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大师——何绍基的书法世界”展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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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湖南省博物馆联合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佛山市博物馆、长沙市博物馆、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还原大师——何绍基的书法世界展”，于2015年12月31日在长沙谭国斌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遴选了153件（套）展品，包括书法、绘画、碑帖、印章、古籍、墓志等，真实还原一位书法大师的艺术人生。

一、碑学书风的发展与何绍基的个案

中国书法自魏晋时期开始成为一门觉醒的艺术，不同时代孕育了不同的审美情趣。清初帝王大兴文字狱，使得考据学、古文字学成为当时显学。越来越多的文人学者投入到考证金石碑版的过程中，这些新材料、新风格也被带入到书法之中。书法谱系中延续千年的尊崇王羲之优雅书风的帖学正统在清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乃至被撼动，这股潮流被称之“碑学运动”，自明末清初产生萌芽，到清后期已蔚然成风。碑与帖，究竟如何取法，不仅是困扰书法初学者的问题，一大批从事书法创作的艺术家似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由碑学所提倡的古拙质朴愈演愈烈走到丑怪当道。那么碑学运动的真正意义如何，这是100多年后的我们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

白谦慎先生2005被译成中文的专著《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选取傅山的个案，将他的生平、作品、书学思想置入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去考察，系统而详细地剖析了碑学书风的萌芽过程。他的研究表明，充分扎实的个案研究可以补充历史的片段甚至窥视某个阶段的历史演进过程。在结语中他延伸谈到由于考据学、文字学、金石学在清中期进入全盛，碑学书法也在18世纪下半叶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这实际上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新课题，即碑学书风的萌芽过程可以选取傅山为例，那么谁又在碑学书风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呢？考察清后期的书法家，结合近20年多来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何绍基这个人物是不二人选。

何绍基一生经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切身感受清王朝的没落与时代变革的动荡。他大部分生涯贡献给清朝的文教事业，三次典乡试：道光十九年（1839），典福建乡试；道光二十四年（1844），充甲辰科贵州乡试副考官；道光二十九年（1849），典试广东，选拔贤人无数，后担任四川学政，使僻壤“文教蔚兴”，罢官后执教山东济南泺源书院、湖南长沙城南书院，末年受两江总督曾国藩等人延请赴苏州书局、扬州书局主持校刊工作，完成了《十三经注疏》。同治十二年（1873）病逝于苏州。他这一生，仕途并不得志，但他在学问、诗词、鉴藏、书法等方面取得的成果非常人所能及。曾国藩有云：“子贞之学长于五事：一曰仪礼精，二曰汉书熟，三曰说文精，四曰各体诗好，五曰字好，渠意皆有所传于后，余观之，字则必传千古无疑矣。”（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记事》，文物出版社，2015年）基于何绍基本人丰富的经历、全面的造诣，我们在研究其书法成就时不能忽视他的多重身份、各方面成就对其书法的影响。学界对于他的生平已有几代人在持续不断地研究与丰富，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很多参考。而关于何绍基在收藏方面的成果、习书的真实历程则有待实物新资料的发现，经过一年来对多家博物馆关于何绍基藏品的观摩研究，我们确实也从实物的梳理中发掘出很多有价值的材料。

（一）早期书风

何绍基，清嘉庆四年（1799）生于湖南道州东门一个书香家庭。道州何氏，祖籍山东青州，宋朝时南渡，世代儒业相继，明代时尚有先人仕官，但入清后，皆在本地耕读传家。其父何凌汉（1772-1840）更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幼年，因其聪慧过人、勤奋刻苦，少即有文名，得以在当地课徒为生。他在为人、治学等方面给了何绍基兄弟很好的示范。在父亲的告诫之下，何绍基发愤读书，“惟书爱最真，坐卧不离手”（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成长为一名深受长辈、老师喜爱的青年才俊。

何绍基24岁曾随父侍读山东，当地丰富的资源为其深入碑学提供了条件——山东境内存有大量汉代和六朝石刻，如泰山、曲阜更是古代碑刻的集中地。何绍基自那时起便嗜好搜求金石碑版，更不惜涉险访碑。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何绍基的收藏蔚为大观，最有名者乃北魏《张黑女墓志铭》孤本，此墓志原石早已亡佚，拓本尤为珍贵。虽为正书，行笔却不拘一格，风骨内敛，自然高雅，堪称北魏书法之精品。何绍基27岁在山东得到它，欣喜若狂，三年中无日不研读。他总结自己的书学经历时谈到：“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何绍基、沈树镛撰，汪政点校：《东洲草堂金石跋·郑斋金石题跋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然而当我们仔细检视他的作品，却发现他的学书经历并非上述这么简单。诗文中所记载的取法对象与何绍基当时作品风格有着一定程度的出入。

