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理性主义视阈中的“历史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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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理性主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种理论范式,其理性的政治原则和“完全和解”的政治秩序立场成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重要方法论。政治理性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弊病,使福山政治哲学沉沦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困境而受到多方指摘。马克思由政治经济学方法现实又逻辑地推断出来的“世界历史”观必然扬弃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最终真正地形成对福山政治哲学方法论的批判。

关键词:福山;历史终结论;政治理性主义;现代性;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B15;D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9)06—0062—07

收稿日期:2009-04一1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度青年基金项目“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方法论研究"(07JC720015)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罗秋立(1970--),男,广东饶平人,韩山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哲学博士。

引言

政治理性主义就是把政治理念建立在理性原则的基础上,并认为主要的政治问题最终都能得到解决,人类社会也将由“政治社会”走向“普世社会”的政治哲学。学界对政治理性主义着重从理论层面上进行探讨,但也出现对其实践层面即对现实政治的影响研究的趋势。英国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对政治理性主义作了专门的研究,认为所有当代的政治包括英美的政治主要是理性主义的。美国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政治理性主义的概念,但他在论述“现代性的三次浪潮”时实际上触及了这一论题。他认为现代性第二次浪潮的核心论题是理性原则和完全和解的政治秩序,因而它从属于政治理性主义的范畴。在施特劳斯看来,政治理性主义的主要问题是“现代性”,它最终必然走向“虚无主义”。韦伯的历史社会学认为,政治理性主义的政治价值与国家自身的政治诉求难以兼容,由于其现代形而上学性已经失去其政治的正当性,因而必须发展一种所谓与价值无涉的历史社会学,以发挥“大政治”的作用。国内学者张汝伦认为政治理性主义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政治,近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当代的政治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感染了政治理性主义。邓正来在研究哈耶克的政治哲学时认为,哈耶克因承继康德道德哲学而在其理论中存有着一种理性主义的因素。李泽厚先生也早就断言波普尔政治哲学中的“批判理性主义”是对康德理性主义政治思想的回响。刘小枫、甘阳等人是把当代政治理性主义看作是施特劳斯的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和施米特政治存在论的对立面来探讨的。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学者石元康先生对黑格尔、罗尔斯等人的政治理性主义思想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把它和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考察。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把政治理性主义理念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研究。这些都是在实践层面上展开对政治理性主义的研究。总体而言,学界大都是在研究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和现代性问题时论及政治理性主义这一主题的。我们认为,而一些所谓“后现代”政治哲学如柯耶夫、福山等人的理论也属于政治理性主义的范畴。本文试图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理论视阈和方法论进行研究,指出它的政治理性主义特质和理论症结,并运用马克思哲学对之进行批判。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断言自由民主社会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归宿,它的谬误与症结一般被归结为其顽固的自由主义倾向与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因之受到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强烈指责。我们认为,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弊病必须放在西方政治理性主义理论范式中才能得到揭示,因为它是西方政治理性主义浪潮的一种典型形式与逻辑结果。施米特、德里达等人的政治存在论、后现代哲学对政治哲学理性主义形成了对抗,甚至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形成了直接的批判,但是,他们没有抓住政治哲学理性主义的实质问题——现代性,甚至他们是在现代性的视野内或其理论主旨与现代性存在内在的逻辑关联的背景下讨论问题的。这使得他们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指摘缺乏说服力。我们认为,马克思哲学不是现代的,而是当代的(后现代的)哲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建立在现实的历史基础上的,因而它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彻底的;由政治经济学方法逻辑地并现实地推断出来的“世界历史”必然最终扬弃福山筹划的“历史终结”。

一、西方政治理性主义的逻辑进程与理论主旨

施特劳斯在其《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中提出现代政治哲学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基于自利或自我保存的情感,而掀起的一次全面拒斥西方古典思想传统的浪潮;第二次浪潮是基于理性意志自由原则之上的政治策略,它由卢梭发起,而在德国思想家特别是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者中所形成的一种历史主义传统;第三次浪潮是由尼采和海德格尔掀起的对现代性进行大规模批判而最终导致虚无主义的浪潮。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政治哲学的第二次浪潮是把政治理念建立在理性(自由意志)原则的基础上的,这种政治哲学实质上就是从近代延续到当代的政治理性主义思想;它由卢梭发起,经由德国古典哲学的推波助澜,在当代并没有由于受到尼采与海德格尔的批判而受挫,反而成了西方的主流政治哲学思想。当代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波普尔、哈耶克以及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都从属于这一哲学思潮,但它并不局限于自由主义哲学,科耶夫、德里达和德勒兹等人的所谓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主旨也延续了这一哲学传统的核心问题。

