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无政府状态”假设

几乎所有西方国际政治理论都是在“无政府状态”这一假设的基础上展开的。新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导致的“安全困境”决定了国际政治的冲突本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发现国际制度的安排可以克服无政府的困境；而建构主义者则从认同的角度赋予了无政府状态新的内涵。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对无政府状态内涵的不同解读，不仅反映了理论的不断进步而且标志着国际政治的实践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关键词]无政府状态；安全困境；国际制度；建构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11-0198-04

夏建平(1970—)，女，湖北孝感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国际政治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理论。(湖北孝感 432000)

对于国际政治研究者来说，“无政府状态”无疑是任何人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关键词。它是西方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假设，被置于国际政治学的中心地位，甚至被称为国际关系的“罗塞塔石碑”[1](P4)。虽然不同学者关于无政府状态的理解不一致，但那种认为无政府就意味着缺少秩序、代表着混乱和纷争的看法遭到了广泛质疑。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大多数学者们的看法是，无政府状态就是表示国际社会缺少国内社会中的具有合法性的政府，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

对于无政府状态在学科中的重要意义，我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秦亚青教授曾经作过精彩论述：“首先是其本体论意义，即无政府状态是国际政治的基本事实。既然是事实，就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也就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特性。只要国际体系存在，无政府性就是这个体系最显著的特征。其次是方法论意义，即无政府性成为国际政治的第一重要假定。既然是假定，就是毋需质疑即可认为属真的东西；既然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假定。因此，几乎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以这个假定开始。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这两个政治学的基本次领域也是以这个基本假定分界的。”[2]

然而，同样是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出发，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三大学派新现实主义学派、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以及建构主义学派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给我们描绘了不同的国际政治图景。

一、新现实主义：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导致了国际政治的冲突本质

从无政府状态的假定出发，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以简约的科学研究方式建立起他的国际政治理论大厦。在其《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通过比较国内和国际政治，华尔兹把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来分析国际政治的本质，他认为国际政治的所有现象都是从这一特征中派生出来的。“国际系统的基本结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3](P120)，因此行为体必然奉行自助的逻辑。

按照新现实主义的解释，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并不仅仅是由国家特性，更主要的是由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特征决定的。“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维护安全，而面对自己的威胁随处可见，每时每刻都注视着这种威胁、集各种手段以应付这种威胁已成为国际生活的基本方式。由于相互关系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因而行为者总是相互猜疑，并且彼此敌视，尽管就其本性而言，它们并不愿意相互猜疑和敌对”[3](P3)。由于在国际体系结构中无政府状态下的不确定是绝对的，是一个常量，这种结构决定了在国家之上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因此，国家始终生活在自助的逻辑和处在不安全的处境中。“在安全困境中，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意味着降低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在无政府状态下，一方聊以自慰的源泉就成为了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因此，一个国家即使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而积聚战争工具，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做出反应的威胁”[3](P3-4)。也就是说，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家无法摆脱“安全困境”。

“安全困境”表明，正是由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任何国家在安全问题上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国家的安全追求必然是在安全关系的互动中进行的。因而，政治家在考虑自身国家安全的同时，总是力图通过建立某种稳定的国际秩序和力量结构来保障安全的实现。在现实主义看来，势力均衡“在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大家庭中，是个必不可少的稳定因素。势力均衡的逻辑经常导致国家间针对共同敌人的结盟与合作”。但是这种合作不是基于信任，而是基于对力量对比的敏锐判断，是各国为自身利益进行的相互利用，是与针对第三方联系在一起的，它反映的是权力的分布和权力的竞争关系。即使在结盟与合作中形成的制度或机制，也是国家以力量分布现状为基础根据自身利益所进行的讨价还价的结果，有限的合作并不能改变国际关系冲突的本质。

所以，在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学者看来，国际无政府状态孕育了各个国家之间的冲突与竞争，即使各国享有共同的利益，它们之间合作的意愿也会受到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制约。无政府状态成为一个横亘在行为体之间的鸿沟，使大家彼此猜疑、防范，沟通与合作异常困难，无政府也似乎成为一个永远无法超越的宿命。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制度克服了无政府状态的困境使国际合作成为可能

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另一重要学派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领军人物罗伯特·基欧汉在《霸权之后》一书里，对战后国际政治经济领域里的合作与纷争的分析也是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开始的，他要论证的是即使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威的自助体系中，各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体也可在霸权国不存在的情况下通过国际制度的安排，建立起有效的合作。

