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历史分期及其特点

[摘要]本文从语言学史的角度对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发展历史作了宏观的梳理和分析，提出了一个新的历史分期，把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一）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起步阶段（1992-2000.9）；（二）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发展阶段（2000.10-2015.4）；（三）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提高阶段（2015.5-），并分别梳理和归纳了各个阶段研究的主要情况和特点。

[关键词]中国濒危语言；历史分期；语言学史

中图分类号：H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6-0066-05

国内学术界对中国濒危语言的研究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为了推动我国濒危语言研究朝着正确的道路发展，有必要从语言学史的角度来做一个宏观的梳理和分析。本文是从语言学史的角度，探讨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历史分期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新见解，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起始和历史分期问题

关于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起始和历史分期问题，目前学术界公开发表意见的主要有两篇论文，一是吴铮、闻静（2006）的《近二十年我国濒危语言研究述评》，二是徐世璇（2015）的《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历程和前景》。

吴铮、闻静（2006）认为，我国20世纪70年代开展的对我国少数民族弱势语言的研究就是对我国濒危语言的研究，因而把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起始时间定在了20世纪70年代，而且把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历史分为了两个时期：一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对少数民族弱势语言的发现与调查时期，二是20世纪90年代至2006年对濒危语言进行专题性的探讨和研究时期。[1]

徐世璇（2015）认为，“濒危语言”的术语和概念及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是从国外引进来的，尽管我国早期对少数民族弱势语言的研究涉及到了我国的濒危语言，但“濒危语言”作为一个专业术语引进到国内是在1992年，因而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起始时间是1992年，她进而把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历史分为了三个阶段：开拓阶段（1992—2003年）、开展阶段（2004—2008年）、深入阶段（2009年以后）。[2]

我们基本上同意徐世璇（2015）的意见，也认为我国濒危语言的研究历史应该从1992年开始计算。但她的那篇论文是在2015年前写的，2015年以后我国的濒危语言研究发生了重大变化，因而我们对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历史分期有了新的看法。

对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历史进行分期，必须根据它自身发展的情况和特点展开研究。我们认为在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发展历史上，有两个重大事件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

第一个重大事件是2000年10月由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在北京联合召开的“中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这次大会促进了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快速发展。在此之前，我國的濒危语言研究还处于酝酿期，刚刚开始起步，发展很慢。在此之后，我国濒危语言研究发展很快，有关的研究课题不断立项并开展研究工作，有关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成果也不断涌现，形成了一股“濒危语言研究热”。

第二个重大事件是2015年5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语保工程”），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这个语保工程的启动，标志着我国濒危语言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我国的濒危语言研究，都是由研究者个人或研究机构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开展的，往往缺乏宏观的规划和详细周密的安排。此次语保工程的开展，表明政府有关部门加强了对我国濒危语言研究工作的组织和领导，改变了过去那种散兵游勇式的研究方式，采取了大兵团集团式作战的研究模式，必将大大推动我国濒危语言研究工作的开展，提高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水平。

我们根据这两个重大事件的作用和影响，把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一）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起步阶段（1992—2000.9）；（二）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发展阶段（2000.10—2015.4）；（三）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提高阶段（2015.5—）。

下面分阶段简要梳理一下中国濒危语言研究各个阶段的主要研究情况和特点。

二、起步阶段的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情况和特点（1992—2000.9）

这个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介绍国外濒危语言研究的情况，引进国外开展濒危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如徐世璇在《民族语文》1992年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报道——《第十五届国际语言学大会在加拿大举行》，介绍了此次大会的一大主题就是“濒危语言研究”。从此“濒危语言”这一术语和概念开始引入国内，国内语言学界也开始关注濒危语言并着手开展我国濒危语言的研究。

还有部分国内的学者跟随境外学者参与研究我国的濒危语言，如1996年12月至1998年9月，香港的一些语言学者就联合了内地的部分语言学者开展了我国第一个濒危语言研究项目——“中国南方的濒危语言研究”，正式拉开了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序幕。

有的学者申请到了我国政府机构资助的基金项目，如1998年李锦芳主持的“西南地区濒危语言调查研究”课题，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资助。这是由我国政府机构资助的第一个国内濒危语言研究课题，开启了我国自觉记录和研究濒危语言的历史。

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不多，只是出版了几本收在孙宏开主编的《中国新发现语言丛书》中的专著，它们是斯钦朝克图的《康家语研究》（1999年），李锦芳的《布央语研究》（1999年），李旭练的《徕语研究》（1999年）。这几本专著研究的语言个案虽然是以“中国新发现语言”的面目出现的，但学术界一般认为这些语言也是我国的濒危语言。另外，孙宏开还在《中国语文》1999年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记阿侬语——对一个逐渐衰亡的语言的跟踪观察》。

