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地区典藏古琴珍品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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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琴是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蕴涵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和文人精神，亦是文人雅士修身养性、寄情山水的珍器。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在其《琴赋》中写道：“众器之中，琴德最优……性洁静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诚可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矣！”（陈宏天、赵福海主编《昭明文选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第991页）以此可见古琴是中国古典音乐艺术的至高表现。琴音古朴优雅，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琴身集斫琴、漆灰、镶嵌、篆刻等于一体，是工艺美术的精致体现；琴道将人的感性和理性透过音乐的诠释升华至“悟”与“道”的哲学高度，是古代文人修身养德的重要方式。

巴蜀地区有着源远流长的古琴文化传统，蜀地琴艺和制琴技术闻名遐迩，名家辈出，影响深远。四川博物院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古琴数量与质量在国内博物馆界名列前茅，且两馆所藏古琴很多是来自抗战时期文艺界人士西迁遗留下的文物，也是那一特殊历史时期的重要见证。2013年7月25日，由深圳博物馆与四川博物馆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联合策划的《松石间意——巴蜀地区典藏古琴精品展》在深圳博物馆隆重开幕，所展古琴从唐至清，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古琴的演变轨迹。展品大多为两馆所藏之精粹，形制典雅，音色优美，堪称琴界的稀世珍宝。展览以时间为序，将古琴发展史娓娓道来，从琴的制式演变、制作工艺、收藏流传、文化内涵、琴乐传承等诸多方面综合阐述古琴之美，让观者为之倾心，兴致勃然。观琴听音，浮想联翩，品赏古琴的同时也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唐风琴韵

古琴至今有三千余年的发展史，早在《尚书》和《诗经》中已见关于琴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琴逐渐被用作独奏，继而出现了如卫国师涓、晋国师旷、郑国师文和鲁国师襄等著名琴师，产生了《高山》《流水》《雉朝飞》《阳春》《白雪》等千古名曲。古琴除用于郊庙祭祀、朝会、典礼等雅乐之外，主要在卿大夫以上阶层中流行。其时各地琴的制式差异很大，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古琴实物是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图一），距今已有2500多年，从其十弦、单足等形制看与后来的七弦定制琴大不相同，今日我们常见的古琴制式大约是在汉代以后才形成的规制。

隋唐时期，中外文明交融背景下的古典音乐艺术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新貌，古琴艺术得到突破发展。琴曲的弹奏和欣赏逐渐从门阀士族中解放出来，在社会各阶层广泛传播，并涌现出一些影响深远的专业琴师（图二）。琴曲的曲目和题材空前丰富。记谱法从文字谱跃进为减字谱，是为古琴谱的划时代变革。斫琴工艺同样也有巨大发展，涌现出雷、郭、张、沈四家著名斫琴大师。由于社会动荡、天灾人祸等原因，唐以前的琴今已无从见到，而唐琴至北宋时已不多得，故目前传世且比较肯定的唐琴亦不过十余张，四川博物院所藏唐代“石涧敲冰”琴（图三）即是其中之珍品。此琴形制浑厚古朴凝重，声音纯正圆润，有典型的唐琴风韵，不仅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也为我们研究唐琴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值得一提的是，此琴的龙池下方刻有篆书印“玉泉”（图四），郑珉中先牛考证该琴曾为耶律楚材所收藏。元代延续了宋代琴坛的成就而有所发展，琴学体系日益完善和成熟，推动了其后明代琴坛走向鼎盛。耶律楚材是蒙元重臣，同时对艺术也十分精通，对古琴尤为喜爱，曾在自己诗中写道：“湛然有琴癖，不好凡丝竹。儿时已存心，壮时学亦笃。”（《湛然居士文集》卷十一，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6月初版）此外，他还记录了金元时期流行的琴曲24首、名琴5张以及名噪一时的琴家、文人琴人、琴僧、专业琴人等各个阶层20位琴人。描绘出金元时期琴坛盛况，极大地填补了宋季金元时期琴史的文献空白。（吴安宁《琴家耶律楚材、袁桷研究》，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此琴“玉泉”之印与耶律楚材所藏“玉涧鸣泉琴”（耶律楚材曾居住北京西郊玉泉山别墅，故又号“玉泉老人”）上的刻印极其相似，而耶律楚材曾作《赠景贤玉涧鸣泉琴》诗：“玉泉珍惜玉泉琴，不遇高人不许心。素轸四三排碧玉，明徽六七粲黄金。”（《湛然居士文集》卷十四，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6月初版）可知“玉泉”为耶律楚材藏琴常用语。不仅如此，金元时代崇尚复古，重视史料整理和记载，重视琴谱传承，制琴工艺亦有仿古之风。如四川博物院所藏一张古琴，通身较长，而岳峰较短，制作规矩，古琴家杨啸谷鉴定为元代仿唐制作之精品。

