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波：从延安走出来的艺术家

李波，原名任秀英，直隶（今河北）曲阳南下关人，1930年，李波全家随着逃荒的人群逃到了山西太原。曾任西北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宣传团演员，八路军一一五师后勤部俱乐部干事、代主任。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入延安鲁艺学习。后任延安中央管弦乐团演员、华北文工团戏剧部副主任。建国后，历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歌队队长，中央实验歌剧院演员，中国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中国文联第二至四届委员，中国音协第二、三届理事，全国妇联第三届执委。是第四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音协民族音乐委员会委员。延安时期，因创作和演出《兄妹开荒》而出名。演过话剧、歌剧、秧歌剧，如《生产大歌舞》等。独唱的主要歌曲有《翻身道情》、《新疆好》、《走西口》、《劳军歌》、《刘志丹》、《茉莉花》、《闹元宵》等。参加演出新歌剧《白毛女》，主演《兰花花》、《王贵与李香香》等歌剧。1949年获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歌唱比赛二等奖。

转战西北战场

1936年底，李波进入山西太原军政训练班女兵连去学习，不久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进入军训班后，李波觉得天也高了，地也广了，在严格的军事训练之余，她参加了部队的戏剧组和歌咏组，在这里学会了许多歌曲，如《大刀进行曲》、《新女性》、《牺牲已到最后关头》，还有《手把锄头锄野草》等等。

不久在牺盟总会薄一波主任的领导下，成立了“牺盟旅行业余剧团”，各连的文艺组织都参加了剧团。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剧团的演员都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于是赶排了《血洒卢沟桥》的话剧，到各地去巡回演出，唤起了民众对抗日的热情。1937年9月李波被派到李公朴、续范亭等人发起成立的民族革命战争西北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里，到西北战地去服务。战总会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领导人是程子华、南汉宸同志。

11月，天气特别的冷，战动总会从太原出发，向晋西北进发。经过7天的行军，来到八路军某部驻地，在驻地见到了师政委肖克同志。肖克同志热情地接待了剧组的同志们，他说：“你们今天到来，正好是苏联十月革命节，今天晚上先让你们欣赏我们部队的文艺节目，你们可得多提宝贵意见喽！”

吃过晚饭，部队文艺团的演出就开始了，肖克同志领着大家一块来到现场。这时，台上的表演唱正在进行，他们唱的《噼呖拍》很带劲：“……我的枪对准他，打倒日本鬼，铲除卖国贼，嘿！我们的红旗插遍中华”。这个宣传队都是小同志，他们的演唱是那样活泼有力。晚会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全是部队文艺小分队自编自导自演，使李波从心底内感觉到部队在战火纷飞的战场，战士们的那种不怕牺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使她深受教育和鼓舞。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波在戏剧组里除了演戏，还管服装、化装、报幕，并解说剧情等等。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表演才能，为官兵们送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剧组的同志每到一处，一面向老乡宣传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道理，一面也向老乡学习，学习当地语言、民歌，了解乡情故事。同时，把好人好事和战地消息，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如“双簧”、“拉洋片”、“扭秧歌”等，表现出来，把向群众学来的民歌、小调，填上新调，再教给群众唱，群众很容易接受。这些小节目虽然粗糙，但它和战争的现实生活结合得很紧，从而激发了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起到了教育群众、动员群众上前线杀敌的积极作用。

老乡们白天常没有时间看戏，大家就在晚上演。那时的演出没有汽灯，更没有电灯，老乡找来两个大铁碗似的家什，倒上棉籽油，用棉花搓几根粗捻子，点起来挂在舞台的两边，冒着大黑烟，“出将入相”（农村旧戏台一边一个门）地演起来。无论在土台上或在广场上，每当演到狂妄的日本鬼子打死中国人，枪挑小孩的惨无人道的野兽行为时，观众就万分激愤。通过演出，激起群众对敌人的仇恨和抗日的热情。每当这种时候，观众总是情不自禁地一齐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给死难同胞报仇！”“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保卫家乡！”“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这支24人的动员宣传团剧团演出队，常常在丛山峻岭中行军，在短短3个月里，走遍了大部分晋西北的县、镇、村，演出了数不清的场次，还渡过黄河到陕西的府谷给群众演出，受到了抗日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

