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理性主义国家观探析

摘 要:理性主义国家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定发展阶段,其理论来源主要是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以及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学说,它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是合乎理性的社会存在,自由是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国家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及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倾向。虽然这种国家观在不久之后即被马克思所自我否定迅速超越,但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抽象继承,在以后的唯物史观语境中仍然有所体现。

关键词:理性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国家观

中图分类号:A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10-0046-05

作者简介:裴森(1985- ),男,江苏镇江人,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郭华(1972- ),男,四川成都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一、马克思理性主义国家观的理论来源

理性主义在西方哲学中有着深厚而又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在政治国家理论层面,由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压制,很少有思想家能够自觉从理性的角度出发去思考社会问题。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不再以卑微的身份去面对神圣的上帝,而是意识到人的本质不在于他同上帝的区别而在于他同万物的区别,这种本质不是表现为原罪,而是表现为人类特有的理性,它是人类真正的尊严。马基雅维利等人文主义思想家也开始从人的理性的角度去观察社会历史和政治斗争,并企图从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在这以后,从霍布斯到斯宾诺莎再到洛克,以及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在探讨国家的合法性根据时都强调契约的作用,契约论是贯穿他们政治学说的一根主线,而契约恰恰是基于人们理性的自主选择而订立的。可见,理性主义国家观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相对于封建的君权神授理论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进步。青年马克思的理性主义国家观受到了上述思想家的影响,但是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主义对其影响是最为深刻和直接的。

《莱茵报》时期之前的马克思基本上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对他的思想有重大影响,它构成马克思研究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问题的理论起点。我们探索马克思思想历程时首先必须理解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理论前提和逻辑结论。

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是以客观唯心主义作为哲学前提的。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理性、普遍性、绝对观念是第一性的,现实世界从属于绝对理念,国家是伦理理念自身展开的必然结果和现实化,是自由意志的最高体现。国家作为现实的普遍,它是个人的真正的自我客观化、现实化,个人利益、个人的本质规定都依存于国家并从属于国家,国家是个人追求的普遍目的,所以国家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而作为国家制度一个方面的法律自然也就成为普遍理性和普遍利益的代表,追求私人目的的活动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导致普遍目的的实现。这样,个人利益对国家的服从,从本质上说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可见,黑格尔所说的国家并不是现实中的国家,而是一种完善的国家理念,是“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1],他力图将现实世界逻辑化,并没有从真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认识国家。

马克思青年时期与青年黑格尔派交往甚密,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鲍威尔的思想虽然不久后即被马克思所超越,但是也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道路上的重要一环。鲍威尔以黑格尔哲学中的“自我意识”为出发点,认为只有自我意识才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历史就是自我意识发展的历史,它从自身出发,走向“异化”,再经过批判而复归自身,从而达到真正的自由。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从两方面克服了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性:一方面,鲍威尔从无神论的立场克服了黑格尔的逻辑泛神论,他一人的自我意识代替了黑格尔绝对精神中神的自我意识,从自我意识中清除了上帝,并指出理性世界的发展不是上帝或绝对精神的发展,而是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另一方面,鲍威尔以彻底的批判精神克服了黑格尔对宗教和国家的调和态度。他反对黑格尔赋予基督教以绝对的真理的地位和意义,只承认它暂时的合理性。这时的马克思虽然受到上述思想的影响,但他的理性主义国家观也呈现出自己的特点。面对普鲁士新的政治形势,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与鲍威尔等人的潜在思想差异正在日益明朗化,他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宗教批判;相反,他参加政治斗争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因此,马克思开始走向政治斗争领域,要求从根本上废除一切不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

