等一批楚文化研究专题论文。这批论文，考证翔实，每下一议，泰山不移。基本上将楚文化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厘清，支撑起楚文化研究的高堂邃宇，楚文化作为专门史的重要一支的轮廓日益凸现。先生在楚文化研究领域，筚路蓝缕，开疆拓土，用专题论文这种灵活的写作形式，构筑起楚文化研究的总体范式与发展空间。因此，学界称先生为楚文化研究的奠基者绝非过誉。此期张先生的重要论文还有《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兼论楚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屈原赋的民族学考察》（《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等等。而更为普通读者和学术界同仁交口称赞的则是1987年先生出版的中国古代地域文化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该书充分利用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将楚文化置于周代中华文化区域作了多视角、全方位的历史考察，总结和概括了楚文化研究的既有成果，并首次对楚文化的源流、性质、内涵、特征、地位及其影响等等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证。《楚文化史》是先生的得意之作，“得意”不仅是指先生以此著为楚学的奠基之作，更是因为在写作该书时，先生心情舒畅，文思泉涌，有庄子笔下庖丁解牛般豁然开朗的快感。先生说过：“写《楚文化史》，环境和心境与写《契丹史略》迥异，思路和笔路都放得开了。我所追求的境界——熔哲理和诗意于史实之中，其端倪初见于《楚文化史》。”“熔哲理和诗意于史实之中”，正是先生的写作追求，这一点深为学者和同行们折服。《楚文化史》首次将楚文化的发展分为五期：滥觞期、茁长期、鼎盛期、滞缓期和转化期；首次将楚文化的成就概括为“六大支柱”：青铜冶铸、丝织刺绣、髹漆工艺、老庄哲学、屈赋庄文、美术乐舞。《楚文化史》既是对此前关乎楚文化研究的学术总结，同时也是“开风气”之作，是楚文化研究的“元典”性著作。后来的楚文化研究基本上沿袭了先生开创的研究范式，“五个时期”、“六大支柱”之说，已成学界共识。《楚文化史》于1989年荣获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88年先生主编的《楚文化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按照逻辑顺序，在“楚文化的历史考察”一章之后，采用专题形式，研究了楚文化的各个门类，包括农业、铜器和铁器、漆器、丝织和刺绣、城市和建筑、交通、商业和货币、田制赋制税制役制、官制法制礼制、武备、文字、天文学、历学、哲学、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风俗和信仰等等，首次以“志”的形式，对楚文化作了全面介绍和系统总结。1996年，张先生主编的《楚学文库》18种（包括先生自己撰写的《楚史》）历时8载全部出版，《楚学文库》深入、具体、全面、综合地展示了波澜壮阔、惊采绝艳的楚国历史文化画卷，是楚学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楚学的研究对象自成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从神话传说到信史，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从天文、历法到地理，从物质形态的、精神形态的到制度和风俗，从民族、语言到文字，从玉帛到干戈，从科学到巫术，从老庄的“玄览”到屈宋的“流观”，从事象到模式，凡是上古文化涉及的一切，无所不包。《楚学文库》对此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1997年4月，在北京举行了“《楚学文库》与楚学研究讨论会”，到会的著名学者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庞朴、刘梦溪、俞伟超、邹衡、瞿林东等人，对《楚学文库》编辑出版的重要意义和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楚学文库》出版后，于1996年获得第十届中国图书奖，继而于1997年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收入文库中的先生的专著《楚史》也于2001年获得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楚学文库》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楚学”至此巍然耸立，蔚为大观。

第三个方面是长江文化研究。与楚学研究同步，张先生在1991年就与南京博物院院长梁白泉先生等学者倡议，在武汉召开了由长江流域九省市学者参加的长江文化研究规划协商会议，正式启动“长江文化”研究工作。1995年张先生在武汉主持召开了“长江文化暨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把多学科、多层面、全方位研究长江文化提上了议事日程，主编了《长江文化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张先生先后参与了李学勤、徐吉军主编的《长江文化史》的撰写，指导了长江航运集团《长江文化丛书》的编纂，主编了《长江流域古代美术图集（史前至东汉）》，担任了《长江文化研究文库》（七大系列，五十余种，二千多万言）的副总主编，并亲自撰写了其中的《古代长江流域民族格局变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该著视野宏阔，考证精详，对古代长江流域民族格局的变迁过程进行了细致、准确、清晰的考证和令人信服的论述。

