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藏敦煌汉文文献“蒋孝琬目录”编纂始末

内容提要：根据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日记、账簿等原始档案资料，对斯坦因秘书蒋孝琬于1908年在新疆和阗为斯坦因所获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1318件汉文文献编写纸条目录的全过程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认为“蒋孝琬目录”是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第一个目录，也是中国人最早为敦煌文献编写的目录。虽然该目录在收录文献数量和编目质量上均显不足，但在敦煌考古学术史上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蒋孝琬目录”后来去向不明，本文呼吁英国敦煌文物收藏界应尽早寻找到这份目录的下落。

关键词：敦煌；文献；目录；斯坦因；蒋孝琬

中图分类号：G256.1；G25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4-0118-07

On the Compilation of Jiang Xiaowan’s Catalogue of Chinese Manuscripts Acquired from Dunhuang by Aurel Stein

WANG Jiqing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Aurel Stein’s diaries， accounts， and correspondence preserved in Britain， France， and Hungary， this article explicates the whol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Jiang Xiaowan’s Catalogue containing 1，318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acquired by Aurel Stein during his second Central Asian expedition. The author stresses the point that as it is the first catalogue of Chinese manuscripts to be found in the British Collection， Jiang Xiaowan’s Catalogue may be of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from the viewpoint of academic history. The author further appeals for an early search for the lost catalogue.

Key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catalogue； Aurel Stein； Jiang Xiaowan

一

本文所稱“英藏敦煌汉文文献”，指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Aurel Stein，1862—1943）于1907年先后在中国甘肃省敦煌县、安西直隶州获取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古代汉文写本。它们于1909年运抵英国伦敦后，先后收藏于大英博物院（British Museum）和英国国家图书馆（British Library）。有关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各种目录，迄今已正式出版、发表者多达近十种，或详或简，各有优缺点。其中，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力最为久远者，当属英文版“翟理斯目录”和中文版“刘铭恕目录”。所谓“翟理斯目录”，指英国汉学家莱昂纳尔·翟理斯（Lionel Giles，1875—1958）以原件为基础编纂的《大英博物院藏敦煌汉文写本分类解说目录》，于1957年由大英博物院董事会出版[1]。所谓“刘铭恕目录”，指中国学者刘铭恕（1903—1975）依据大英博物院与日本东洋文库合拍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缩微胶卷编纂的《斯坦因劫经录》，作为目录学家王重民主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第二部分，于196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关于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目录编纂史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为敦煌学研究的基础课题和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遗憾的是，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目录编纂史上最早出现的两种目录，即“蒋孝琬目录”和“伯希和目录”，迄今仍鲜为人知。所谓“蒋孝琬目录”，指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聘私人秘书蒋孝琬（1858—1922）于1908年在中国新疆省和阗直隶州为尚未运出中国的一部分斯坦因所获敦煌汉文写本编纂的“纸条目录”。所谓“伯希和目录”，指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于1910—1914年在法国巴黎为一部分英藏敦煌汉文写本编纂的“卡片目录”。蒋孝琬受雇于斯坦因之前，大半生为甘肃、新疆的地方官当师爷（私人秘书），没有任何学术背景，没有历史学、文献学的专业知识{1}。由他编纂的敦煌汉文写本目录，必定不会具有太高的学术价值。而伯希和是继斯坦因之后第二个进入藏经洞的欧洲人，在接手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编目工作之时，已是西方最具权威的汉籍目录学家。由他编纂的英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理应成为最具权威的学术工具。“蒋孝琬目录”和“伯希和目录”固有天壤之别，学术水平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们也有一些共同之处。譬如它们均系半途而废，只涵盖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一部分，从未正式出版，等等。正是这些特点，导致它们在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研究的百余年历史上，不曾显露过真面目，更没有人认真地研究过它们。

笔者以为，“蒋孝琬目录”和“伯希和目录”作为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第一号目录和第二号目录，都应在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尤其是“蒋孝琬目录”，不论其学术水平如何低劣，毕竟是由中国人最早编纂的敦煌汉文文献目录。出于这种考虑，笔者近年来在研究欧洲藏斯坦因档案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搜寻有关“蒋孝琬目录”和“伯希和目录”的蛛丝马迹。笔者迄今已掌握的资料，足以勾勒出这两个目录的来龙去脉。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想对“蒋孝琬目录”做一些介绍。本文旨在抛砖引玉，期望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目录专家能顺着业已寻获的线索，进一步寻找“蒋孝琬目录”原稿的下落。文中不妥之处，万望识者教正！