施特劳斯在谈到西方的历史主义传统时,认为历史主义的理论主旨是建立在“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一教条主义的前提之上的,它认定“人类历史乃是一个有意义的进程,或者说是由人类理智所能了解的必然性所主宰的进程”。施特劳斯这里提到的“历史主义”与后来西方政治哲学所提到的历史主义在内涵上是有差别的,他所说的历史主义严格意义上就是今天所说的西方政治理性主义传统。西方的政治理性主义我们可以借助英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的观点来理解。欧克肖特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一书中指出:理性主义的政治是完美的政治和一式的政治(the polities of uniformity)。这种政治认为“任何问题的‘理性’解决,在其本质上都是完美的解决”。理性主义者相信他们的计划是最好的,可以作为普适的标准而放之于四海,因而是所谓“一式的政治”。概而言之,理性主义者相信人类可以用理性来控制、设计、监视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社会制度、社会学规律是人们的行动和决策的结果,人类历史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类理性实现自身的历史。这种观点必然导致政治和社会的乌托邦。

西方政治理性主义肇始于卢梭。卢梭反对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早期的天赋权利论,认为政治共同体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并不能建立在自利或自我保存的基础上。在他看来,任何对于天赋权利的诉求都掩盖了一个已经社会化了的、人为的处境。由于这种社

会化处境,无论我如何直接地、真切地感到某种东西是属于我的,无论它在我看来是何等地具有切身的重要性,我都无法确保这种东西是我自己的、是真正地代表了我。因此,政治问题解决的基础并不是基于自利的策略,而是基于相互承认一种共同具有的值得普遍尊重的能力:如果我们认识到我的任何行为都预设了所有其他行为者也有相似的能力,而他人的行为对我而言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那么就会给予他人行为以尊重。这样,一个自治的而非统治性的政治秩序就有可能实现。从卢梭开始,这种政治哲学的原则就被表达为理性或意志自由。

卢梭所建构的政治理性主义在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那里得到了系统而完整的表达。鲍桑葵曾指出:“康德、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全部政治哲学实际上就是建立在把自由作为人的实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的,而首先提出这个观念的是卢梭。”受卢梭的影响,康德彻底颠覆了自然法,将自然法贬低为只能决定人的情绪欲望的外在必然性领域,而绝不能决定人的自由意志。人的最本质特征就是“理性的存在物”,具有自由意志。康德说,具有自由意志的人会给自己“立法”,因此政治生活中的权利、法律、正义等“法权”完全是从“自由”观念抽出来的。他说,法权的一般原理是“能够使一个人的意志选择的自由与任何人的自由同时并存”,这显然是在先验的理性原理的基础上重新表达卢梭的“自由”概念。他进一步发挥道,有自由的人必然首先选择一种“有法”而不是“无法”(lawless)的状态;历史的发展过程只不过是世界公民的永恒的普遍理性自我实现的过程。凭借理性的理念及其逻辑,康德断言,历史的未来前景最终指向“永久和平”。康德的这一观点后来为黑格尔所大力发挥,即认为历史过程只不过是理性显露出具有动力的意志的过程,人类自身善的实现可以诉诸人类的理性。政治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被黑格尔在哲学意义上表达为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对峙,所以,黑格尔的著名的主奴辩证法,被他用来解决西方政治学的难题。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表达了这一观点:“自由的概念和自由的最初纯粹直接的意识之间的辩证法,就引起了承认的斗争和主奴的关系……自由的理念只有作为国家才是真实的。”黑格尔运用精神的范畴确认主奴的相互承认具有对称性,克服了主奴关系的二元对立。他通过扩展所有人相互承认的范围,以发生学的阐述方式(亚里士多德式的)来对现代国家进行演绎(康德式的),最终通过世袭的君主政体来取消政治社会,实现了历史的终结和“永久和平”。