古琴与帝王贵族

古琴在成为独立演奏乐器后便具有极高的文化品质，尤其唐代以后，古琴在宫廷贵族间日渐流行，遂有为官方定制之琴以为宫廷之用。宋金元时期，各代皇帝多有好琴者。北宋太宗赵匡义时，埘古琴进行改制，创作新琴谱，广泛传播琴乐。北宋徽宗皇帝赵佶更是精于艺事，据邓椿《画继》记载其宫中设有琴院，广罗天下好琴。周密《云烟过眼录》中亦记裁徽宗朝设有百琴堂，“古绝品昔聚于宣和，后归之于金。”从流传至今的故宫博物院所藏《听琴图》（图五）中亦可见他对于古琴的喜爱。此画是否为徽宗御笔尚无定论，但从画面气息和所表现的场景、器具来看，确为宋代宫廷抚琴活动的忠实写照。画中抚琴者着道上装，左右听琴者神态闲静，布景简洁却精致，有盘绕着凌霄花的长松和数竿修竹，英石叠摞出的花台上放置着插有鲜花的青铜古器，琴桌与香儿线条简劲，极有宋式家具韵味，如此则勾画出一个“独坐幽笔里，弹琴复长啸”“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忪”的绝美意境来。无独有偶，在宋徽宗御题的《文会图》（图六）中。于盛大的宴会之上亦出现了古琴的身影，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古琴被静静地发放在一张石桌上，为树木遮掩，仿佛在等待宴席结束后再正式出场。阿幅画皆描绘出宋代宫廷生活的精致品味，也证明了古琴在帝王生活中的重要位置。这种文化习惯直至影响到后来的金代统治者。据史载，金熙宗治国安定之时，“惟弄琴为乐而已”；金世宗亦常于寝殿外设琴工，“幕次鼓至夜分乃罢”；而金章宗是宋徽宗的忠实粉丝，不仅书法学徽宗瘦金体，对于古琴也同样喜爱入迷。他最为喜爱的就是曾入藏宣和内府的唐代雷威所制的“春雷”琴，将其作为他的“御府第一琴”。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所藏的一张宋琴，龙池内纳音左侧刻“宋庆历道士卫中正制”。卫中正是北宋庆历（1041～1048）年间的一位制琴高手，据周密《云烟过眼录》记载，庆历五年他曾奉旨斫“琼响”琴，明代王祎曾以该琴为名创作了琴曲《琼响操》，其后卫中正所制琴就不见于记载，故此琴是现知卫中正唯一存世之作，弥足珍贵。该琴制作规整，雄浑美观，漆色古雅，几可看作是北宋的宫琴（图七）。

明代是古琴发展的黄金时期，复古之风盛行。特别是嘉靖、万历以后，随着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扩大，琴界日趋活跃，流派纷呈（图八）。自皇帝到王公贵族多喜爱琴艺，时居江南的古琴家多有至京师活动，使古琴逐渐兴盛起来，擅长古琴之士日增。到明代中期，已经发展到自天子至庶人皆好古琴。明代开国功臣刘伯温曾写一则以琴讽世的故事：