何绍基的作品广为流传，国内各大博物馆都有收藏，如上海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等地藏品各具特色，而最为系统、全面的收藏则是在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收藏何绍基作品260余件，囊括不同书体、不同时期；另收藏何氏一门（何绍基父亲、兄弟、子孙）作品近百件。通观这几个馆的藏品，何绍基二十至三十岁的作品尚未见到，目前所见最早的一幅作品为何绍基楷书墓志铭《泉山墓表》（图），此乃为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父母合葬墓所写的墓表，落款中有明确纪年：“道光十二年岁次壬辰冬十月朔不孝四男厚均泣述，姻家再侄道州何绍基填讳书丹并篆额。”表明作于1832年，何绍基当时34岁。后有李瑞清、李瑞荃两兄弟的题跋。两人题跋时间为光绪己亥（1899），距何绍基辞世方20多年光景，谈及书坛情况及世人对于何绍基的评价应为可信。由两人议论可知，何绍基的书法在当时得到了很高的评价，有“刘象何龙”之喻，然晚年格调甚高，实为自成一格的典范，却非能迎合世俗之需。两人一致认为此作是何绍基由临习《张黑女墓志》向临颜字过渡的证明，笔者认同此作有颜书的痕迹，但临《张黑女墓志》的迹象不甚明显，更多体现出欧字的结体。当作何解释？联系何绍基父亲何凌汉此时的日课，我们能得到一点启示。

何凌汉的书法当时深得朝野内外钟爱，“书法重海内，朝鲜、琉球贡使索书，应之不倦。”（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记事》，文物出版社，2015年）虽然他的作品放在历史长河中来看，并未形成一家面貌，但他的书法实践一辈子都不曾停止，风格一直在转变，由此可见他对书法这件事的痴迷。早年他学唐褚遂良、欧阳询，晚年喜临颜真卿楷书。而何绍基兄弟四人习书理应是沿着父亲所走的道路在前进。在他们学书之始，应是临习欧书、褚书等。而到了30岁这个阶段，何绍基便开始受父亲影响练习颜书，这一练便是20余年。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本何绍基兄弟四人的书法集锦（图），时间为甲午年（1834），部分作品署款“为友人药舱所作”，或许是经药舲收藏整理成册。该册内容丰富，有何绍基临颜真卿《仆射帖》、何绍业临褚遂良《雁塔圣教序》、何绍京临米芾《蜀素帖》、何绍祺临《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可见，摆在兄弟四人面前的法帖种类多样，而何绍基私淑父亲的审美趣味，于36岁时已写得一手好颜字。

（二）对颜体的执着

何绍基对颜真卿书法的执着来自2个方面：一方面是品格上的认同，一方面是书学理论上的认同。颜真卿书名的隆盛得力于他的忠烈受到历代执政者的肯定和宣扬，但对于任何一个饱读经典、正直磊落的读书人而言，也是发自内心的崇拜颜真卿的舍身取义，何绍基即是如此。何绍基正直澹泊的襟怀与颜真卿很相似，他自37岁登进士第至57岁从四川学政任上被罢，20年间淡泊名利、刚直不阿，被老百姓称赞为“真名士”。咸丰六年（1856），何绍基应山东巡抚崇恩之邀主讲济南泺源书院，后又返乡，主讲长沙城南书院。他教书时，仍心系社稷，一心为军兴培养人才。

而另一方面，随着何绍基鉴藏书法的经验日益增多，对于书法的认识也日益深刻，在普遍崇北碑的声音中，他坚定地学习颜书，他认为颜书实际融合了北碑的风格。同治元年（1862），何绍基与友人重游浯溪碑林有感，赋诗一首（图），充分表达了他的书学思想。诗云：“归舟十次过浯溪，两番手拓《中兴碑》。细观笔势虽壮阔，中有细筋坚若丝。……唐人书易北碑法，惟有平原吾所师。”