按照施特劳斯的观点,政治理性主义传统由于其固有的历史主义性质及其暴露出来的“虚无主义”,在经历两次危机之后必然自我瓦解,西方政治哲学的基本路向必然转向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不过,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路向并非施特劳斯所愿,我们看到,当代西方主流政治哲学并没有废止政治理性主义之意,反而,有对它推进甚至发扬光大之势。一方面是波普尔、罗尔斯对康德政治哲学的推崇与继承,另一方面是柯耶夫(Kojeve)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复归。

波普尔所谓的“批判理性主义”显然响应着康德的呼喊。波普尔虽然坚决反对历史主义与政治社会的乌托邦立场,但他明确表示他站在理性主义一边。他说,政治的理性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态度:“为寻求一种尽可能多地解决问题的方法,要诉诸理性,即清晰的思想和经验,而不是情感和激情。”我们注意到,哈耶克政治哲学中的“自生自发秩序”与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反对社会发展的唯理智论和“非理性主义”观点,但对理性又没有丝毫贬斥之意,因而,两者的政治哲学一般被归结为康德哲学的理性主义立场。邓正来先生就曾指出:哈耶克因承继康德道德哲学而在其理论中存有一种理性主义的因素,而欧克肖特在《政治中的理性主义》中极为精准地把握住了哈耶克政治哲学中的理性主义特性。罗尔斯明确声明他要进一步把康德的政治哲学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抽象水平。他试图通过“无知之幕”和“原初状态”来克服康德所说的自由人在自由选择时所产生的困境,即自由人有何理据自由地选择为善而不是选择作恶。罗尔斯认为通过他的“原初状态”过滤掉一切历史的、宗教的、族群的甚至性别的各种偶然性因素之后,自由人就必定选择他所谓的“正义的两个原则”,从而解决了康德未能解决的问题。

柯耶夫的政治哲学可以说是照搬了黑格尔的逻辑。他从黑格尔揭示的“主奴辩证法”人手,深刻地指出现代社会的基本动力或逻辑是“争取承认的斗争”,亦即今天甚为流行的所谓“承认的政治”。确切地说,现代政治社会的内在逻辑或道德正当性在于“奴隶”——一切被压迫被奴役的人(包括性别、种族、阶级、民族)——争取自我解放、争取被“承认”为平等自由者的历史,这一历史最终指向柯耶夫所谓“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福山说:“黑格尔的伟大诠释者亚历山大·柯耶夫在他20世纪的著作中,用普遍的、平等的认可取代了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并因此坚定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因为他所称的‘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认可这个问题。”柯耶夫对黑格尔理性意志论的推崇与鼓吹,使政治理性主义的浪潮在另一理论层面上得以推进。黑格尔一柯耶夫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例如“欲望及其满足”的问题,“承认的政治”、“世界一体化国家”,以及由此导致的所谓“历史的终结”、“哲学的终结”以及“人的终结”等等,已经成为80年代以后西方主流自由主义和后现代哲学关注的基本问题。

当代政治理性主义浪潮不管是康德式的还是黑格尔式的,它的理论主旨并没有任何质的区别:一方面是人类政治生活的理性原则或主体性原则,另一方面是政治社会的取消而导致的“历史的终结”。

二、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政治理性主义立场与方法

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其实是用通俗的当代流行语言重新包装了柯耶夫,他继承了黑格尔一柯耶夫的问题逻辑,用“历史终结论”来重述柯耶夫的“全球性普世一体化国家”(the universal and homo—geneous state)。总体上看,“历史终结论”在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上严格地贯彻了政治理性主义的内在逻辑:即政治的理性原则与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

首先,福山认为正是黑格尔一柯耶夫的政治理性主义逻辑使他的政治哲学区别于“现代自由主义”。柏拉图的《理想国》指出人的灵魂由欲望、理性和“精神”(即获得认可的欲望)三部分构成。他认为,“现代自由主义”的致命缺陷就是它只从人的灵魂前两个部分即欲望和理性的结合去解释历史和理解民主自由社会,忽略了“精神”(获得认可的欲望)这一条解释历史不可或缺的纽带,所以它虽然成功地解释了经济生活,却错误地理解了自由社会。他说,从英美等国家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获得认可的欲望不得不让位于已萌发的自尊——有理性组合的欲望,特别是肉体的自我保护的欲望。”运用理性与欲望相结合的