工之侨得良桐焉，斫而为琴，弦而鼓之，金声而玉应，自以为天下之美也，献之太常，使国工视之，曰：“弗古”，还之。

工之侨以归，谋诸漆工，作断纹焉；又谋诸篆工，作古款焉；匣而埋诸土。期年出之，抱以适市。贵人过而见之，易之百金，献诸朝。乐官传视，皆曰：“稀世之珍也。”

工之侨闻之，叹曰：“悲哉，世也！岂独一琴哉？莫不然矣！而不早图之，其与亡矣。遂去，入于宕冥之山，不知其所终。

虽然这则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多为虚构，旨在讽刺当时世风奢靡和浮华，却也从一侧面反映出明人对古琴好古成风，以致只图其表，好恶、真假不辨的地步。

明代宗室藩王中以“宁、衡、益、潞”四藩王所斫之琴最为有名。此次展出的一张“中和”琴，琴底项部楷书琴名“中和”，龙池下楷书五言诗一首：“月印长江水，风微滴露清。会到无声处，方知太古情。”落款为“敬一主人”，诗下一宽边大印“潞国世传”（图九）。圆形龙池内环刻一周楷书“大明崇祯丙子岁季秋潞国制，壹百肆拾叁号。”制作时间为崇祯九年（1636）。“敬一主人”即潞王朱常涝，史载其习文翰，嗜古玩，才华横溢，王士祯《池北偶谈·谈艺九》称其“风尚高雅，尝造琴三千张。”此外，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中和”琴，其款印和题诗内容皆于此同，唯龙池内楷书“大明崇祯辛巳岁孟夏潞国制，贰佰叁拾肆号。”可知此琴作于崇祯十四年（1641）。另姜抗生先生藏潞王琴与以上两张款刻形制亦同，纳音处记有“大明崇祯乙亥岁潞国制，玖十玖号”，可知作于1635年。朱常涝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袭封潞王，由以上三张琴纪年排比来看，崇祯乙亥的从99张至崇祯丙子的第143张，再到崇祯辛巳的第234张，以此衡量其制作速度，则大致如沈兴顺先生所推测的年制约三四十，而需要补充的是，由于明末战乱频仍，尤其到崇祯后期，农民起义势如潮水，各地藩王多受波及，潞藩尤遭其难，故由以上三张琴推测，潞王琴的产量和速度是逐年递减的，迨崇祯十七年（1644），朱常涝为闯军刘芳亮所逼弃城出逃，此后辗转颠沛至死，应无制琴之闲。按此，则所谓潞王琴应不过三四百张而已，而制琴三千之说实有溢美之嫌。但无论如何，潞王琴都是明代藩上琴的一个代表。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所藏“一人秋”琴，龙池内有楷书“万历二年仲春，高唐王忠菴藏”。严晓星先生认为“高唐王”是明代郡十封号，“忠菴”或为其别号。如此，则此琴乃为明代第二代衡王朱厚的四弟朱厚烘所藏。朱厚烘酷爱琴艺，曾斫“太古遗音”琴，并著琴谱，惜不传世，此琴可能为目前所见与其密切相关的唯一实物（图十）。

另一张属益王琴系的“太古希声”琴，龙池两侧刻行书“质以云门，调以广陵。一唱三叹，千古希声”，凤沼上方刻篆书方印“益藩雅制”，腹内墨书“大明万历丙戊岁盂夏月吉旦”。与此相似的是天津博物馆藏“玉韵”琴，亦有“益藩稚制”之印，腹内刻“大明万历七年岁次己卯盂冬之吉”，并有“益国潢南道人获古桐材雅制”，风沼内刻“南昌琴士塗桂”和“奉命按式监斫”，潢南道人即是叫代宗室益宣王朱翊矧（1537～1603），雅好文艺。“书法之精，则李，钟之篆隶，实所取宗，张、王之行楷，兼所钦式。”从其墓葬出土文物看，虽未见到古琴，但是部分金器和铜镜等皆为其内府自己制造，可知朱翊鈏有参与艺术品制造活动。