二

斯坦因在其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1906—1908年），于1907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莫高窟逗留，在蒋孝琬的帮助下，与守洞道士王圆禄两次私下达成秘密交易，骗购第一批、第二批藏经洞出土写本、绢画等文物，合计140—150捆左右[3]。斯坦因完成对河西走廊的考察后，于1907年9月24日至10月8日在安西逗留，又派遣蒋孝琬等手下人潜回敦煌莫高窟，获取第三批藏经洞文物约230捆[4]。

斯坦因结束其第二次中亚考察的考古学工作后，在返回英属印度之前，于1908年6月9日至8月3日间在新疆和阗直隶州逗留。斯坦因最后逗留和阗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在花园民宅纳尔巴格中，为其考察期间所获全部文物重新打包装箱。在将敦煌汉文文獻转箱包装的过程中，蒋孝琬奉斯坦因之命，为它们编写纸条目录。斯坦因1908年6月10—11日给好友帕西·斯塔福·阿伦写的信中说：“对于蒋师爷来说，为获自千佛洞的所有写本掠夺物编写一份简略的目录，将是一项巨大的任务。为了应付漫长而艰难的旅行，重新包装所有的箱子，对他来说也是一项重大的任务。”{2}据斯坦因1908年6月11日日记记录：“安排好作为样本的箱子和包马口铁方式，为打开箱子做好准备。师爷开始为千佛洞出土写本进行编目工作。他很快就理解了纸条目录体系的要旨。”{1}这些文字可说明，“蒋孝琬目录”的编纂时间，始于1908年6月11日。

按照斯坦因的要求，蒋孝琬在给敦煌汉文文献编目的过程中，特意将有题记纪年的写本标注出来，并根据斯坦因携带的英国汉学家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1831—1878）著《中国辞汇》[5]等参考书上的年表，确定与古代写本纪年对应的公元年份。关于蒋孝琬每日编目的工作，斯坦因于1908年6月23—28日从和阗纳尔巴格给阿伦写的长信中介绍说：“因为我不得不单枪匹马地应对这些任务，师爷也要从事大量的劳动，所以根本没有机会再离开这里去山脉里住一个月时间。师爷现在正忙着检查敦煌的汉文发现物，他的整个身体，都被半埋在一堆堆的典籍卷子和一捆捆的‘杂写本’之下……那些卷子都是用薄纸制成的，其长度往往都是30码，或是更长。您可以想象，要打开这么长的薄纸卷子，然后再四处寻找题记等等，那会是多么麻烦的事情啊。而蒋氏呢，却天天爬在他的桌子上，从一大早开始，直到深夜。”{2}

蒋孝琬虽然用功，但因综合学识有限，更不具备历史年号方面的知识，所以无法保证目录的准确性。蒋孝琬虽然随时能得到斯坦因的帮助，但因斯坦因也不具备汉学知识，两人的合作无济于事。蒋孝琬仅根据梅辉立《中国辞汇》所载年表，对所发现的纪年进行比对，所得结果往往会出现问题。

三

蒋孝琬在编目过程中对题记年代的关注，始于1908年6月13日。据斯坦因当日日记记录：“师爷发现，在一部‘经’的题记中，标注着该‘经’抄于敦煌的时间相当于公元718年！希望能出现更多早期的典籍。”{3}斯坦因1908年6月14日日记中也记录说：“更多有纪年的题记被师爷发现。从公元535年开始的‘大统’年号，从公元561年开始的‘保定’年号。”{4}斯坦因1908年6月18日日记记录：“师爷完成了对第二只装典籍的箱子的检查工作，只发现了几个‘太平’年号的日期。”{5}所谓“太平”年号，实际上是北宋太宗赵炅的“太平兴国”年号（976—984年）。蒋孝琬在确定年代遇到问题时，往往要依靠斯坦因的帮助。如斯坦因1908年6月15日日记中记录说：“当有人报告说拉姆·辛格到达时，我正忙着确定写本上的日期。”{6}