何绍基取法颜书，高于一般人，他不曾放大颜字笔画的粗重，反而学到了颜字敦厚之神韵，小楷用颜字结体写出，笔划却灵动精微，妙不可言。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创作的《黄庭内景玉经》（图），好友杨翰于同治十一年（1872）跋曰：“何贞老书，专从颜清臣问津，数十年功力，溯源篆隶，入神化境，此册书《黄庭》，圆劲清浑，仍从琅琊上掩山阴，数千年书法于斯一振。如此小字，人间不能有第二本。”而在写小楷的同时，何绍基也喜写大字，如道光二十年（1840），何绍基曾创作榜书“典册紫芝”八言联（图）献给道光帝，力量感非常强，令人震撼，将颜书的雄强发挥得淋漓尽致。

（三）鉴藏：印章、书画、碑帖

扎实完备的书法训练，何绍基其实在30 40岁之间就已完成，但他依旧不断地练习，不断地沉浸在金石书画的天地里。他的眼力不俗，经他鉴藏的印章、碑帖、书画多为精品。

印章

他的印章收藏最为著名的当属“婕妤妾蛸”之汉代玉印，现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印非常精美，早在宋代被认为是汉成帝妃子赵飞燕的遗物而引起广泛的追捧，曾经宋王晋卿、元顾阿英、明严世蕃、项墨林等大收藏家珍藏，辗转到了何绍基手中。除此之外，何绍基还收藏了很多珍贵而精美的秦印、汉印及魏晋六朝印。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的何绍基藏印中，现存官印52方、私印214方。收藏体系完备，涵盖秦至汉、魏晋南北朝每个阶段，汉印除中期典型风格的印章很多之外，还搜集了汉早期印及两汉交替新莽时期的印。而印文也多样，有朱白文相间者，也有鸟虫书，还有肖形印；治印水平堪称典范者很多，“如‘张睦’（图）、‘苏被’（图）等秦半通印，其线条多方劲稚拙，布局自然质朴，看似不甚经意，实际包含机敏和情趣，所以后人多称之为上乘境界。”（陈松长：《湖南古代玺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印章除铜印外，也有银印；既有两面穿戴印，也有子母套印、六面印，各种形制与特点，不一而足。大部分印至今仍保存完好。

书画

何绍基经眼的书画作品更是数不胜数。他和当时的大藏家交往非常密切。何绍基与苏州的大收藏家吴云（1811-1883）互动频繁，吴云非常仰慕何绍基的书法及修养，不仅请何绍基为其题斋名“抱晷室”，很多收藏都请何绍基经眼并题跋。如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宋代魏了翁《文向帖》卷，即有何绍基应吴云所作的题跋：“吴平斋得此卷，不远数千里寄至湘中，属为题记”（《东洲草堂诗钞》卷二十六，《续修四库全书》1529册）。此手稿书法十分精彩，浑厚流畅，极受书坛推崇，格调直追晋唐秀逸之遗韵。何绍基对此手卷的情况有考证。除此之外，还应好友张祥河之请题跋家传《西溪图卷》（图）等。何绍基也曾收藏过不少清早期书画，如石涛的《山水图册八开》（图）、王宸《仿黄鹤老樵紫芝山房图轴》（图）。

碑帖

碑帖的收藏就更为可观，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一件《金石题跋卷》（图）也许是因为卷首的跋阮元《秦公望钟、秦公钟、齐侯罍》名气太盛掩盖了后面的内容，此卷后段记录了何绍基购藏的碑帖清单，长达数10米，有意思的是清单中唐碑数量很大。这一记录对于探讨何绍基的取法对象，还原真实的学书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四）何体行书风格的形成

对于影响何绍基书风发生转折的作品——欧阳通的《道因碑》，学界早已热烈探讨过。道光十七年（1837），何绍基对此碑的认识即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面。

何绍基认为从书法源流角度去看唐人书法，能发现欧阳询、颜真卿的书法境界比虞世南、褚遂良之书高出一筹，原因在于他们的书法“意兼篆分、涵抱万有”（何绍基、沈树镛撰，汪政点校：《东洲草堂金石跋·郑斋金石题跋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他的这一观点在当时或许不被广泛认同，但至今已被学界所肯定与继承。而他就道因碑特点所延伸开来的关于练书法的讨论也值得我们深思，在他看来正因为欧阳通此碑比其父书风更险更夸张，才是进入欧阳询书法的最佳法门。书法的修习有一个长期的过程，掌握笔法最为关键，一旦掌握后，坚持不懈，书法自然炉火纯青。