此外，展览中还有一张“霜钟”琴，龙池下刻印“蜀藩之宝”（图十一），从规制上看亦与上述明代藩王琴刻印相似，当是蜀地藩王治琴的一个绝好例证。蜀地古琴文化悠久绵长，隋唐以后更是兴盛发达，其中以斫琴著名的雷氏家族，自盛唐至中唐一百多年间出现了如雷霄、雷威、雷珏、雷迅等十多位制琴高手，所制“雷琴”亦为后世所宝，堪称琴中极品。从传世古琴的制作工艺看，宋至明清时期四川的斫琴水平仍然很高。直到现在，成都仍是全国古琴制作中心之一。因此在明代藩王制琴之风大行之时，蜀地藩王也一定留下许多精品之作，而“霜钟”为目前仅见一例，甚为难得。

值得一提的是，明代的太监也常有参与制琴，有的是奉命行事，有的是为自己而作。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明弘治御制琴，作于弘治十一年（1498），题款中写道：“奉旨命鸿胪寺左寺丞万胫中、制琴人惠详斫于武英殿。命司礼监太监戴义御用监太监刘孝、潘德监造。”（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会编《中国古琴精粹》，紫禁域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143页）另一张崇祯年制琴，龙池内墨书“大明崇祯壬午年，御用临太监胡喜谏制。”、“冠带儒士易希举斫”。（郑珉中主编《故宫古琴图典》，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第152页）四川博物院所藏“席月”琴，龙池内亦写“口箫官谥发内官监人监臣李风造”（图十二）。

清代帝王十分重视汉文化学习，对古琴这一修身之器自然不能轻视，尤其是康雍乾三代。康熙皇帝曾命人特制一张古琴的小模型，精致小巧，龙池上刻贴金疗印一，篆书“康熙御制”四字。雍正时期则注重对宫中藏琴的整理、定级等工作，并画鼓琴于其行乐图中（图十三）。乾隆皇帝对古琴的玩赏胜过前朝，多有题刻诗词款印于琴上。此时官中藏琴很多被用来作为装饰品之用。

古琴与文人生活

中国古代文人生活非常讲究心灵感悟和精神追求，因此文人性的音乐也具有强烈的生命性，寄托着强烈的人文情怀。古琴作为文人修身养性的主要乐器，其器物形制、呈现形态和表现手法等都有文人参与的痕迹，观琴听音既能引起情思上的共鸣，仿佛超越时空界限，与它千百年前的主人进行对话，感受其独特的精深气质。

从宋摹本的传为顾恺之所作《斫琴图》中的人物形象来看，其有魏晋名士风度，很可能那时候已经有文人参与琴的制作，如此则古琴在制作中，从造型到装饰等已经蕴含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意识。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王徽之款古琴，琴腹刻有铭文：“琅琊王徽之斫，晋升平元年制（357）。”王徽之，字子猷，为王羲之第五子，性卓荦不羁，清高自恃。《晋书·卷八十·列传第五十》载：“献之卒，徽之奔丧不哭，直上灵床坐，取献之琴弹之，久而不调，叹口：‘呜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顿绝。”期间流露出南朝士人与琴的密切关系。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北齐《校书图》（宋摹本），表现的是北齐天保七年（556）文宣帝高洋命人校勘五经诸史的故事。从图中亦可看出，在校书间歇时抚琴已经成为常见的休闲方式（图十四）。

