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石斋藏宋元地券书法初探
时间：2021-02-06 07:55:3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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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券，亦称地契、圹记、墓记、墓契等，是我国古代丧葬中墓主人于阴间对墓地拥有权限的契约、合同，类于生人的土地使用证，一般在“斩草破土”［1］时埋入墓中，通常置于墓室，或放于通道或近墓门的地方。地券由两汉土地私有买卖的契约衍化而来，后历代均有出土［2］。地券文多以“维黄”或“维”字开头。由于“多出自民间的术士之手，文字水平不高，虽有底文可据，但一经写出，常常词不达意”［3］。文辞随意性较大，表述往往欠规范，内容包括：亡人生前的居住地、年龄；亡人生卒、立券时间以及缔约方权利与义务生效的时间；占卜墓地和下葬时日；花钱从神灵和生人中购买土地；购买土地后亡人接受土地、财物和地券；死后不受神灵的限制；造墓者、地券书写者和死者后代的名字以及告知神灵、取信神灵、祭祀神灵所采用的方式等，除所涉文字之外，通常还附有道教符。由于立约方涉及鬼神，所标方位权限和钱财数目多为虚拟，如“其地东震西允南离北坎各系亡人守占”、“其地来山去水，坐辛作辰，东止甲乙，南止丙丁，西止庚辛，北至壬癸，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四止之内并将安放亡者”；“用钱财九千九百九十九贯”之类。钱财数目虽是虚设，但都有具体的数字，以“九”最为常用，这很可能和“九”这个数字本身的特性有关，因为中国传统中“九”代表着光明，可以去除阴间的黑暗”。［4］书刻地券的目的大致在于求亡人灵魂在神灵的召唤下去往彼岸、求保墓葬及其周围环境的安宁、求契约的履行、福荫子孙等。为确保契约的贯彻执行，常将道教张坚固、李定度等神祗作为保人，地券结尾处往往有类似宗教律令的“急急如律令”等固定辞令。
百石斋所藏宋元地券尤为集中，概从宋崇宁元年（1102）至大元至正四年（1344）均有收藏，前后跨二百四十余年；数量之众达百二十余；地域分布广泛，也颇为难得；内容涉及宋元历史地理、行政制度、社会经济、宗教信仰、丧葬制度等，其书法艺术亦尤为出色。
宋代地券的材质有石质、砖质、铁质、木质等，以石质、砖质为多，百石斋所藏地券均为石质，有方形、碑形和八棱柱形。部分地券带有券额题头，字体多用楷书，近颜柳意者居多，亦有仿北魏墓志风格的。《嘉泰稽年地券》和《朱故居士地券》等少数地券是以隶书题额的，不过明显是唐人写隶书方法的延续，有意思的是特意强化隶书“雁尾”的特征，波磔十分夸张，意态飞动，装饰意味较浓。刻意夸张“雁尾”，概为殊乏隶法突出“雁尾”以乞隶意耳。以篆书题额的如《刘氏孺人地契》，篆法叠曲奇拙，具有鸟虫书的装饰意味，又带有隶书的体式，楷书的笔法也不可掩饰的时有显现，此券的篆书题额，近于道符，具有诡异的色彩。宋元地券以篆书题额的相对较少，大部分以小篆为基，但少秦人古意。还有篆隶杂糅的题额，如《胡氏券记》，“券”字上部全为隶书写法，捺笔略近楷书，“刀”部拟篆书意；“铭”字以隶书笔意写篆书之体，横画则明显是楷书的写法，“名”部全取方折，亦隶亦楷，下面的“口”部少刻一短横，不知是疏忽所致还是识字水平所限，但奇趣横生，同时也反映出宋代篆隶的书写状况。大部分券额的笔画都刻制完整，有些仅刻点画轮廓，如《黄氏孺人墓志》、《刘氏券记》等。
百石斋藏宋元地券多数不带界格，但大都字距、行距分明，平和端庄。《先君墓记》、《西归道姑邱氏地券》等少数地券竖成行横无列，字距密集，行距疏朗，疏密对比鲜明。部分地券带有竖向界格，如《廖氏太君墓记》和《甘十一郎地券》，有字距疏密之别，密者紧凑、疏者清旷。还有横竖均有界格的，如《黄故八七承事墓记》、《元故曾公九二承式圹记》等，这类地券书刻相对规范，虽有界格的限制，但丝毫不影响单字的体势变化和字间顾盼关系的营造，反而比不带界格的地券更为生动多姿。
据高朋《人神之契：宋代买地券研究》所述：“买地券主要有三种书写方式：一种是从左向右或从右向左竖书；一种是单行正书双行反书；还有一种是依据地券的形状来螺旋书写”［5］，并且认为后两种特殊的书写方式，“主要是为了照顾神明特殊的阅读习惯”［6］，人们认为“神明虽然可以读汉字，但他们会按不同的顺序来读，因为‘阴间诸事，均按另一种方式运行’”［7］。但后面两种书写方式在百石斋藏地券中并不存在，仅有前一种情况，且以从右向左竖写最为常见，只有《黄氏地券》和《宋故江夏黄府君券》等少数从左向右竖写。值得注意的是《先君姑钟墓记》的纪年刊于最后单独成行，如同书法作品的落款，款式安排尤为讲究，更为惊奇的是在款识部分还署上了刊刻人的名字，殊不多见，因为书写地券被认为是一件没有功德的事情，这和当时署款的兴起不无关系。