到1908年6月22日，蒋孝琬编写的目录已达到至少478号。据斯坦因当日日记记录说：“检查师爷今天编写的纸条目录，有两件标有纪年的典籍（显然是道德宣传方面的短文），上面标写的年份相当于公元601年和公元935年。在一部汉文‘经’卷的背面，发现了一件大型的中亚婆罗谜文译本。”{7}斯坦因在日记左边的空白处，靠近“公元601年”一句话的地方，补写了“第478号”。蒋孝琬所编第478号文书，即《隋仁寿元年（601）书摄论章卷第一》（今编S.2048号）。又斯坦因1908年6月23日日记中记录说：“师爷出示了‘经’中有纪年的记录部分。第623号的纪年相当于公元592年。这是一件书法精美的长卷，写在薄纸上，测量的长度是15码。第608号的纪年相当于公元692年。开始意识到纸张的差异。”{8}由此可推知，到1908年6月23日，蒋孝琬完成编目的写本至少已达到623件。

几乎每天晚上，蒋孝琬都要向斯坦因汇报他编目的进展情况，尤其是在纪年方面的发现。斯坦因1908年6月26日日记记录说：“晚饭后，师爷汇报了出现日期的情况。出现的日期范围，一直从公元500年排列到982年。瓜、沙州大王之印，河西都僧统，高级指挥官。”{1}斯坦因于1908年6月23—28日前后给阿伦写的长信中记录说：“蒋氏编写的汉文写本目录总数，已经达到了第1000号。他的目录已经显示，与我当初潜入千佛洞那个藏宝窟时所期望的情况相比，有一些典籍的年代更为古老，种类也更加多样。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一些有纪年的典籍，年代从5世纪开始。还发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文书，与当地一些寺院组织等等有关。”{2}

四

关于蒋孝琬在确定纪年方面存在的错误，以及这些错误对于斯坦因的误导，或者是他们两人共犯的错误，我们在此仅举一例加以说明。

蒋孝琬所编第922号纸质写本《建初十二年正月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户籍》（今编S.113号）上，出现“建初十二年”纪年。但不具备历史常识的蒋孝琬，以及不具备汉学常识的斯坦因，出于寻找更早期写本的愿望，竟然将这件写本误判为东汉物。中国历史上曾使用过“建初”年号的皇帝有东汉章帝刘炟（共9年，76—84年）、十六国成汉李特（共2年，303—304年）、十六国后秦姚苌（共9年，386—394年）、十六国西凉李暠（共13年，405—417年）等。根据历史学常识和写本内容，均可轻易判定，这里出现的“建初十二年”，应为十六国时期西凉李暠的建初十二年（416），而蒋孝琬和斯坦因竟将其推定为东汉章帝的建初十二年（87）。据斯坦因1908年6月30日日记记录，当日傍晚，“师爷拿来了‘年号’列表，上面显示，在第922号的名目下，有一个‘建初十二年’的纪年，它应该相当于公元87年。这一判断正确吗？”{3}蒋孝琬和斯坦因将“建初十二年”推定为87年，思路非常复杂。东汉章帝建初年号一共使用了9年（76—84），建初九年（84）改元为元和元年，元和四年（87）改元为章和元年。因此，“建初十二年”实即元和四年或章和元年（87）。

蒋孝琬列表提示“建初十二年”应相当于87年，误导了斯坦因对藏经洞出土写本时代上限的判断。据斯坦因1908年7月5日日记记录：“师爷带来了一批重要的、带有纪年的文书和‘经’。第1154号的纪年相当于公元512年；第1181号的纪年是‘正元二年’，相当于公元255年。这一发现让一个推测变得极有可能属实，即第922号上的‘建初’年号真是在公元87年写上去的。”{4}这段话一方面说明蒋孝琬当日完成编目的写本至少已已达1181件，另一方面也说明斯坦因受蒋孝琬目录的误导之深。三国魏高贵乡公曹髦的“正元二年”，确为255年。但蒋孝琬所编第1181号写本的题记纪年并非“正元二年”，而为北魏孝明帝元诩年号“正光二年”，相当于521年。