第四个方面是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张先生在开展楚学研究的过程中，随时注意将楚文化与其它文明进行比较。如《地中海与“海中地”——就早期文明中心答客问》（《江汉论坛》1988年第3期）认为世界早期文明中心有东西两个，西方的文明中心在“地中海”，东方的文明中心在“海中地”。“海中地”是先生首创的概念，是对中国古代地理观的提炼。古代中国人认为天下在四海的中间，九州在天下的中部，“海中地”即是中华神州大地。东西文明中心，宛如太极的两仪，相同之处有四点：它们大致都在同一纬度上，都有优越的自然环境，都有文化的摇篮，都有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容易领先进入文明社会；它们都有优越的社会环境，都有发达程度参差不齐的若干族类竞长争雄，不乏刺激，富有活力，容易推陈出新；它们都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舞台，总有精彩纷呈的百戏杂剧在演出，襟怀恢廓，目光远大；它们都荟萃着古代文明的精华，都对世界历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相异之处有五点：地中海中间虚、边上实，“海中地”中间实、边上虚，这是地理的格局，因此，地中海区有用不完的冲刺力和弹跳力，易散难聚，“海中地”区却又有吸力又有张力，经常抱成一团；地中海文明区的重心变易无常，“海中地”文明区的重心却是稳定不移的；地中海区没有一个族类主体，“海中地”区则从西周起就以华夏为族类主体，而且华夏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地中海区的文化大开大阖，易于革故鼎新，而“海中地”区的文化演进通常表现为渐进的量变与质变的统一，易于踵事增华；地中海区由于缺乏统一和持久的学术体系和道德体系，因而需要宗教，“海中地”区由于有道家学术和儒家道德，因此并不需要全国性的宗教。这篇论文从宏观角度论证了东西方文化的同与异，出发点是为了救正80年代学术界“拿中国传统文化的短处同西方现代文化的长处做比较”的偏识，体现出鲜明而积极的学术“用世”情怀。《古希腊文化与楚文化比较研究论纲》（《江汉论坛》1990年第4期）比较了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到公元前三世纪上半叶时期的希腊文化与楚文化的异同，这个时期正好是雅斯贝尔斯所称的“人类的轴心时代”。先生通过比较两种文化产生的自然条件、文化环境、民族传统、历史机缘、产业结构和经济体制、国家结构和政治体制，勾画出两个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而比较了技术和科学、艺术和美学、宗教和哲学等等文化成就的异同，最后得出结论：希腊文化之所长即楚文化之所短，希腊文化之所短即楚文化之所长，大致如此，罕有例外。就两仪的任何一仪来看，总有缺陷；就整个太极来看，才算完美。在先生看来，轴心时代的东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在西方，是希腊文化；在东方，是楚文化。它们齐光竞辉，宛如太极的两仪。如此巧合，耐人寻味”。《东西方思维方式之比较》（《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一卷，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高屋建瓴地比较了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先生指出：在科学与技术方面，西方看重理论，东方看重经验；在美学与艺术方面，西方讲求逼真，东方讲求传神；在哲学方面，西方倚仗论证，东方倚仗领悟；西方倾向于把神人格化，东方倾向于把人神格化；西方发展了各种竞技体育，东方发展了气功、内丹功、外丹功等等。张先生为硕士生、博士生开设的主课《历史哲学》、《文明类型比较研究》、《人类学理论史》等，致力于推进比较文化学研究。张先生身体力行，在《文明类型比较研究》课程中，探讨了“原生文明类型的共相”、“原生文明类型的殊相”、“疑是原生实是次生的文明”、“波斯”、“婆罗门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次生形态的文明——希腊（兼与中国比较）”、“马其顿与希腊化”、“罗马与汉朝”、“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的冲突与交流”、“美洲的土著文明”、“文艺复兴后的东方与西方”等相关问题，不仅对世界各种文明类型作了多维度的比较，而且将重点放在中国文明与世界各类型文明，特别是与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之上。比较文化学研究的成果是张先生的遗著《秦与楚》（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先生在此著书稿上划上句号后，走上手术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秦与楚》凝聚着先生半辈子的心血、忧思和学识，该著结合文献资料、考古材料、民风民俗，将秦楚关系分为8个阶段，条分缕析，对秦楚历史文化发展过程做了如同两股交缠的线一般的全面系统、细致深入的比较研究，再现了民族源流、历史发展、民族性格、文化特征及其成就，深刻揭示出民族兴衰存亡的根本原因，高度概括了国家统一与文化进步的辩证关系，体大思精，发人深省。

在20世纪世界学术史背景下，结合张先生的学术研究道路，我认为一代学术大师的形成，必须具备以下四個方面的条件：

一是杰出的、代表性的、划时代的作品。张先生的《契丹史略》、《楚文化史》、《楚史》、《楚文化志》、《秦与楚》、《楚学文库》、《长江流域民族格局的变迁》等著作，《先秦的民族结构、民族关系和民族思想——兼论楚人在其中的地位和作用》、《屈原赋的民族学考察》、《古希腊文化与楚文化比较研究论纲》、《地中海与“海中地”——就早期文明中心答客问》等论文，就是最好的理论成果，分别代表了在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内的最新的、最高的学术成果和水平，是后人研究绕不过去的“学术存在”，堪称“传世之作”。