总的来说，起步阶段的中国濒危语言研究发展缓慢，成果不多。

三、发展阶段的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情况和特点（2000.10—2015.4）

以2000年10月召开的“中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为标志，我国濒危语言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这次大会引起了全国语言学界特别是民族语言学界对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兴趣和重视，从而促进了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快速发展。从此以后，有关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课题不断立项并开展研究工作，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形成了一股“濒危语言研究热”。

有关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立项课题方面，据不完全统计，主要有以下课题（以立项先后为序）：

1.2000年，孙宏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国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立项，其中涉及到的有些语言也是濒危语言。

2.2001年，戴庆厦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濒危语言个案对比研究”立项。

3.2002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别资助了对我国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先后研究了黑龙江省东北地区的满语、广东省惠东县以及海丰县等县的畲语、湖南省湘西地区的土家语、云南省西北边境地区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的阿侬语、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西部裕固语、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的拉珈语、四川省西部地区自称“尔苏”的部分藏族使用的尔苏语和黑龙江省东北边境地区同江饶河等县的赫哲语，调查了它们的使用现状和语言系统概况，写出了每种语言的调查报告。

4.2003年，赵阿平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濒危语言——满语、赫哲语共时研究”立项。

5.2004年，韦茂繁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广西濒危语言个案研究”立项。

6.2012年，范俊军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的理论体系、实践规程和技术准则研究》立项。

7.2014年，范俊军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濒危语言数字博物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立项。

8.2014年，李兵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跨境濒危印欧语系语言瓦罕塔吉克语调查与研究”立项。

9.2015年，丁石庆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北方人口较少民族语言资源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立项。

另外，徐世璇、阿措、李锦芳、黄成龙、许鲜明等国内语言学者先后获得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组织管理的濒危语言研究资助项目。

在本阶段，我国濒危语言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主要表现形式为专著和论文。

据不完全统计，本阶段出版的专著主要有：李云兵的《拉基语研究》（2000年），徐世璇的《濒危语言研究》（2001年），孙宏开等人的《柔若语研究》（2002年），李大勤的《格曼语研究》（2002年），薄文泽的《木佬语研究》（2002年），戴庆厦、邓佑玲等的《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2004年），李大勤的《苏龙语研究》（2004年），意西微萨·阿错的《倒话研究》（2004年），何学娟的《濒危的赫哲语》（2005年），王朝晖的《仙岛人及其语言》（2005年），戴庆厦、田静的《仙仁土家语研究》（2005年），丛铁华、蒋影、李洁的《仙岛语研究》（2005年），孙宏开、刘光坤的《阿侬语研究》（2005年），江荻、李大勤、孙宏开的《达让语研究》（2013年）等。

这些专著除了徐世璇的《濒危语言研究》是从宏观上对濒危语言进行研究之外，其他专著都是针对他们研究的濒危语言个案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描写和分析，属于微观研究的范畴。而且这些专门针对某个或某些濒危语言个案进行研究的专著，除了戴庆厦、邓佑玲等人的《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和何学娟的《濒危的赫哲语》是明确以“濒危语言”的名义进行研究的之外，其他大都是收在孙宏开主编的《中国新发现语言丛书》中的，虽然没有明确标注是“濒危语言”，但学术界一般也把它们认定为研究濒危语言个案的专著。

徐世璇的《濒危语言研究》[3]是研究我国濒危语言的第一部理论性专著，对濒危语言问题作了全面的分析和阐述，系统介绍了语言濒危现象的特征，分析了语言濒危的原因、濒危的过程，针对我国国情提出了对策性建议，并且呼吁全世界都来关注濒危语言，对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戴庆厦、邓佑玲等人的《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4]是我国第一本明确以“濒危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开展濒危语言个案研究的专著，研究了土家语、仙岛语、仡佬语、赫哲语、满语五种濒危语言。每种语言都调查了相应的社会情况，对每种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以及该语言的使用情况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还分析了该语言导致濒危的原因和条件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此书的主要特点是从语言的内部结构入手来分析研究濒危语言的特征，详尽地记录和描写现存的濒危语言，从共时的差异来分析研究濒危语言的特征，并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理论上的阐发和探讨，得出了一些新见解。