在延安鲁艺参加秧歌运动

1941年底，经组织上批准，李波到延安鲁艺去学习，成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第五期的正式生。

当时鲁艺的教学，还是按正规艺术学院课程进行的。但物质条件是很差的，并不像大家想象的艺术大学，既没有教室，也没有桌椅板凳，各系上课就在院子里，上大课在操场上，同学们席地而坐，把两条腿拱起来记笔记。戏剧系也上声乐课，每周上一堂课，李波的声乐老师是叶风，教的是西洋发声法。每天就在一个破窑洞里，那儿放着一架声不全的破手风琴，就靠着它练起声来。两个月下来后，老师对她的进步提出了肯定。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我国文艺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针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只注重关门提高，不深入实际，脱离群众，重洋轻中，轻视民族传统，对于文艺工作者世界观的改造没有明确的认识等问题，毛泽东同志作了精辟的论述。

5月2日,在延安的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所在地,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领导约请80多位文艺界人士为“座上宾”,要召开一次别开生面的文艺座谈会,构想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大化有幸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会上,李波聆听了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者必须面向工农兵,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指出：“陕北的民间艺术很丰富，要到群众中去采集，去挖掘，要向群众学习，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提出了艺术要为工农兵服务，要向民间艺术学习……还说现在群众要的是“雪中送炭”，不是“锦上添花”，必须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在鲁艺所作的报告，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为抗日战争、大生产运动服务，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提高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认识。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边区的文艺工作者掀起了向民间艺术学习的热潮。

1943年新年时，鲁艺俱乐部组织了秧歌队、推小车、跑旱船等。一天黑板上写着：李波、王大化同志表演“打花鼓”。李波感到很意外，因为大化同志在当时已经是鲁艺的知名演员，而李波是个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是从部队到鲁艺的“土包子”，一双草鞋穿了很久也不破，同志们都笑她是“背着脚走路的”。

王大化同志当时在实验剧团，平时他俩连话也没有说过，现在突然让他们在一块儿搞节目，真不可想象。李波正不知该怎么办时，大化同志却主动来找她了，他亲切地问李波：“你看见黑板上写着让我们搞打花鼓吗？”

李波紧张地说：“看见了……我不行。”

王大化笑着问：“过去你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

“扭秧歌，说快板，演双簧……”

又问：“会唱凤阳花鼓吗？”

“那都是旧词，不能唱。”

于是大化同志就带着李波到音乐系，找到安波同志，安波同志听说来意后，就把已写好的一首用民歌《打黄羊》填的新歌唱给他俩听。因为这个歌的内容是拥军的，形式又要求打花鼓，于是给它起名叫“拥军花鼓”。王大化拿了一面小锣，李波背了一个小鼓，就这样开始了排练。

在排练过程中，李波曾经产生了一些顾虑，这个顾虑的不是形式，而是唱法。过去在战地和部队，都是用大本腔（真声）唱歌，到鲁艺后从没有见人家用这种嗓子唱歌，都是用西洋发声法唱，可是李波跟老师学的西洋发声法，一时还用不上，更不用说表达感情了，特别是在音乐系同学们面前，李波确实有点害怕。王大化同志却一再鼓励，并说：“你什么也别管，大胆唱就行。只要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惯就行。”

就这样在王大化同志的鼓励下，李波完成了《拥军花鼓》的排练。各系向民间艺术学习的节目都准备好了，大家都集合在操场上开始了预演。领导看了很高兴地说：这是鲁艺的“新气象”。领导不但肯定了成绩，而且还让大家到校外去演出，首先演给鲁艺所在地的桥儿沟群众看。于是大家打起了锣鼓，扭出了学校，在老乡的打麦场上，面对围成圈的观众，表演起来，老乡们看了大家的节目非常高兴，说《拥军花鼓》唱得清楚，听着亲切。