其后，他还多次对此碑拓本进行评价。而其真正开始临写，始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王启初先生曾从其子何庆涵的笔记中发现，何绍基临写此碑最为珍贵的有七通。（王启初：《何绍基临〈道因碑〉琐谈》，《中国书法全集》第70卷，荣宝斋，1994年）目前所见实物仅为湖南省博物馆所藏第三通（图）。此通作品附信札一封，系寄给其媳兄湘阴李仲云（两江总督李星沅之子）。

信中反映出何绍基年界五十时的感悟，不仅是谈学书，亦关系到为人处世。他认为练字需踏踏实实，没有轻松之道，然而想要脱出俗流，“须从平实中生出险妙，方免乡愿之诮”。“乡愿”一词出自《论语·阳货》：“子曰：‘乡原，德之贼也。一何绍基一生有着独立的思维，不畏权贵，不从流俗，“乡愿”亦是他不齿的。其四十岁左右跋《道因碑》是赏其艺术风格，五十岁始临《道因碑》，却是将为人的独立品格贯彻到书法中来，希望产生个人风格。而他之前临池不辍的扎实功底也足够支撑他此时风格的形成与凸显。由这一经历可见，书法风格与个人思维的深度，修养的程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五）篆隶成就

如果只是从《道因碑》中吸取“险妙”特色，何绍基尚不能称之为碑学大师，尽管此时的何体行书已形成，并具有极高的辨识度。在其退出政坛以前，书法只能算他为官的余事，如同收藏、绘画、赋诗等嗜好都是在他闲暇时进行；而在罢官后，何绍基专意书法与治学。其孙何维朴说他：“年六十，在济南泺源书院，始专习八分书。东京诸碑，次第临写，自立课程。庚申归湘，主讲城南，隶课仍无间断。”（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记事》，文物出版社，2015年）61-66岁年间，何绍基临习了《华山碑》、《樊敏碑》、《张迁碑》、《西狭颂》、《礼器碑》、《衡方碑》等10多种碑帖，尤以《张迁碑》、《礼器碑》用功最多，达百余通。何绍基临张迁碑册为多家博物馆收藏，湖南省博物馆藏本为第五十九通（图），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本为第九十七通（图）。何绍基临隶书旨在取神，他吸取了汉隶的自然之态以及舒展线条中饱含的力量感，他的创作既可表现大气磅礴之美，如“驾言游好”五言联（图），去掉一切修饰，厚重古朴；亦可展示典雅含蓄之美，如“小影珠吟馆”横幅（图），行笔错落有致，优美至极。对于何绍基隶书的成就学界基本上是肯定的，认为何绍基将自我审美和性情注入其中。

而他的篆书则取法更高古，三代鼎铭、《石鼓文》等皆有研究。加上他的小学基础扎实，书写起来亦是非常熟练。他曾节选甲午盈铭、天赐盈铭的内容创作铜鼎文屏（图），还创作了瘐信《镜赋》节选屏（图）等优雅蕴藉的篆书作品。今人胡小石评何绍基篆书取法周金，为篆书史上的第三次变革：“篆书，汉以前其变三，汉后其变三。殷人尚质，其书直，变一矣。周人尚文，其书曲，变二矣。秦改周之文，从殷之质，其书反曲之为直，所谓小篆者也，变三矣。汉魏继嗣，娖娖无所能发明。李阳冰出，化方以为圆，齐散以为整，而小篆之敝极焉。邓石如攻八分，由汉碑额以操秦篆，其书深刻，往往得李斯遗意，变二矣。何绍基晚而好篆，取笔于周金，因势于汉石，势则小篆，笔则大篆，遂易沈滞之习，变三矣。”（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何绍基60岁左右打通了真、行、篆、隶四体的限制，融为一体，创造了独特的风格，他的行书奇崛中带着古朴，篆隶在典雅中带着肆意。关于他四体水平的评价莫衷一是，但总体视之，他实现了前人未有的突破。他四体修养全面、个性彰显，在书法实践中熔铸碑学与帖学并达到一定高度，可谓清代第一人。

二、展览模式的突破与意义

何绍基的个案对于展现碑学书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书学历程可以还原碑学风潮中真实而正确的学书途径。因此我们认为以何绍基为个案的书法展不仅仅是展示何绍基本人的书法特点，以及由此拓展到当时的时代风貌，还可以从中启发书法爱好者如何欣赏书法、练习书法，进而走进书法的天地。