二、理性主义国家观的主要内容

青年马克思的理性主义国家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国家是合乎理性的社会存在。这一点主要是对黑格尔国家观的继承。在马克思看来,国家的本质是理性,哲学是理性的化身,现实的基督教国家是理性国家的对立物,因而必须通过宗教的批判实现理性国家。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的论敌海尔梅斯站在极端保守的立场上反对《科尼斯日报》和《莱茵报》讨论宗教、哲学问题,论证了宗教意识的兴衰对民族国家兴衰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他眼里,宗教构成了国家的基础,任何对宗教的攻击就是直接反对国家。身处德国这样一个教会力量还起着相当作用的国度,海尔梅斯以近乎讨好的口吻宣称:现代国家就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教义构成了国家的基本原则。而马克思指出:构成国家基础的不是宗教,而是作为现世智慧的哲学。自康德以来的近代德国哲学以普遍合理性作为自己的理论目标,这种能够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才是唯一真正的科学。从马基雅维利到黑格尔,都是从理性和经验出发来观察国家的自然规律的,这无疑为近代哲学家发现国家的“引力定律”奠定了基础。在他们看来,国家的重心应在其自身之内去寻找:“不应该把国家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自由理性的基础上”^[2]71。马克思在批判神权政治后肯定了黑格尔的国家观。黑格尔本身反对政教合一的国家,他认为如果完全用宗教取代国家统治,那就是一种宗教狂热,于是,他摧毁了国家的基础,因为宗教构成的国家基础只是在精神意义上的“绝对精神”里面,绝对精神是超越客观精神的,而国家在客观精神领域中,所以黑格尔是在这个意义上主张政教分离的。马克思说:黑格尔哲学“是根据整体的思想而构成自己对国家的看法。它认为国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2]71。

第二,自由是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在《法哲学原理》的导论中黑格尔着重探讨了自由意志问题,而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根式则把自由作为其追求的最高目标。这时的马克思思想还是受着黑格尔的影响,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可以看出他把出版自由的问题看成精神自由的问题,并且认为自由是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是不可亵渎的。出版自由问题是当时德国政治生活中受到广泛注意的极为重要的问题,马克思激烈地批判了威廉四世在自由主义伪善的面具下对1819年10月18日的书报检查法令的重新肯定,认为这会蒙蔽普遍的真理,扼杀社会精神行为的自由,阻碍人类的精神解放,实质是把个别人物的恣意妄为强加于社会之上。他认为,书报检查所产生的恶果不应归咎于个别检察官的不法行为,而是书报检查制度本身的客观缺陷;这种制度把调整社会精神行为的权力交给了执行政府意志的官员,这就必然无视理性自身的规律,给精神施加暴力;而且马克思认为真理是客观的、普遍的。因此,探讨真理的活动就不应该在一种官方的谦逊的限制之下,也就是说,探讨真理的方式一个个由真理本身的性质来决定。他说:“不仅探讨的结果应该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该是合乎真理的。”^[2]8既然如此,就很难要求真理“谦逊”,因为精神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它不可能只有一种存在形式。马克思说:“谦逊是属于个人的品质,而真理是普遍的,它不是属于我一个人,而是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2]7虽然马克思此时还是把精神理性看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但是他既不是像鲍威尔等人一样把历史发展的力量仅仅归之于主观精神,也不同于黑格尔客观精神把人作为自身实现的工具,把人独立于客观的历史进程之外,而是强调理性是独立于任何个人而存在的客观真理,又强调在理性的太阳照耀下的个人思想应该享有最充分的自由。这样,马克思就论证了自由的神圣不可侵犯,而这一切都是为他的理性主义国家观服务的。马克思认为:自由是理性的规律,法律是理性的体现。为了争取出版自由,他诉诸理性、诉诸法律。马克思在为《莱茵报》写的第一篇文章《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中说:“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法典就是人民的圣经。”^[2]71马克思认为,真正的法律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着的自由。这完全与黑格尔对法律的看法如出一辙。

第三,国家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把国家看成是合乎理性的社会存在,人与人之间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实际上,这种对国家和法的认识正是来源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马克思的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即是黑格尔的完善的国家理念实现的时候人们之间所应有的状态。因为法的理念是自由,所以只有当完善的国家理念实现的时候人才能称得上是自由人,这时的法律才是人的行为本身所必备的规律,是人的生活自觉的反映。这种理性主义的国家不是通过暴力和独裁来维护社会的稳定,而是通过教化来解决一系列社会、道德问题。^[3]对此,马克思在评论中花了一整段笔墨来阐明国家的真正社会教育作用在于它的合乎理性的社会存在:“国家本身教育自己成员的办法是: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成员,把个人的目的变成大家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变成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的自由;使个人和整体的生活打成一片,使整体在每个个人的意识中得到反映。”^[2]118也就是说,绝对精神在每个人的自我意识中实现了自己,普遍性和特殊性达到了统一。当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原则相结合时,马克思自然有理由宣称:“哲学所要求的国家是符合人性的国家”^[2]126。正是在这篇评论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概念。当然,这里的自由人联合体仅是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相互教育的社会组织形式,与后来马克思所理解的作为共产主义必然结果的同一概念相去甚远。总的来说,当青年马克思用理性国家来反对宗教国家时,他理解的国家仍然是抽象的、非历史的,经常会流露出一些对于社会改造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此时的马克思研究国家时所采用的是一种价值悬设的逻辑,并没有具体分析各种现实条件的复杂影响。^[3]