宋代以来，文人士大夫对艺术的参与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古琴成为文人生活方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不仅为休闲养性之用，甚而寄托着政治理想和隐逸情怀。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解释其六一居士之号时讲到：“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期间，是为六一。”此也可看作是宋代文人理想的生活休闲方式，而琴也常被作为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活动。欧阳修为送别好友杨置所作的《琴说》中提到琴能治“幽忧之疾”，特别是在背井离乡、独处孤闷之时，琴能平和心绪，有益健康。因此，在送别有人之时，需要“酌酒进琴以为别”，充分表达了宋代文人对琴的精深诉求。

明清文人是琴学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在琴谱、琴艺、制琴等等方面都有广泛地参与和创造，从明清绘画中可以看到大量文人与琴的图像。从明清琴上题刻数量看，明显超过前代，古琴成为文人运用各种艺术形式表达自己情感的一个载体。如曾为苏州怡园主人顾文彬（1811～1889）所藏的“松石问意”琴（图十五），琴底满刻铭文，连琴名共有史字题刻十二则，印章一个，是目前所见题刻数量最多的古琴。其落款者多为宋、明、清著名文人，且以吴地文人为主，如苏尔坡、唐伯虎、祝允明、文徵明、沈周、文彭、王宠、石渠、陈庭鹭等。从镌刻和字体风格看，诸题款时代较晚，不排除一次性伪刻的嫌疑，但从另一面也反应明清以后古琴不仅仅作为一种乐器，而是成为史人进行艺术表达的一个载体，赋予其更多的文化价值。

又如四川博物院所藏的明代“引凤”百衲琴（图十六）。“百衲”是指用削好的桐木及竹木条拼缀，像龟纹似，又像僧衣，加漆胶合而成。唐李绰《尚书故实》云：“唐汧公李勉好雅琴，尝取桐梓之精者，杂缀为之，渭之（谓之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百衲琴”。琴底面首部阴刻有楷书“引凤”二字，旁左侧刻有“铁侠”名，腹部右侧阴刻楷书“引凤质合竹桐，相传为五代时物，旧藏家命名竹发，志其表也。而未曾镌，若有所得，余时悼亡丧耦，百忧之中获此珍异，因取竹桐兼喻之义名之，感吾生之未已，寄遐想于飞仙”。左边阴刻铭曰：

唯竹与桐

相为表里

不施漆髹

九雷之比

高心所倚

奇迹异缘

断纹如水

永好良朋

并美兼收

创闻琴史

古意千年

涤烦报喜

庚辰秋日

铁侠

裴铁侠为现代著名古琴演奏家、收藏家，以上铭文记载了作者在丧偶之余，意外获得珍异之琴，以为与之有奇缘，顿解忧愁，并赞美此琴可以与唐代雷琴相比美。可以看出琴不仅能抒情，也可解忧，在文人的精神世界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另有一张“松风”琴，龙池下阴刻篆书“中和琴室”，为著名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书斋名。高罗佩一生醉心中国艺术，对琴艺造诣很深，抗战期间与重庆琴家过从甚密，其撰写的《琴道》是第一本向西方读者系统介绍中国古琴的书，至今影响深远。临离开中国之际，高罗佩将此琴赠送给重庆著名琴家杨少五，成为二人珍贵友谊的见证。

古琴展随想

作为流传千年的经典艺术，古琴所表达出的文化内涵异常丰富，历代琴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去制作、弹奏和欣赏古琴，直至传承至今。而这也正说明古琴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永恒的艺术魅力。此次《松石间意——巴蜀地区典藏古琴精品展》不仅将巴蜀两馆所藏几十张古琴精品展示给观众，更充分运用学术成果、影像资料、视觉互动设计、抚琴场景复原等手段来丰富展览的内容（图十七、图十八），增强展览的观赏性和艺术性。让博物馆中的古琴不仅没有失去音乐的灵魂，而且更显其艺术的全面性，将古琴所蕴含的的博大精深的人文精神更好地展示给世人。无论琴家藏琴还是博物馆藏琴，都从不同的途径对古琴的“形”和“神”进行保护和发展，因此古琴文化的传承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和合作才能走得更远。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