于是大家又扭出桥儿沟，到机关，到部队，到杨家岭、王家坪、枣园、西北局、党校、联政等等各处去扭。每到一处，都受到了群众、干部、战士、领导们的热烈欢迎，扭转了鲁艺当时脱离实际，关门提高的倾向。

l943年元旦这天,李波和大化按照民间秧歌的样式化妆,一个拿了把小花鼓,一个拿了面小铜锣,同“鲁艺”秧歌队伴演的《赶旱船》、《赶毛驴》、《推小车》等节目一起,一扭一扭地奔向桥儿沟街头,又赶往延安南门外新市场演唱:

“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那猪羊出呀了门,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咱英勇的八呀路军!……”

大家就在毛泽东等中央首长面前扭起了大秧歌，一会儿“龙摆尾”，一会儿“剪子股”,各种花样，越扭越欢，扭到“卷白菜心”时，达到了高潮。也就在这时，起了大风。四周黄土飞扬，演员都成了黄土包，毛泽东的脸上、身上，也落了一层黄土，但他并不在意，只是兴奋地哈哈大笑。演员们见毛泽东快乐地笑着，演出的热情更高，扭的秧歌更快了！

毛泽东主席和群众一起观看了演出后高兴地说:“你们这样做就对了,群众欢迎你们,我们也欢迎你们!”

周恩来副主席看了演出后，对王大化同志说：“马门教授（大化在话剧《马门教授》中曾扮演教授）头上也扎了这么多小辫子（当时大化演《拥军花鼓》时的打扮）？这可是个很大的变化呀！群众是欢迎这个变化的……接着又说：“向民间艺术学习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些旧形式还需要改造，内容变了，形式也要变一变。”

当李波和大化同“鲁艺”秧歌队的同志们一起到陕甘宁晋绥军区司令部慰问演出时,军区司令员贺龙翘起拇指兴奋地说:“好节目啊!我非常赞成你们!”贺司令员当即命令后勤部门杀猪蒸馒头招待秧歌队员,还发给秧歌队员每人一件衬衣、一块肥皂,表示对秧歌队的支持和对演员们的奖励。

在党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秧歌队成了一支工农兵学商大联合抗日的、健康的秧歌队，老百姓都亲切地称秧歌队为“鲁艺家的秧歌队”。后来延安的秧歌一直扭到了各个解放区。

创作演出《兄妹开荒》

1942年，希特勒向苏联疯狂进攻，深入苏联国境。日本帝国主义又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兵力集中到中国解放区战场上，实行“三光政策”，对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实行惨无人道的扫荡战。与此同时，国民党和胡宗南又集中全部精锐部队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层层封锁，扬言要把边区的军民困死、饿死。革命正处在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了自力更生，渡过难关的号召，边区军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终于渡过了艰难时期。到了1943年春，苏联红军开始大反攻，秧歌队结合庆祝红军胜利，在春节期间组织了第二次秧歌表演。

1943年春节前,鲁艺的领导让王大化和李波，并让路由同志来协助，三人自编、自演、自导一个小节目，题材自己去找。大家在《解放报》上看到一篇反映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的事迹，感到这个题材和当时的生产自救运动结合得很紧，就决定选做创作题材。

在创作中大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更没有什么形式约束，思想特别活跃。一开始就七嘴八舌地你一句、我一句，你一段、我一段，结构起来。觉得这儿用唱好，就唱；觉得这儿用说好，就说。一个不到20分钟的小节目，有说有唱，有舞，还有快板。因为节目是包干，演员只有王大化和李波两个人，也只能按两个人来安排情节和人物关系。决定王大化演哥哥，李波演妹妹，开始是哥哥落后，妹妹积极。经过多次讨论，才改为兄妹都是积极的，这样更符合当时边区青年实际情况。形式上，仍采取了群众喜闻乐见的秧歌步，加上情节故事，还是在锣鼓声中扭着上场，但要加上生活的舞蹈和步法，感到这样既热闹，又能表现开荒的乐观情绪。下场时，妹妹挑担，哥哥扛锄，扭着“龙摆尾”下去。