基于这样的设想，我们将展览题目定为“还原大师——何绍基的书法世界”。“还原”有三层涵义：一、将何绍基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何绍基生活的19世纪为碑学书风鼎盛发展时期，文人访碑、刻印、治小学的氛围极浓，而何绍基是这股潮流中的佼佼者。二、还原何绍基这位书法大师丰富的精神面貌，他长在高官大第的身份，严格的家教，为官近二十年的经历，澹泊耿介的性情、深厚的学识、金石书画收藏及诗歌上的成就，造就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何绍基，他既是文臣，亦是学者、藏家、诗家，而为我们所熟知的书家身份与其他身份可谓相辅相成。三、还原何绍基真实、全面的书法面貌。很多人对何绍基书风的偏见也许来自于认知的不完全，他流传最广的是其五六十岁时的行书作品，不乏“钉头鼠尾”过于夸张之作，然纵观他整个书法历程，其40岁左右的作品尽显中和之美，而50岁左右的作品雄强而奇崛，60岁左右的作品古朴而老辣，每个阶段皆有过人之处。尤其是不多见的早期30岁左右的作品，此次悉数展出，对于有意研究何绍基书法的人而言弥足珍贵。

为了更好地展示何绍基如此丰富的世界，也为了让观者读懂书法作品，我们突破了过去纯欣赏角度展示书法作品的方式，而是用书法作品来解读这个人，解读这段历史。我们将展览分为2部分，第一部分“书虽一艺，与性道通”，展示何绍基这个人物的形象，其下的五个单元“家学渊源”“真名士”“雅好金石”“宋诗派中坚”“文人余兴”便是交代对于何绍基书法风格形成的五个关键因素；第二部分“真草篆隶只一事”，展示何绍基的书法面貌及特点，分别从“楷法精详——楷书”“出奇生妙——行书”“遗貌取神——隶书”“草情篆韵——隶书”四个方面详细铺开。这两部分的标题皆取自何绍基自己的话语，试图营造他与观众对话的感觉。

书法这门艺术，虽代表着东方艺术的最高境界，但几千年的流变，繁多的人物派别，多样的书体与风格，对于书法爱好者而言，想清楚认识它亦非易事。因此，仅仅只是把作品摆在观众面前，或是简单地划分早中晚期，都将普通观众拒之其外。书法，只有品读它的内容，内心跟着线条起舞，才能一步步领略其中的美。因此我们对何绍基的作品进行了详细的解读，除了判断其创作时期、艺术水准之外，还挖掘它的创作故事，如《苦雨奇晴》诗稿册（图）创作于他罢官不久，但丝毫不见其个人的忧伤或愤懑，倒是为民间疾苦而“每饭屡投箸”，一个高洁且心怀宽阔的文臣形象跃然纸上；又如楷书“读书延年”横幅（图），引出了何绍基、何绍业、熊雨胪的交往，而何绍基还以“读书延年”为题作了一首精妙的诗。除此，我们还尽力找出作品内容本身的特点与规律，如何绍基作为宋诗派的重要人物，他遍读唐宋名篇，十分喜爱杜甫、韩愈、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作品，尤其经常书写苏黄二人之作，诗歌之外书论、画论也有涉猎。因此，这一类的作品被归为一类，从数量上足以反映何绍基对他们的喜爱。这些基于作品的研究，都是为了拉近观众与作品的距离，让观众学会品读书法的内容，迈出欣赏书法的关键一步。

除了展览结构、解读方法上的突破，我们在展示手段上也做了以观众体验为中心的尝试。书法作品由于册页、手卷等动态观赏形式不适于封闭展柜的展出，往往厚厚一本册页只能展出一开，长达十几米甚至几十米的手卷无法全部打开，导致很多信息的缺失，观赏意犹未尽。我们认为一个好的展览，必须做到两个关照，一是很好地关照观众的观赏体验，方便其获取所需；二是很好地关照文物的展出情况，确保安全又能充分展出。因此，对于不能全部打开的册页和手卷，我们做了数字展示，采集完整的作品信息模拟册页翻动或手卷打开的形式，让观众在电子显示屏上获得更直观的感受，同时还补充了更多的背景信息，辅以放大功能，弥补了单纯静态实物展示的缺陷。

综上所述，“还原大师——何绍基的书法世界”展览其实藏着两条线，一条是通过何绍基的作品展示他的整个世界，一条则是通过全方位的解读（展示内容、形式的创新）进行书法审美的普及。学界关于书法的研究已非常丰富，个案研究也积累深厚，此时不掀起书法展示模式的革新，更待何时？

（责任编辑：耿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