方法来解释历史,最终只能导致对自由社会的曲解。霍布斯、洛克及美国国父杰斐逊等人都认为,自由社会是拥有某些自然权利的个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契约,而人的自然权利一般被理解为私人财产权。因此,自由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保护人们可以丰富自己并满足其灵魂中欲望部分的私人领域的手段。为此,福山指责道:“霍布斯或者洛克的自由主义也无法解释为什么社会的最好的人应该选择公共服务从政,而不应该沉湎于赚钱这种自私自利的生活。”人们真正想满足的并不是丰富的物质,而是“精神”的认可。他认为,如果按照现代自由主义这种解释,那么,历史永远没有终结,自由民主制度不可能也没必要出现。因为,假若人们只有欲望和理性,只停留在物质财富的满足上,那么人们就会满足于生活在佛朗哥当政的西班牙、军人统治下的韩国或巴西等市场导向的专制主义国家。“欲望与理性的结合,完全可以说清楚工业化进程甚至大部分的经济生活,但却不能解释为自由民主而进行的奋斗。”由于现代自由主义的缺陷,福山试图重新建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理论,而这种理论就是建立在黑格尔的“获得认可的斗争”这一理性意志论基础上。

其次,“历史终结论”是对政治社会的取消,实质上是假定根本性的政治问题能够得到最终的解决。面对国际政治生活的重大冲突,西方不同的思想家从不同的立场上进行了论述。马克思把世界政治冲突归结为不同经济利益集团的冲突,而亨廷顿把这种冲突归结为“文明的冲突”。福山却站在政治理性主义的立场上宣告了“历史的终结”,否认国际之间的冲突与斗争是当前国际政治生活的主题,而是把这种冲突和斗争看成是历史走向终结的一个过渡环节,是“获得认可的欲望”在走向普遍且平等的认可前,表现出来的一种“非理性形式”。

福山认为,当前的历史之所以还没有终结,主要是因为人们获得认可的欲望还处于非理性状态之中,这主要体现为宗教和民族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在他看来,宗教文化和民族主义要求获得认可的形式是建立在社会之间的主观歧视和不平等之上,相对于自由民主国家的普遍认可就显得不那么合理。因为,宗教信奉者只是渴望自己的神灵和祈祷得到认可,而“一个民族主义国家,即一个仅承认某个民族或种族成员为公民的国家,就是一种非理性的认可”。福山认为,宗教和民族主义在民主自由制度产生之前曾经是人们获得认可的两种载体,可是,由于它们的“非理性”形式,竟然成为数百年来政治斗争和当代最剧烈冲突的源泉,成为自由民主制度建立的障碍。福山断言,自由民主制度的出现宣告了“历史的终结”,因为,“自由民主制度用一种获得平等认可的理性欲望取代了那种希望获得别人更伟大的认可的非理性欲望”,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认可的问题。在福山看来,无论黑格尔将“历史的终结”定位于法国大革命还是定位于基督教之下的普鲁士王国,这都是错误的。因为,法国大革命对人类平等追求所带来的现代民主制度,在尼采看来,不是把奴隶解放成为自己的主人,而是让奴隶和一种奴隶道德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而基督教也是奴隶的意识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会暴露出其非理性和自我矛盾的性质。两者最终都不能摆脱主人和奴隶这种对立的关系。所以,只有用普遍的、平等的认可取代了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即“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的出现,才能坚定地宣告历史已经终结。而他认为,这样的国家实际上已经出现,就是战后的美国和欧共体成员国。

三、政治理性主义的弊病与“历史终结论”方法论批判

政治理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当代西方主流的政治哲学思潮,在英美等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很有影响力。欧克肖特指出:“所有当代政治都深深感染了理性主义……理性主义不再只是政治上的一种风格,它已成了一切应受尊重的政治的风格标准。”。不过,政治理性主义的谬误与虚弱也逐渐暴露出来,受到学界的多方指摘,其政治实践的影响力也有走下坡路之势。一般认为,政治理性主义的理论症结就是它的现代性,具体体现为它的两个特性,即理性的政治原则和“完全和解”的政治秩序。这一理论弊病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中展露无遗。