与一般的现实主义简单地只把国际关系视为权力政治的游戏和战争的循环往复不同，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看作是进步的而非循环的，是演化的而非静止的。在他们看来，世界政治不仅不是无政府的“霍布斯丛林”，相反是一片“可培育(耕种)的园地”(cultivable garden)，它既存在战争的状态，但也有和平状态的可能性[4]，通过国内政治制度的改进和完善(自由国家建设)，以及在世界范围内不懈地推广自由民主制度，国际政治生活也会逐步达到自由国家内部社会那样的秩序，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是可以而且应该能够走得出的一个困境[5]。虽然他们并不认为人类政治生活是完美的和谐状态，并且接受纷争与强制曾经是而且一直是国际生活的一部分的事实，但是与现实主义不同的是，新自由主义认为充满利益冲突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合作是可能的，他们坚信，共同的利益会促使个体通过各种途径(制度安排、社会交往、贸易、契约等)来协调彼此之间的利益冲突，国际合作是实现更广泛的人类自由的基本手段。

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国际层次上制度安排的意义，他们从相互依赖的事实出发来阐述无政府的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他们认为，在相互依赖的世界里，虽然没有统一的政府，但由于存在广泛的分工，各个部分作用不同并存在互补利益，每一方都从这种依赖中获益。作为主权实体的国家行为体之间是密切关联的，“如果没有其他行为者的合作，一个行为者不能实现它所需要的目标”，所以，“行为者要实现其目标，就必须考虑其他行为者的选择”，关注其他行为者的预期和观念[1](P165)，这就为合作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背景。

同时，国家既然是自私、理性的行为体，它必然追求以最小的代价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当武力冲突解决问题代价过高以及合作可使双方均有获利前景的时候，就产生了对合作的需求。如果不断重复的合作使“合作的价值大于任何一次背叛的好处”[6](P747)，国家就有可能从长远利益出发，在可预期对方行为的情况下，期待通过合作得到有利的回报。

基欧汉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来解释国际制度如何克服无政府状态下政治性市场失灵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即阻止合作的因素)。他指出，通过创设国际制度有助于克服政治性市场缺陷所导致的合作障碍，能够更有效地形成协调政府之间行为的协议[5](P106-107)。

国际制度的功能，简单地说就是解决政治市场失灵中的困境[5](P104-119)。一方面制度可以提供可靠的信息，增强透明度，减少不确定性，减少合作者对合作伙伴的担心，克服因市场失灵带来的困难，从而使行为体愿意合作，并通过合作获得帕累托最优解。另一方面，国际制度影响到交易成本。当国际制度在某种领域内形成时，可以降低合法谈判的交易成本而增加非法谈判的交易成本，政府可以利用潜在的规模经济的优势，这是因为，一种机制建立后，处理每个追加议题的边际成本相对要低。而且，制度还可提供惩罚功能，对行为体的欺骗行为给予惩罚，使其收益低于成本。因此，国际制度可以大大减少无政府状态下的不确定性，扫除合作的障碍，建立起国际政治经济的初步秩序。

在引进了国际制度这个因素后，国际政治以及人类社会的前景变得不像现实主义者眼中的那样悲观了，无政府状态也不再充满宿命色彩，研究者的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

三、建构主义：无政府状态的性质是由国家的互动实践决定的

虽然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者的研究起点也是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但他们对新现实主义的无政府逻辑提出了根本质疑，他们比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更进一步，大胆地提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7]，他们指出，“无政府状态并不像现实主义所描述的那样本身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的共有观念结构”[8](P41)。从无政府状态演绎出来的并非只有一种逻辑，而是存在多种逻辑，自助和权力政治只是其中的一种。自助和权力政治虽然在国际体系中不断表现出来，但它不是无政府状态的必然结果，也不是其内在的构成特性，而是行动者在互动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没有国家的实践活动，就没有国际结构，也就没有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因此，从无政府状态不能推导出自助和权力政治的体系特性。无政府状态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国家的互动实践创造了其丰富的内容。

温特为我们刻画了三种类型的无政府状态，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不同的文化分别对应不同的逻辑和内容。霍布斯无政府状态的逻辑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它的核心内容是彼此之间的敌意。这种体系是真正的自助体系，行为体的最高原则是保全生命，生存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国家之间的安全是一种高度竞争的零和游戏。洛克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生存和允许生存，其主要内容是在彼此承认主权前提下的竞争。这种体系虽然并不排除使用暴力解决争端，但界定了国家相互使用暴力的条件和程度，即使是爆发战争，竞争对手也会限制自己的行为，不以消灭对方为目的。康德无政府状态的逻辑是非暴力和互助，其核心内容是友谊。这种体系虽然不能保证不发生冲突，但是，一旦发生冲突，彼此会以谈判、仲裁或诉诸法律等方式解决，战争不再被认为是解决冲突的合法手段。

很明显，在建构主义学者的眼中，国际政治体系的性质已经从自助转变成了他助，无政府状态已经跳出了自我循环的怪圈，开始具有了能动的性质。导致这种转变的原因就是长期被主流研究者们所忽视的国家互动实践以及在实践中形成的身份与共有观念。