斯坦因于1908年7月6日致阿伦信后附言中总结说：“获自千佛洞的汉文写本之年代，现在已可确切地上溯到公元255年。假如可以信赖一篇草稿中的一条普通记载的话，甚至还可以上溯到公元85年。不过，迄今为止，人们一直认为，发明纸张的时间仅仅在公元105年！师爷已经编目的部分，仅占所有典籍的大约1/3左右，但已经编到了第1100号以上。”{5}斯坦因于1908年7月15日致好友弗里德里克·亨利·安德鲁斯（Frederich Hey Andrews，1866—1957年）的信中再次肯定地说：“蒋氏仅仅完成了对千佛洞典籍的1/3部分的编目工作，但已将有纪年典籍的时代上溯到了公元86年。迄今为止，人们都认为，纸张是在大约40年后才发明的。不过，现在在这里找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据，可证明纸张在此之前就已经使用了。”{6}事实证明，蒋孝琬对敦煌汉文写本中许多早期年号的释读都是错误的。斯坦因据此做出的上述判断，也完全是错误的。

但有一点应该肯定。蒋孝琬在斯坦因的指导下，在编目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刻意寻找带有纪年题记的写本，并于1908年6月30日将它们排列成表。这个表，应即后来“敦煌学”界孜孜以求的“有纪年敦煌写本目录”类研究的雏形。

五

没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知识的蒋孝琬，要为数目庞大的敦煌汉文文献编纂目录，谈何容易。斯坦因在包装文物过程中，也逐渐看出蒋孝琬不可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对全部敦煌汉文文献的编目工作。于是，当斯坦因在包装完第66号箱子后，于1908年7月9日要求蒋孝琬中止编目工作，以便尽快为全部敦煌汉文写本打包装箱。至此时，蒋孝琬一共为1318件敦煌汉文写本编写了简目（第1—1318号）。

1908年7月9日，斯坦因将蒋孝琬已完成编目的1318件写本装入6只箱子里（第67—72号箱子）。据斯坦因1908年7月9日日记记录：“为师爷检查过的汉文写本打包装箱，处理完第67—72号箱子。”{1}根据斯坦因记事簿1908年7月9日条记录：“第67号箱子：汉文写本，第1—265号。第68号箱子：汉文写本，第266—478号。第69号箱子：汉文写本，第479—692号。第70号箱子：汉文写本，第693—947号（系统分类工作尚未全部完成）。第71号箱子：汉文写本，第948—1145号。第72号箱子：汉文写本，第1146—1318号；外加尚未编号的两捆子。”{2}根据斯坦因于1908年7月21日编写成的《1908年6月19日至7月18日间包装的古物箱子内容清单》，他于1908年6月19日至7月18日间包装的95箱子文物、书籍、底版等物中，经蒋孝琬编目过的6箱子敦煌汉文文献（第67—72号箱子），装箱情况与斯坦因记事簿所记大同小异{3}。

至于蒋孝琬尚未来得及编目的其余敦煌汉文文献，均被斯坦因分散包装在其他箱子里。装有藏经洞文物的箱子共有29只，包括24箱写本和5箱绘画品。蒋孝琬编写好的纸条目录，于1908年7月12日被斯坦因装入第91号箱子里。根据斯坦因记事簿1908年7月12日条和斯坦因《1908年6月19日至7月18日间包装的古物箱子内容清单》记录，他于当日包装的第91号箱子里，装有“汉文写本的目录”{4}。

斯坦因向蒋孝琬道别后，于1908年8月3日离开和阗，于1909年1月21日返回英国倫敦。斯坦因于1909年1月返回欧洲后，他第二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献类文物的开箱和整理工作，在大英博物院地下室缓慢进行，由其好友安德鲁斯负责。根据安德鲁斯编写的不完整开箱记录：“截止1910年1月7日，没有打开的箱子（标为红色）还有56只，已打开的箱子共37只。”{5}由蒋孝琬完成编目的6只写本箱子，至此均已打开。其中，第68号箱子（内装蒋编第266—478号）于1909年“4月8日开箱，内装18包”，第70号箱子（内装蒋编第693—947号）于1909年“4月9日开箱，内装12包”{6}。其余的第67号箱子（内装蒋编第1—265号）、第69号箱子（内装蒋编第479—692号）、第71号箱子（内装蒋编第948—1145号）、第72号箱子（内装蒋编第1146—1318号），虽未记录开箱时间，但也应在1909年4月内。内装蒋孝琬所编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的第91号箱子，于1910年“1月开箱”{7}。