对“历史终结论”进行直面批判的首先是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里达指证了“历史终结论”中的理性原则与逻辑的混乱,他写道:福山把西方政治思想家的欲望理论不分青红皂白地通过黑格尔哲学而贯穿起来,并把欲望的辩证法“描述为柏拉图thymos(欲望)理论的继续,这一理论一直传递到黑格尔,而且是被与他不同的、经由马基雅弗里、霍布斯和洛克等人所传承的那一种传统传递给他的”。在德里达看来,福山把黑格尔的“获得认可的欲望”这一理性的政治原则追溯到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这是错误的。福山认为,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为欲望、理性和“精神”三部分构成,而第三部分“精神”类似于黑格尔的“获得认可的欲望”。实质上,这是福山的牵强附会或故意误解。德里达对福山的这一指摘是正确的。因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是把人的灵魂分为理智、激情与欲望三个部分,其中,“激情”是“我们藉以发怒的那个东西”,已证明它是不同于欲望的另一种东西”,显然,它确实是与“获得认可的欲望”有区别的概念。德里达的观点在施特劳斯那里得到印证,即黑格尔的政治理性主义不能与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以及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的自然权利论相混同。因为,在施特劳斯看来,一方面,对政治理性主义的最好批判就是回归到“苏格拉底一柏拉图路向的政治哲学”;另一方面,黑格尔的政治理性主义肇始于卢梭,是基于理性原则的“现代性第二次浪潮”对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基于自利原则的“现代性第一次浪潮的批判”。

德里达对“历史终结论”的和解的普世社会——自由民主制度进行了鞭挞,他以讽刺的口吻道:“福山镇静地、高深莫测地而且是以一种既恰如其分又鲁莽轻率的样式”声称“人类之连续和有目的的历史”将最终使“人类中的大部分”走向“自由民主制度”。在德里达看来,福山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问题、取消政治社会的做法是不可思议的,他认为福山这种做法是“一种人为造作的产物,一种象征性的蒙太奇”。德里达指责道,福山不顾资本主义自由世界“满目皆是黑暗、威胁与被威胁”这样的历史事实,竟然非常明确地确定“历史的终结”来临的日期,妄称历史的终极目的——自由民主制度——恰恰就在我们生活的年代里。显然,福山是运用了“‘福音’的唯灵论语言”。

福山企图重蹈黑格尔的路线,在理性原则的基础上来达到“历史的终结”和“永久和平”的愿望,这是不能成功的。施特劳斯从古典政治哲学的立场明确指出,和解的政治是不可能存在的,他最终必然导致历史的虚无主义,这也是政治理性主义现代性的最终本质。有意思的是,德国政治哲学家施米特在存在论的立场上深刻地论证了政治冲突与斗争的永恒性,因而宣告了“永久和平”的虚幻性。

在《政治的概念》中,施米特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

主义关于国家已经死亡或最终将要消亡的宣称提出了批判,认为这种消除政治社会的“历史终结论”是企图从人类生活中消除“崇高的政治”。在他看来,政治从来就关涉人类存在的处境,政治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他指出:“斗争一词也必须在其固有生存意义上理解……人类的整个生活就是一场斗争,每个人在象征意义上均是一名战士。”他把“政治”首先理解为人类之间的自然冲突(与国家的敌人的斗争),如果忘记了这一政治的人类学事实,国家或政治的含义就消失了。他认为,“政治”的本质特征就是“划分敌友”,人类生活中的生死对抗是政治现象的本源,国家形态是为这一政治事实而存在的。他宣称:当今世界不再是帝国式的大一统格局,而是由诸多民族国家构成的多元的伦理和政治实体,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生存斗争是现代的政治现实。由此,政治理性主义包括福山在当代所宣扬的“和谐的社会秩序”、“普世社会”以及“全球一体化”的设想在施米特的政治存在论看来都与政治的事情不相干。施米特明确声称:“在一个彻底消除了战争可能性的世界上,在一个完全实现了和平的世界上,将不会存在敌一友的划分,因而政治也将不复存在。”

可见,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在理论上已经迈不过政治理性主义逻辑这道门槛了。当同时代的亨廷顿对世界政治作出“文明的冲突”的决断,以及在国际政治冲突与争端不断的事实面前,福山断言历史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抱负已经不再有什么底气。

四、政治理性主义的现代形而上学根基与“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企图借助黑格尔哲学的名义对政治理性主义进行重构,把西方的强权政治与意识形态强加给世界政治秩序与关系。对它所暴露的理论错误,西方学者主要从其理性原则和历史决定论这两个缺陷来展开批判。但是我们认为,“历史终结论”所凸现的理论弊病主要不是其理性原则,也不是其历史决定论,而是其政治理性主义逻辑的哲学根基——现代形而上学性。