二是卓然一家的历史观和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张先生主张殊相本位的历史观，注重在共相基础上的殊相观照，特别强调论著的创新性。他喜欢说：“若无新意，断不为文。”而殊相的生成，往往是在文化融合的基础上的创造。张先生绝无门户之见，秉持开放的文化创造观，更非文化原教旨主义者。其历史观的形成，来源于或者说吸收的最多的是康德的实践理性、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历史哲学、汤因比的文化类型学说，结合中国民族史、文化史研究传统，继承《左传》《史记》等“良史”研究方法，而加以转化性的融合创造。正如歌德所说：“艺术的真正生命正在于对个别特殊事物的掌握和描述。”注重殊相观照，是张先生独特的历史观。以殊相为本位，始于殊相，终于殊相，从殊相中见出共相。张先生认为这个过程生意盎然，新鲜活泼，趣味无穷，不惜为此“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在历史研究方法方面，张先生明确提出读书、考古、采风三重结合的研究方法，即结合文献资料、考古材料和民间风俗风情进行研究。张先生在《我与楚文化研究》一文的题记中深情地说：“我对考古学界那些为楚文化研究献出了青春岁月的志士仁人怀着由衷的敬意，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我是沿着他们披荆斩棘拓开的道路前行的。”我们知道，每一位学术大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学术观念和学术研究方法，如严复的“天演论”，梁启超的“新民说”，王国维的“二重论据法”，胡适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宗白华的“境界说”，钱钟书的“通感说”，李泽厚的“历史主体论”，等等。殊相本位与读书、考古、采风三重结合的历史研究法，就是张先生对中国历史学、比较文化学、民族学研究的独特贡献。

三是鲜明的学术符号。张先生尽管著述丰硕，视野开阔，但他鲜明的学术符号仍然是楚学。在这一领域，他既是筚路蓝缕的开拓者，又是卓然独立的学术大师。在其著作中，我们看到，那些散乱的材料，经过他的编排之后，一切有如先验的存在。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说过：“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客体，而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物，是一种关系。在此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一种正当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真实。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历史叫做‘效果历史’。”将楚学视为张先生的鲜明学术符号，也正是这样一种“效果史”的解读。楚学博大精深，神话、传说、信史；天文、历法、地理；制度、风俗、民族、语言、文字；玉帛、干戈、科学、巫术、老庄、屈宋等等，内容丰富，包涵广远，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南方代表。张先生构建的楚学的高堂邃宇，无疑已经巍然屹立于20世纪中国学术天地之中，卓然一家，旗帜鲜明。

四是勤奋的努力和卓越的才情。张先生视学术为人生志业，视文化研究为他内心的“宗教”，保持一生，始终不渝。康德有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这个“道德律令”对张先生而言，就是文化研究。我在念研究生时，读书眼倦，往往会在深夜站在社科院办公大楼的露台上休息。子夜以后，万籁俱寂，一片黑漆的安宁，惟见张先生的书房灯火如炬，宛若照亮黑暗海洋的燈塔，曾经给我莫大的激励和鞭策。天资过人的老先生尚且如此勤奋，何况我辈后生小子乎？古人云：“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张先生学贯中西、打通文史哲的学科壁垒，在论著中十分注重采用美文的表达方式，比如为大家耳熟能详、众口相传的名句：“中原文化雄浑如触砥柱而下的黄河，楚文化清奇如穿三峡而出的长江”；“中国的古代文化是多元复合的，它的主体华夏文化是二元耦合的。所谓二元，就方位来说是北方与南方，就流域来说是黄河与长江，就代表性的始祖来说是黄帝与炎帝，就象征性的灵物来说是龙与凤，就学术的主流来说是儒家与道家，就风格的基调来说是雄浑、谨严与清奇、灵巧。早在先秦，就形成了这样的格局。春秋战国时代的华夏文化，北方以晋（韩、赵、魏）为表率，南方则由楚独领风骚。近数十年来，学术界论及中国古代文化，大抵重北轻南，重河轻江，重黄轻炎，重龙轻凤，重儒轻道，总之，不免失之偏颇”；西方的希腊文化与东方的楚文化“齐光竞辉，宛若太极的两仪”；“杰出的领袖人物不常有，他们是历史的花朵，开于所当开，谢于所不能不谢”等等，莫不是不凡才情的表现。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说过：“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直接战胜传统并使之屈从于己”，“这是检验经典性的最高标准”。验之于张先生的论著，此言无虚。

先生为文，理趣兼备，热情似火，寄意深远，用世情深，可谓屈赋新声。先生治学，厚积薄发，坚定不移，思辨考索，求真创新，堪称老庄再世。

张先生曾在《祭先师吴泽霖先生有感》中说：“从吴先生修业，起初可能觉得平淡，而所进愈深则所见愈奇，终至于令人发‘不知其几千里也’之叹”，“在顺境中，他不会趾高气扬；在逆境中，他不会神疲色沮”，“既经得起刀剑围身的威逼，也经得起纷华照眼的诱惑。平时做研究工作，既不会慌乱，也不会懈怠”。这也正是我们师从张先生修业的共同感受。他善于因材施教，诲人不倦，春风化雨，我们受益良多，感激良深。

张先生的著作和论文，引人入胜，读起来往往有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沿溪行，忘路之远近”之慨。当时只道是寻常，其实一点也不寻常，只因为我们与大师相距太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对于学者来说，事实上有两种生命，一种是自然生命，总会百年归去；另外还有一种学术生命，真正好的著作，真正的学术创造，纸墨可寿千年万世，历劫不衰。

张先生，你从未在我们心中沉睡，有一天你化作一片光辉！

作者简介：刘保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