三人把结构、对话、轮廓搞出来后，就由路由同志去编词。剧编好了，起个什么名字呢？由于主题内容是开荒，那就叫什么人开荒吧。延安的男孩子通常都叫什么娃啦，小啦，疙瘩啦……就给男主角取名叫“小二”，由王大化同志扮演，于是小二也跟着姓了王，这样剧名就叫《王小二开荒》。音乐仍去找安波同志来写。

安波同志在写第一曲时，很不顺利，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几次试唱都感到民歌味不够浓，就再改。周扬院长对这个小节目很关心，每次试唱他都听。白天李波和王大化一块儿设计位置和动作，晚上就一块儿到安波同志屋里去。安波同志不顾疲劳地在一盏小油灯前苦思冥想，大化和李波一边一个趴在他肩上（因为灯光太远了看不见），他写一遍，他俩唱一遍。不行，又改，如此反复多次修改，终于完成了创作任务。审查节目的的那天，李波犯了偏头疼，她带病上场，表演了这场戏，没有想到审查后领导非常高兴地通过了，并认为比《拥军花鼓》提高了一大步。

《兄妹开荒》的秧歌剧。剧中描写陕甘宁边区一家兄妹二人响应边区政府开荒生产的号召,积极投入大生产运动,争当劳动英雄的故事。该剧虽采用旧的秧歌形式,但摒弃了旧秧歌中常有的丑角以及男女调情的成分,代之以新型的农民形象和欢乐的劳动场面。浓郁的乡土气息与农民特有的诙谐交织在一起,使一出剧情十分简单的小戏演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剧中唱道:

“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

叫得太阳红又红；

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怎么能躺在热炕上做呀懒虫。

扛起锄头上呀么上山岗,

山呀么山岗上,

好呀么好风光,

我站得高来看得远来么咿呀嘿,

咱们的边区到如今成了一个好呀地方。

哪哈咿呀嘿嘿呃嘿,哪哈咿呀嘿!”

经过艰苦创作和排演，《兄妹开荒》就要正式出演了。那时延安的条件很差，没有什么服装道具，也没有制作费，一切都是自己动手，如妹妹的衣服是李波自己缝补的，担子是王大化同志屋里的一根顶门棍（延安风大，他住小平房，晚上不顶门，就会被风吹开），担子两头拴上两根背包绳子，一头是平时打水的旧水罐，一头是个旧篮子。碗、筷是向伙房借的，锄头是自己用木头做的。陕北老乡喜欢在腰里系一条紫红色的粗羊毛围巾，大化就向老乡借了一条系在腰里。化装品是带颜色的土制成的，当然，擦在脸上很不舒服。当时没有交通工具，更没有扩大器，一大早从桥儿沟出发，走过飞机场，穿过延水，每走到一处，锣鼓一敲，全体演员就都扭起大秧歌。扭完就演唱小节目，在万人以上的广场上，全凭自己的嗓子把歌声送到观众耳朵里。

记得有一次，演员们在文化沟的青年体育场演出时，操场一面是个大山坡，虽然当时天气还冷，但坡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观众，其他三面也坐满了八路军的指战员和头上扎着白羊肚子手巾、手持红缨枪的自卫军，真是人山人海，连篮球架子上都是人。看到这种壮观的场面，演员们的心里非常激动，大家情绪饱满，感情充沛地表演着每一个节目。老乡们看完戏高兴地说：“把我们开荒生产的事都编成戏了。”