六

1909—1910年，当内装斯坦因所获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所有箱子被陆续打开后，大英博物院东方印本与写本部管理员莱昂纳尔·翟理斯（Lionel Giles，1875—1958）开始着手为敦煌汉文文献编写一份简目。翟理斯掌握着“蒋孝琬目录”，这大大方便了他的工作。1909年年底，斯坦因给英国汉学家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1849—1926）写信，征求他对敦煌汉文文献考释者人选的建议。庄延龄于1910年1月13日给斯坦因写信说：“在整个欧洲，有能力直接以第一手资料了解历史事实的人，不超过5个。沙畹（Chavannes）和伯希和，算是其中的两个。”{1}1910年1月14—16日，斯坦因在法国巴黎逗留。他在巴黎见到的东方学家中，包括沙畹和伯希和，这是斯坦因与伯希和的第一次会面。斯坦因和伯希和见面过程中，邀请伯希和为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编制目录，伯希和初步答应，斯坦因承诺先将“蒋孝琬目录”寄给伯希和，让伯希和大致了解一下内容。

斯坦因返回英国后，向大英博物院东方印本与写本部主任莱昂纳尔·大卫·巴尔奈特（Lionel David Barnett，1871—1960）和翟理斯提出建议，希望能尽早将“蒋孝琬目录”寄给伯希和。因翟理斯本人也热衷于编目工作，也正在参考“蒋孝琬目录”，故迟迟未将“蒋孝琬目录”寄给伯希和。1910年上半年，斯坦因与伯希和多次通信，协商伯希和为英藏敦煌文献编目事。伯希和于1910年4月27日从巴黎写给斯坦因的一封短信中抱怨说，巴尔奈特和翟里斯并没有将“蒋孝琬目录”寄给他{2}。斯坦因收到伯希和来信后，于1910年5月3日给伯希和写了回信，信中说：“还存在一些类似的误会，看上去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像我在1月份访问伦敦时所打算的那样，将蒋师爷的目录纸条给您寄去……至于目录纸条，只要我一收到您的回信，就能拿到它们，并寄送出去。但是我希望，我们现在应该可以指望您很快就来。因此，似乎不值得为了短短几天时间的缘故，就让这些沉重的包裹拖累您。更何况，在转运过程中还存在着丢失的可能性。”{3}显然，此时斯坦因的主要目的是邀请伯希和来伦敦检查敦煌写本原件，觉得已无必要再将蒋孝琬目录寄给伯希和。

就在斯坦因给伯希和写信的同日，即1910年5月3日，巴尔奈特命令翟理斯将“蒋孝琬目录”装入一只包装盒里，从英国伦敦寄给了伯希和。翟理斯给伯希和寄送“蒋孝琬目录”的同时，还给伯希和写了一封法文信，信中说：“（大英博物院）东方（印本与写本）部主任巴尔奈特博士，要求我尽早地将斯坦因博士所获写本的目录卡片转寄给您，它们是由斯坦因博士的小伙计编写的。因此，我把它们单独装在一个盒子里，现在寄给了您。您收到此信的同时，想必也已经收到它们了吧。现在讨论的这些卡片，所包含的写本数目还不到写本总数的一半。不过，在您本人有可能亲自到访大英博物院之前，它们还是完全能够发挥一般的作用的。”{4}

七

伯希和收到翟理斯寄给他的“蒋孝琬目录”后，于1910年5月7日从巴黎给斯坦因写了一封回信。伯希和在信中说，他已翻检了蒋孝琬目录，从中了解到斯坦因搜集品的大致内容{5}。斯坦因收到伯希和的信后，于1910年5月12日给伯希和回信说：“我的师爷为我们从千佛洞获取的汉文搜集品编写了粗略的纸条目录，大约占其总数的1/3多一点。获悉那些纸条目录已足以将具有特殊意义的材料展示给您，又获悉我们可以在编制一份目录方面指望您的宝贵合作，这真让我感到鼓舞。”{6}