本阶段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成果论文比较多，也主要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展开研究的。所谓宏观的研究，就是从整体上对濒危语言作理论上的探讨，包括濒危语言的特点和界定标准、造成语言濒危的原因和條件、濒危语言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我国濒危语言的系属和地位、我国濒危语言的整体情况和特点、对待濒危语言的态度和应采取的措施、濒危语言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对濒危语言研究成果的处理和利用、对我国濒危语言研究历史的回顾和反思等方面的内容。所谓微观的研究，就是以具体的濒危语言个案作为研究对象，详细调查记录这个濒危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不仅分析它的内部结构、特点和使用情况，还要分析造成这种语言濒危的外部因素及其演变历程和发展趋势。

总的来说，这个阶段的中国濒危语言研究发展速度很快，取得了很多成果，不仅从宏观上对濒危语言研究的理论作了探讨，还对我国二十多种濒危语言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不仅作了书面记录，还作了电子版的音像记录，为后期研究成果的进一步处理和利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虽然对濒危语言的特点和界定标准也作过研究和讨论，但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导致在实际研究中出现了把濒危语言扩大化的倾向，把一些只是语言交际功能有所衰减的衰变语言当作濒危语言去研究，从而浪费了时间和人力物力，耽误了真正濒危语言的研究。

第二，我国现有的濒危语言研究缺乏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统一标准和操作规程，往往是由研究者各搞一套，规范性较差，如此下去，不但影响研究成果的质量，还会影响将来研究成果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无法导入全国统一的濒危语言数据库或者数字博物馆。

第三，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成果利用率不高，很多研究成果只能锁在研究者的柜子里，即使出版发行，量也很少，没有多少人看，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四、提高阶段的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情况和特点（2015.5-）

2015年5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以下简称“语保工程”），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以语言资源调查、保存、展示和开发利用等为核心的各项工作。这是我国濒危语言研究史上发生的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模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从而宣告我国濒危语言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提高阶段。

为了推进语保工程，2016年5月24日，教育部办公厅、国家民委办公厅联合向全国有关单位和部门下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国家民委办公厅关于推进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的通知》。该通知指出：

截至目前，（语保）工程建设进展顺利，已按计划顺利完成2015年度81个少数民族语言（含濒危语言）调查点、53个汉语方言（含濒危方言）调查点和32个语言文化调查点的工作任务。与此同时，完善了管理制度，制定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管理办法》《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系列工作规范和技术规范，并初步完成了中国语言资源采录展示平台建设工作。

根据计划，语保工程将用5年时间完成。为加强对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的指导，教育部、国家语委、国家民委组织专家根据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分布和差异情况，结合各地研究力量，研究制定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点总体规划（2015-2019年）》（见附件），计划共完成420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点（含濒危语言）的调查任务，其中2016年设立89个调查点。

在‘规划调查点’的基础上进行适当调整，调整情况需与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和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中心沟通。①

这是由我国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组织、领导并实施的涉及中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大型调查研究项目，与过去由个人或研究机构根据各自兴趣开展的课题研究不同，它涉及面广，规划设计调查研究的范围系统全面，各项工作标准界定清晰明确，调查机构组织严密，调查内容、时间和任务都有明确的要求，便于语保工程的具体实施，从而把我国的濒危语言研究工作推向了一个高潮。

这是一个新的动向和发展趋势，就是要改变过去那种各自为战的散兵游勇式的研究方式，采用大兵团集团式作战的研究模式，组织全国的力量协作攻关，采用统一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采用统一的标准和规范的格式来调查研究我国的濒危语言，并且把研究的成果纳入统一的中国语言资源采录展示平台，可以比较有效地解决过去我国濒危语言研究中普遍存在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标准不统一、格式不规范、缺乏统一的采录展示平台的问题，必将大大提高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水平，推动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扩大我国濒危语言研究成果的开发和利用范围，发挥我国濒危语言研究成果应有的作用和价值。

当然，这个语保工程目前还在实施过程当中，这个工程是否能按照原来的设计和计划顺利开展？它的优势是否能得到充分发挥？这个工程本身的设计是否还有瑕疵？它所制定的标准和规范是否合理并切实可行？今后是否还会出现新的问题？我们到时再根据实际情况来研究相应的对策。

注释：

①详见教育部網站http：///srcsite/A19/s235/201606/t20160607_248488.html。

参考文献：

[1]吴铮，闻静.近二十年我国濒危语言研究述评[J].长江学术，2006，（3）.

[2]徐世璇.我国濒危语言研究的历程和前景[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5，（1）.

[3]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4]戴庆厦，邓佑玲，等.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