散场后，老乡们碰上熟人互相转告，但不说看的是《王小二开荒》，而是亲切地说看了《兄妹开荒》。于是后来《兄妹开荒》便代替了原来的剧名，在群众中传开了。

1943年冬天，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鲁艺和其他几个专业文艺团体，分别派到陕甘宁边区的五个分区去劳军，兼为当地老乡演出，借此把秧歌运动普及到各个分区去。在这段时间里，演员们经常是一清早化好装就出发，一天要赶三四场，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吃饭。那时正是春天，西北的风沙特别大，刮起黄土来，眼睛都睁不开。大家常常第一场还是有眉有眼的，到第二个地方，就成了黄土包脸了。演唱时，风沙刮满嘴，大家只好咽下沙土继续唱。老百姓也在满是尘土的广场上看演出。一场演完后，又动身到另一个地方去。这时总有许多的老百姓跟着剧组走，常常是剧组走几处，他们也跟着看几场，还有的人一大早从家里带着干粮跟着跑，有的人对节目已经非常熟悉了，于是一边看一边仔细地向新来的观众介绍情况，说哪个节目好看，现在的戏该怎么样了，该谁出场了，下边该演什么了等等，好像他们自己也是这个秧歌队的成员一样。

一次在南泥湾演出《兄妹开荒》,当扮演哥哥的大化和扮演妹妹的李波分别拿起锄头和挑饭的扁担,要开展劳动竞赛,最后唱起“向劳动英雄们看齐”的时候,战士们和演员们的心顿时沸腾了,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分不清谁是演员,谁是观众,数以千计的锄头高高举起,漫山遍野响起“向劳动英雄们看齐”的歌声。那叩人心弦的场景,简直无法用文字和语言来形容。

《兄妹开荒》演遍了延安，1943年2月9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五，鲁艺宣传队带着秧歌剧《兄妹开荒》，到杨家岭、文化沟和枣园等地扭秧歌拜年，在枣园表演时，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同志等中央领导看完演出后,无不感到耳目一新。毛主席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朱总司令说:“不错,今年的节目与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

周恩来同志参加完延安整风后,高兴地把延安秧歌带到重庆,在周公馆过道、《新华日报》社场地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草坪上多次演出,使祖国大西南的群众大开眼界。郭沫若先生不禁开怀放歌:“光明今夕天官府,昕罢秧歌醉拍栏。”1943年4月5日出版的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的社论。社论中肯定春节演出初步实践工农兵方向的成就,赞扬《兄妹开荒》是个“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剧”。

演出歌剧《白毛女》

1943年《兄妹开荒》演出告一段落，演员们参加延安整风运动。但在这期间，大家的创作并未间断，涌现出很多反映现实生活的秧歌剧，也涌现出一些像《牛永贵负伤》和《周子山》等多场次的秧歌剧。

1944年冬,中央号召要在秧歌剧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摸索和创作出一个我们民族的新歌剧,以迎接即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这项任务提出后,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文学、戏剧、音乐各个部门纷纷行动起来寻找题材。大家对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线带来的“白毛仙姑”的故事颇感兴趣。故事最初流行于河北的阜宁一带,叙述一个被地主迫害的农村少女只身逃进深山,在山洞中坚持生活多年,因缺少阳光与食盐,全身毛发变白,又因偷取庙中供品,被附近村民称为“白毛仙姑”，后来在八路军的搭救下,获得了解放。这一带有浓厚传奇性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农村阶级斗争的真实情况,包含着“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深刻主题思想,有典型的教育意义。

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周扬院长的主持下,集体讨论了剧本的构思、人物设计和场次。然后,分工由贺敬之、丁毅执笔编剧,马可、瞿维等作曲,王大化担任执行导演。剧本定名为《白毛女》。该剧剧情复杂,人物众多,加之又是一个新的尝试,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