1910年6月25日，伯希和离开巴黎，前往伦敦，以检查斯坦因所获敦煌汉文写本。按照常理，已翻阅过“蒋孝琬目录”的伯希和，来伦敦时应该随身携带着“蒋孝琬目录”，以便交还给大英博物院。1910年6月27日至7月13日，伯希和在大英博物院调查斯坦因所获敦煌汉文写本。在鉴定完斯坦因所获敦煌汉文文书之后，伯希和要求斯坦因将全部汉文写本的系统编目工作交给他来完成，他将从1910年10月开始工作。但到1911年2月，伯希和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为他特设的“中亚语言学、历史学和考古学讲座教授”，繁忙的科研教学工作使他的编目工作进展缓慢。

1912年10月2日，伯希和给当时主管斯坦因搜集品的弗洛伦斯·玛丽·格兰·罗里梅尔（Florence Mary Glen Lorimer，1883—1967）写信，要求将一些特指的敦煌汉文写本挑选出来寄给他。罗里梅尔将该信转交给主管汉文写本的翟理斯。1912年10月14日，翟理斯给伯希和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请允许我提及，大约一年以前，我把蒋师爷的简略目录过了一遍，并且标出了一些在我看来特别有趣的东西。我发现，它们包括了您现在指出的所有那些东西。”{1}这段话说明，伯希和归还“蒋孝琬目录”的时间，肯定在1911年10月之前。此后，“蒋孝琬目录”又掌握在了翟理斯的手中。

到了1913年，由于种种原因，伯希和为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编目的工作进展越来越缓慢。1913年6月后，伯希和的态度突然发生变化，在给巴尔奈特等人写信时表示要放弃编目工作。1913年7月31日，伯希和给巴尔奈特写信，正式宣布他放弃为斯坦因写本编目的工作。至此，运抵巴黎的第一批英藏汉文文献尚未全部编完，只编了大约2000余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伯希和应征入伍，出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武官，直到大战结束后才重返法国。所以，伯希和为英国藏敦煌汉文写本编目的计划最后只好全部放弃。

在这种情况下，翟理斯于1919年主动接替了为英藏敦煌汉文文献进行编目的工作。但翟理斯的编目工作也同样缓慢，斯坦因于1921年出版《塞林底亚》前，未能充分利用其编目成果。以致于斯坦因在《塞林底亚》中，念念不忘“蒋孝琬目录”：“关于他（蒋孝琬）的第二项工作（为敦煌汉文写本编目），我只提一个事实，就足以让我现在愈发赞赏蒋师爷获得的成就。这个事实是，自从数千件写本被安全地存放到伦敦之后，已经过去了许多年，而我们却一直未能获得一部完整的目录。在和阗的那几个炎热得让人困倦的星期中，蒋师爷竟能为占总数大约1/3的写本编出一份纸条目录来。” [6]1318

翟理斯接手斯坦因汉文写本的整理编目工作后，首先对对有纪年的写本进行编目。在某种程度上，翟理斯的这种做法是受了“蒋孝琬目录”的影响。翟理斯对有纪年敦煌汉文写本的编目成果，总题为《斯坦因搜集品中有纪年的汉文写本》，于1935—1943年间分6次连载于英国伦敦《东方研究学院学报》（后改名《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学报》）第7—11卷上[7]。斯坦因于1943年去世時，“翟理斯目录”仍未编成。直到1957年，“翟理斯目录”才得以出版。至此，“蒋孝琬目录”的学术价值完全丧失。但从学术史的角度讲，“蒋孝琬目录”至少具有收藏价值。因此，希望英国国家图书馆能善待其原稿，解释其收藏情况。

后记：本文系作者参加“2015敦煌论坛：敦煌与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参会论文，于2015年8月15日在敦煌莫高窟会场宣读。

参考文献：

[1]Lionel Giles.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M].London：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1957.

[2]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G]//商务印书馆（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09-252.

[3]王冀青.英国牛津大学藏斯坦因1907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记整理研究报告[J].敦煌吐鲁番研究，2014（14）：15-54.

[4]王冀青.斯坦因在安西所获敦煌写本之外流过程研究[J].敦煌研究，2015（6）：75-83.

[5]William Frederick Mayers.The Chinese Reader’s Manual：A Handbook of Biographical，Historical， Mythological， and General Literary Reference[M].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4.

[6]Aurel Stein.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Vol. Ⅲ[M].Oxford：Clarendon Press，1921.

[7]Lionel Giles.Dated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Stein Collection[J].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1935（7）：809-836；1936（8）：1-26；1937（9）：1-25，1023-1046；1940（10）：317-344；1943（11）：148-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