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把握两个“讲话”的辩证关系
时间：2020-11-21 07:57:4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72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文艺思想成果的集中体现；72年后，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正确把握两个“讲话”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对于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的丰富时代内涵，指导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以贯之的继承
两个“讲话”都是根据文艺工作所处的深刻时代背景和针对文艺工作在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而提出新的希望，新的要求，从而指明前进的方向。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1942年，正是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最艰苦的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和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仅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军事压力，而且还经受着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和经济封锁的考验。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来自国统区、沦陷区的文艺工作者，不去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发挥文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作用，却把创作当成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个别人甚至声称要做“中国第一、世界第一”的作家。他们不了解人民群众需要什么，喜欢什么，只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出发，热衷于搞 “大洋古”的演出，群众不买他们的账，他们就认为群众愚昧、落后，不懂文化，讥笑甚至敌视他们。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同志才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的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认为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他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做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他号召革命的、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在那以后，以赵树理，柳青等为代表的文学家艺术家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创作出一批像《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今天，我们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正满怀信心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励精图治、奋发有为之时，同样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新的考验和新的挑战。作为“不可替代”“不可低估”的文艺工作如何在弘扬中国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引领人民群众、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发挥灵魂工程师的作用，是摆在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面前的严峻课题。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总的形势是好的，主流是健康的，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但也必须看到，当前文艺界的某些地方，某些方面，出现一些与时代精神、社会主流不太协调、不太和谐的现象，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把低俗当通俗，把欲望 当希望，把单纯感官娱乐当精神快乐，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这些现象和问题，根子就在文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了方向，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了偏差。习近平同志说：“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正是在“为什么人，如何为”这个根本问题上，有的人违背了文艺创作的规律，不但不深入群众，不深入生活，不深入实际，反而以“远离生活”“逃避时代”“回归内心”为荣，搞闭门造车，无土栽培，随心所欲，失去底线。有的靠“侃大山”编造故事情节，有的钻进故纸堆里找“卖点”材料，有的甚至借吸食毒品来激发创作灵感……凡此种种乱象，都直接或间接与前段社会上出现的一股否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潮有关，都是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结果。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文艺创作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他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既一以贯之地继承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现实针对性，起到了振聋发聩、醍醐灌顶的警醒作用。
与时俱进的发展
七十多年的风雨历程，七十多年的沧桑巨变。今天我们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和所要实现的目标任务已经完全不同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文艺工作如何担当起新的历史责任，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恰逢其时，指点迷津，与时俱进地发展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文艺与市场的关系。延安时期的经济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谈不上什么市场经济，也就不存在文艺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今天我们面对的是市场经济的大潮，一方面，市场带来了多元多样的艺术需求，使艺术创作变得更加多姿多彩，特别是大量资金的涌进，促使各种门类的文艺创作获利巨大。另一方面，过度市场化又会给艺术创作带来伤害。所谓“三俗”，即庸俗、低俗、媚俗，就是过度的艺术市场化、商品化，疯狂无度追求利润所造成的必然恶果。在一些人眼里，文艺不再是教育人、鼓舞人的精神武器，而沦落为不择手段的敛财、捞钱的工具，因而导致一些文艺作品为了票房价值和经济利益而调侃崇高，颠倒善恶，混淆是非，用低级趣味等不健康的东西来吸引眼球。正是针对这些情况，习近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他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这一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文艺理论的最新论述，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文艺发展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提升。
二是文艺与时代的关系。习近平同志说：“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这是对文艺与时代关系最精辟的论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进步的文艺总能反映它那个时代的主流和方向，给人民提供积极的精神营养和思想力量，推动时代进步和民族振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文艺与时代相呼应，与人民相结合，形成了划时代的“人民文艺”潮流，对人民大众投身民族解放斗争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今天，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文艺更应该发挥引领时代的先锋作用。习近平同志明确要求：“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创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同志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的真谛所在。
三是文艺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但文艺的“教化”功能从来没有被忽视。从“二为”方向，即“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确立，到“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提出，都说明我们党对文艺作品在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情操、塑造人生方面的特殊功能是高度重视的。习近平同志更是满怀深情地说：“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们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和发展空间，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和时代性的意义；文艺创作只有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己任，才能实现“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的审美价值，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忆当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启了人民文艺的新纪元；看今朝，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必将引领文艺工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跨越。两个“讲话”，一脉相承，顺时发展，交相辉映，各领风骚，成为我国文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