在歌剧《白毛女》中，李波扮演了地主婆黄母。过去她没有演过这种角色，也没有见过真正的大地主是什么样，这对李波来说是个难题。但在革命大家庭里，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同志们都热情地帮助她分析角色，提供材料，这样使她回忆起自己见过的资本家、工头、房东老太婆这类人物对工人、对待小丫环的种种凶恶的手段。在导演的耐心启发下，李波完成了《白剧》的排练。演出后得到了好评，同行说李波演绝了，还说她是“活黄母”。该剧在延安连续演出了30多场,场场爆满。每次演出,台下没个不落泪的,不少观众从第一幕开始擦眼泪,直至看到第六幕,眼泪始终未干。这部作品是我国第一部深刻反映劳动人民命运和斗争的新歌剧，为后来歌剧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它的演出，产生强烈的政治效果。

l945年5月,《白毛女》开始公演。首场演出的地点是延安中央党校会堂,观众是出席党的“七大”的全体代表。当时,会堂内挤得满荡荡的,连八路军129师386旅的陈赓旅长就被挤在门口站着看。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全部观看了《白毛女》的演出。演出结束后,中央领导同志来到后台,接见了李波等创作人员和全体演员,对《白毛女》给予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指示：这个戏是非常合时宜的；艺术上是成功的。

周恩来说：“李波，你要把民歌唱好”

日本投降后，李波留在鲁艺地干班当助教，1946年调到中央管弦乐团工作，以后又演过歌剧《兰花花》、话剧《望穿秋水》（苏联剧）、秧歌剧《前线》、《归队》、《抬担架》等等，还唱独唱，学拉大提琴，那时她什么都学、什么都都干。

胡宗南进攻延安时，鲁艺的部分演职员先转到佳县去搞土改，后又转到华北搞土改（这时乐团并入华北文工团，李波任戏剧部副主任）。1949年初，李波参加了世界青年联欢节。那时还没有建国，打的是“八一”军旗。联欢会上，参赛了几个舞蹈和独唱。《红绸舞》获得头等奖，李波演唱《翻身道情》获得二等奖。回国后，文工团改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李波担任了歌剧队队长。

1949年12月25日，周总理亲切接见了李波，并关怀地对她说：“李波，你要把民歌唱好，不要唱得太简单了，要提高一些，唱得丰富一些……”又说：“你回去，对伯钊（院长）同志讲，就说我说的，不要让你再搞行政工作了……”

1952年，周总理在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典礼上讲话中提到关于培养专门人才时又说：“比如李波同志，她的戏演得很好，可是行政上把她调去搞党务工作，搞行政工作，这样怎么叫她演戏呢！”接着又说：“一切中外的艺术，都是经过了几十年的艺术生活，才能创造出非常成熟的艺术成品来，不能积累，怎么能发展呢？”（《周恩来论文艺》46页）。

1955年，为了提高歌剧演员的演唱水平，周总理请来了苏联声乐专家季米采娃给大家授课。李波脱产学习了两年多西洋发声法，目的是为了把中国民歌唱好。两年后，向总理汇报，李波先汇报跟专家学的西洋发声方法唱，最后再唱民歌，看看是否有所提高。遗憾的是总理因外事工作，提前走了，没有听李波唱的民歌。

一次，在怀仁堂，请金日成将军，先看戏，后吃饭。散戏后，秘书同志拦住李波说：“总理叫你去。”

李波说：“你看我这样儿，怎么去（因脚肿，穿了一只剪了口的破布鞋，又正在咳嗽）？”

他说：“你不去，总理要批评我没有完成任务。”

没有办法，李波便坐在最后的桌子旁，但也被总理看见了，就说：“你不用躲，来，唱个歌。”

李波说：“咳嗽得厉害，嗓子哑了。”

周总理说：“我就知道你不敢唱。”

这次给李波留下了遗憾。

1958年，李波以全国文联代表身份随全国赴朝慰问团去朝鲜慰问，她没有演出任务，也没有伴奏任务，但听说周总理来审看节目，李波就要求参加演出，请赴朝慰问团的同志为她伴奏。

开幕式前，周总理亲自审查节目。他听完李波的演唱后，又亲自给李波确定唱哪几个歌，还说：“我没有想到你这么唱呀！”又说：“《兰花花》你只唱了两段词，你偷懒了，哈哈哈！”

李波说：“总理，这个曲调很简单，我觉得唱多了，不太好。”

周总理连声说：“对，对，对！”

这次总理显得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