(一)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取决于行为者在实践中形成的身份

身份不同，体系的特性也不一样。如果体系的成员之间彼此视对方为敌人，那么，行为体自身的生存和安全就会成为最重要的问题，只能依靠自身的力量保护自己，这种情形下，无政府状态才表现为自助的性质；但是如果行为体互相视对方为朋友，那么它们就不会担心对方对自己的安全造成威胁，反而会形成一种安全共同体，这种情形下的体系就表现为助他和他助性质。所以行动者(国家)的安全取决于行动者的角色身份。安全是一种关系，好的邻居并不一定需要好的篱笆，国家要抗衡的是威胁，而不是权力，如果他国与自己的安全利益一致，那就不会视他国为军事威胁[8](P135)，现实主义的物质力量不能说明国家间的安全程度。“国家对待敌人的行动与它对待朋友的行动是不一样的，因为敌人是一种威胁，而朋友不是”，权力的分配总是会影响国家的计算，但如何计算则取决于知识分配基础上的主体间性的理解和预期[7]。因此，国家的安全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而是主体间性的，只有在确定了国家间的身份后，我们才能理解安全的意义。

不管是哪种身份，都是国家通过实践在互动中建构起来的。假定自我和他者是两个行为体，以前不存在互动的经历，如果第一次相遇，双方的反应取决于对对方意图的理解。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威胁性的，也被自我理解为威胁，威胁感就会产生；如果自我也相应地采取一种针对他者的威胁行为，那么行为体通过不断地再现他者和自我的威胁感，就会形成安全困境，并不断地加以强化。但是，如果他者发出的信号是友好的，自我经过认知的加工过程也把这种信号理解为友好，那么双方对彼此关系的定义就是友好的，而不是敌意。这样，第一次相遇并不一定造就安全困境，他者和自我通过互动，完成了一次身份的社会建构过程。

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行为体的通过互动建构的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无政府体系是冲突性质还是合作性质。霍布斯体系中行为体相互敌对的身份使得合作毫无可能；而洛克体系中行为体的竞争对手身份使各国摆脱了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竞争与合作构成了这种体系的特征；而基于朋友身份的康德体系则使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超越了竞争与合作，不仅不以对方为敌，而且将对方的利益内化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合作观念。

(二)行为体之间的共有观念决定了无政府体系的内容

共有观念是由行为体在实践中共同建构起来的，是个体之间共同的和相互关联的纽带，具有主体间性意义。共有观念涉及行为体相互之间关于对方理性程度、战略、偏好、信念以及外部世界状态的认知，它的各种表现形式，如规范、规则等，从分析的角度看，都是中性的，既可以导致冲突，也可以导致合作[8](P321)。共有观念可以告诉国家发动战争是邪恶的，也可以告诉国家发动战争是光荣的。因此，无政府状态的性质决定于共有观念的性质，不同的主体间性意义造就了不同的体系特征。自助并不是无政府状态的逻辑特性，而只是国家通过互动建构起来的观念结构之中的一种。

“无政府状态是一个空的容器，没有内在的意义。使无政府状态产生意义的是居于其中的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结构”[8](P383)。由于互动的内容和方式的差异，共有观念可以是冲突性质的霍布斯文化，也可以是合作性质的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霍布斯文化里，权力政治和自助不仅仅像在自然界那样属于行为规律，而且也是对“怎样行事”的共有悟知。这样一来，杀戮就成为战争：战争成了一种制度[8](P337)。而基于朋友角色的康德文化则使行为体培育出朋友关系的身份和认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模式超越了竞争与合作，不仅不以对方为敌，而且将对方的利益内化为共同体的利益，暴力让位于合作、和平代替战争成为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念，而且，这种共有观念越是得以内化，就越会起到作用，它所建构的结构就会越厚重[8](P323)。

正是身份与共有观念的逻辑而不是权力的逻辑对无政府状态提供了更好的解释。国家陷于到冲突之中还是开展广泛的合作都是它们自己社会实践的结果。所以，国家之间并不总是陷入安全困境之中，而有可能建立起安全共同体。行为者的互动过程不断地再生产出主体间性的文化，形成不同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从而赋予无政府状态以不同的性质和内容，现实主义所刻画的无政府的安全困境也就有了超越之道，行为者完全可以通过良性的互动建构起一种稳定的、和平的合作关系。

四、结论

从以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以及建构主义对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内容与性质的不同解读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方面，从权力的均衡到国际制度的建立再到共有观念的建构，学者们找到的这些克服无政府状态的办法中，不断地突出了行为体相对于体系结构的能动性，这反映了国际政治理论方面的进步；另一方面，从国际政治的实践来看，国家之间通过广泛而深入的互动来超越无政府状态的困境，建立一种稳定的、合作的安全共同体已经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

[参考文献]

[1](美)大卫·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M].肖欢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2]秦亚青.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J].美国研究，2001，(2).[3](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苏长和.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7).[5](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M].苏长和，信强，何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6]He-len Milner.International Theories of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trengths andWeakness[J].World Politics，1992，(44).[7]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the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J].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992，46(2).[8](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莉 茹】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