书刻地券的目的在于传之久远，以保证契约的长期效用，同时也有敬畏亡灵、流传千古的一面，因此书刻都比较规范认真。券石也应该是经过一定选择的，石质一般比较细腻，石面打磨平滑。“因为字小，笔画线条短，刻的时候冲刀一直到底，线条畅豁、爽捷、劲挺、不像刻大字那样，非得一点一点切过去，积点成线，以致中段出现起伏跌宕的感觉。”［8］所以地券的笔画少崩裂，爽捷利落。有些地券石质不佳，可能为岁月所侵蚀和风化，已漶泑不清，此属少数。由于刀刻的原因，宋元地券书法乍看上去和北朝墓志并无多大区别，细味仍有所不同。墓志字体处于隶书向楷书过渡的时期，点画和体势或多或少都有隶书遗意，字形方扁，横画舒展，气势开张，而宋元楷书为楷书成熟完备后的发展衍化，已少沉雄宽博之象，宋人尚文气质显露无遗，体势亦不若墓志散漫多姿，点画起止及转折处时露唐楷重顿笔的痕迹。
有关碑版书法的书写与刊刻的问题曾引起人们的激烈辩论，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碑版书法的方笔是可以用毛笔书写出来的，并非刀刻所为；一种认为方笔是不可能以柔软的毛笔直接书写的，其刀砍斧凿的感觉完全是刊刻出来的，为刻工的二次创作。另一种则认为书丹点画的本身就是方笔，并带有刊刻的成分，为书写与刊刻共同作用所致。考古发现的《延昌十一年令狐氏墓表》和《延昌廿六年辛氏墓表》等墓志书后未刻，起收笔与转折多方折，棱角分明，同样具有刀凿斧砍之感，这样看来方笔还是可以书写出来的，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就详细地论述了方笔的书写方法，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刻工的作用，刊刻后方笔会更加坚挺爽利。既然经过书丹和刊刻两道工序，两者自然都会对碑志产生影响，不过书写在前刊刻在后，关键还在于刊刻这一环节，刻工好的，忠实于书写原貌，就较好地保留了书写的原始状态，如百石斋藏《嘉定庚寅地券》，比较少见的是此券采用了行书字体，起承转合、牵丝应带的笔触都表现精微，与书写的笔意几无差别，刻制非常精细。不忠实于原迹者另当别论，“实由刻手拙劣，决不是毛笔书写的原来面目。”［9］如《义轩居士地券》等，此类地券常常出现缺少笔画，点画不完整，随意刻画的情况，“万”字下部的竖钩被简化为折笔后直接撇出，与“迅”等刻画细致、笔致清晰完整的字相比，不免有肆意篡改之嫌，此类地券大都风化、残损严重，石质也可想而知。更有甚者，不经书丹而直接由刻工刊刻，如《西归丘氏道姑地券》，此类地券缺少规范，不成字形，点画的衔接比较突兀，不甚连贯，如“法”、“觉”等；不少点画有随意刻画的痕迹如“坐”、“言”等，有些点画甚至没有刻全，如“君”的撇画，“高”字下面的“口”部等，此类石刻文字虽缺少规范略显随意，但生动活泼，别有姿态，“有一种天趣，给人一种朴实无华的美感”［10］。
地券字体以楷书为主，偶有杂以行书笔意者，但不多见，毕竟丧葬还是比较严肃的事情。整体看来地券的书法风格都似曾相识，这是因为书刻地券的民间术士文化水平有限，书法水平亦当如此，所以多模仿前人和名家；另外，地券无论形制还是体例都是仿前人的，书法不免也受其影响。其中地券与北魏墓志又最为相仿，书法近墓志者为多也就不足为奇，只是字形变长趋方，可能受到宋体字的影响。亦有近唐楷的，以颜、欧为代表。也有近宋代书家的，如《隆兴黄寅妻徐氏地券》和《甘十一郎地契》，特别是前者，尤像黄庭坚的信札，只是黄的字距紧密而此券字距疏朗，若压缩字矩则会更为像。字形与黄字更为接近，中宫紧收，主要笔画突出夸张，纵伸横逸，《徐氏地券》中的“为”、“安”等字和《甘十一郎地契》中的“谨属”、“台”、“汝青”等字简直就是集黄庭坚的，深得长枪大戟之致。
百石斋藏地券中有很多异体字的应用，如《皇妣孺人刘氏地券》的题额，将山水土三字竖向堆砌成一字表示“地”，武则天《升仙太子碑》中已有此写法。还有将篆书楷定的情况，如《宝祐三年刘氏地券》中“前”、“天”、“德”等字。“灵”字还省去下面的“巫”部，只写上面的部分。除了异体字的使用，还出现了道教八卦的卦象和一些无法识别的奇异字形，这些都赋予地券以神异的力量。
楷书于唐代达到高峰之后，逐渐走向衰退，至宋初虽也有蔡襄那样善楷书的名家，但终因步趋唐人末路，恪守唐法而缺少生意。宋元人要想在唐楷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只有冲破唐楷法度的禁锢，以“意”度之，所以我们通常所了解的宋元楷书均带有行书笔意，而地券却与之迥异，这些地券书法的面世，是否为我们重新认识宋元书法史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呢？
注释：
［1］刘春沂，《丧葬篇·斩草破土论》，《刘氏家藏阐微通书》卷四，北京图书馆藏。
［2］参见张传玺《契约史买地券研究》导言，中华书局，2008年版。
［3］同上。
［4］韩森，《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7页。
［5］高朋，《人神之契：宋代买地券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
［6］同上。
［7］韩森， 《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170页。
［8］沃兴华，《碑版书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
［9］沙孟海，《沙孟海论书丛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