现代形而上学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肇始于笛卡尔哲学。黑格尔断言,笛卡尔是现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哲学的出现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作为一种反思哲学,它把给定的事物纳入到一般的原则之下,因而任何事物只能停留在主观幻想的抽象层面上。海德格尔曾经把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把握为“意识的内在性”,认为它把“我思”、“纯粹活动”、“自我活动”的意识内在性贯穿到一切领域中,以其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本质,使之能够成为夷平一切差别、剪灭各种内容和质的力量,从而把真理和本质性领会在一个概念的、逻辑的、反思的世界中。

西方学者在批判政治理性主义过程中,虽然看到了政治理性主义中的理性原则和和谐政治秩序的弊病,但由于没有抓住它的现代形而上学性这一点,因而他们的批判是不彻底的,甚至自身最终也陷入了现代形而上学的窠臼。施米特站在政治存在论的立场上展开对和谐政治秩序的批判没多久就滑向“政治的神学”,这可以说是他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投降,难怪施特劳斯称“施米特是在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界上担当了对自由主义的批判”。韦伯可谓独具慧眼,他指出:“历史学派”的观点是建立在“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一教条主义的前提之上的,这等于贸然假定存在着推动历史行动者的神秘而不可解的力量,因而是形而上学的。但是,韦伯用来取代“大政治”的历史社会学却不得不诉诸世俗化的普遍理性原则,这种“非道德的社会观”不但没有超出现代形而上学的视阈,而且在施特劳斯看来会导致政治社会的“虚无主义”。施特劳斯可以说是对政治理性主义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他指出政治理性主义的核心问题是现代性,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他却只是把现代性理解为理性原则和历史决定论,没有揭示现代性的哲学根基是现代形而上学,因而也就错误地把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也定性为政治理性主义,把它归人现代性的第二次浪潮之中。

马克思哲学不是现代的,而是当代的(更严格意义上的后现代哲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但执行着对资本的批判,而且执行着对现代性的批判。马克思政治哲学与政治理性主义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从马克思政治哲学观点看来,政治理性主义的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并不是理性原则问题或历史决定论问题,而在于它的现代形而上学的哲学根基。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坚持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反对历史观上的不可知论,在这一点上,政治理性主义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与政治秩序的理性立场马克思哲学并不反对,它反对的是现代形而上学及其历史观上的理性“唯灵论”。马克思指出现代形而上学主要体现在现代意识形态中,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此作了深刻的描述:它颠倒了意识与存在、思想与现实的关系,把观念、思想、概念看成是独立性、实体性的东西,这些“纯粹的”意识不但成为统治着现存世界的,而且成为一切政治意识、法律意识、道德意识甚至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基础。马克思从哲学根基上揭示了社会的现实历史性,从而对理性主义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性构成了致命的威胁。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等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完成了对现代形而上学建制的颠覆与瓦解。

福山“历史终结论”凸现了政治理性主义现代形而上学建制的抽象性、先验性和非现实性。福山如出一辙地执行了黑格尔的路线来解释历史,他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就是从“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福山把西方政治和经济的成功看成是人类非理性“精神”的一种外化,把国际政治斗争与冲突当作是人类“精神”斗争的表现形式,于是,他把历史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看作是“精神”实现自身就不难理解了。由此看来,《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是在重新书写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于这种完全不顾现实而对历史进行先验演绎的现代形而上学路径,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作过批判,他说:“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由于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马克思政治哲学运用新哲学原则为人的主体性和历史决定论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从而宣告了囿于政治理性主义情结的“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我们看到,对马克思来说,一切历史冲突的产生不是根源于所谓“获得认可的斗争”,而是“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历史的终结”阶段不可能是自由民主社会,未来历史的发展方向是“世界历史”和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并不是什么“精神”实现自身的社会状态,相反,“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我们看到,福山在“历史终结”时所设定的“最后之人”纯粹是一种虚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它“已经不是人类了”。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所设定的“自由而自觉活动的人”却是“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福山政治哲学的现代形而上学性决定了他的“历史终结论”“距离现实太遥远,它不能对后冷战世界作有用的指导”,从而失去了它全部的理论意义,现代形而上学使福山的政治哲学走进了死胡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对西方政治哲学以各种唯灵论面目出现的“历史终结论”的祛魅与终结。

参考文献:

[1]Leo Strauss,“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M]//Hi—lall Gildin,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T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