第四,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倾向。马克思这一时期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倾向是他区别于黑格尔和鲍威尔的一大特点。《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批驳了海尔梅斯反动的基督教国家立场。毫无疑问,马克思写这篇政论时仍然受着黑格尔国家观的影响。在马克思看来,国家的本质是理性,哲学是理性的化身,现实的基督教国家是理性国家的对立物,因而必须通过宗教的批判实现理性国家。但是,马克思同时又指出:哲学要完成自己的这一使命,绝不能仅仅停留于抽象的思辨,它必须与现实打交道。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写下众所周知的名言:“然而,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那种曾用自己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哲学体系。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2]120可以看出,这篇论战性文章既是马克思自博士论文以来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展开,又是马克思逐步向共产主义立场转化的重要环节。此外,马克思在为《莱茵报》写的第一篇文章中进一步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捍卫出版自由。在这篇文章中,他把理性具体化为人民精神,指出: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公开表露,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在自己的出版物中表现自己的精神。自由的出版物是人们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纽带。

三、辩证否定:从理性主义国家观到唯物史观国家观

然而当马克思运用看似美好的理论去剪裁现实的时候,看到的却是与上述理论事实相反的情况。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的第一篇文章对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条文作了具体分析后指出:“在检查法中,自由却是被惩罚者。检查法是对自由表示怀疑的法律。”^[2]171这与黑格尔关于法律的本质是自由的观点正好相反。而标志马克思世界观开始发生转变的是他的《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在文章中,马克思第一次碰到了要对物质利益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开始动摇了他对国家和法的理性主义幻想,意识到真正的立法过程并非有理性自由的规律所支配,而是物质利益所决定的。马克思在论文行将结束时写道:“我们的全部叙述指出:省议会是怎样把行政当局、行政机构、被告的生命、国家的思想、罪行和惩罚降低到私人利益的物质手段的水平。”^[2]176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仍然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谴责私人利益,以维护国家和法的原则的尊严与纯洁。他说:“私人利益的空虚的灵魂从未受到国家观念的照耀和熏染,他的这种欲求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严重而切实的考验。如果国家哪怕在一个方面降低到这种水平,即按私有制的性质而不按自己本身的性质来行动,那么就应该得出结论说:国家应该适应私有制的狭隘范围来选择自己的手段。”^[2]142私人利益力图把国家变成维护私人利益的工具,而国家应该同这种卑鄙的掠夺行为作斗争。此时马克思还是站在抽象的理性主义立场对私人利益侵害国家与法的理性原则的行为进行激烈的抗议,他愤慨地宣称这种行为是下流的唯物主义。尽管对私人利益进行了谴责,但是私人利益还是到处占上风,实际上,这正是马克思从经验认识中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也表明,物质利益与国家之间是前者决定后者,而不是后者决定前者,即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4]

在接受了费尔巴哈的理论之后,马克思以费氏的宗教批判为前提直接进入到对尘世的批判。在尘世批判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自己完整的异化理论。这包括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其一是宗教异化批判走向政治异化批判,把异化理论从宗教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在以人本学唯物主义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黑格尔把国家“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2]250-251。从“真正的人”的观点看,市民社会作为人的本质的客体化,决定着国家这一“人格的最高现实”的实现。黑格尔把这一切头足倒置了,由此带来普遍公共利益领域的政治国家与纯属私人利益领域的市民社会的分离;而个人作为国家公民和市民社会成员身份的二重性必然导致人的本质和现实存在的分离:在最直接的现实,即市民社会中,人是世俗存在物,奉行彻底的个人主义原则,是丧失本质的现象;而在国家,即在人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却成了想象中的主权的虚拟的分子,并失去了实在的个人生活,充满了非实在的普遍性。^[2]428这就在政治生活中出现了类似宗教异化的情形,国家本应是“人的最高的社会现实”,却不幸沦为人的类本质在现实生活中的异化。与宗教异化一样,政治异化也是反人道的。其二是从政治异化批判推进到经济异化批判,直到异化劳动理论的确立。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使马克思认识到,解剖市民社会是理解国家和法的本质的钥匙,而市民社会的根本问题就是私有财产和利益问题。由此,马克思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并进而把异化理论推向了经济领域。

马克思主义在论述了国家的产生必须从市民社会中寻找根源之后,接着就论述了国家如何起源的问题:“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5]176恩格斯也对国家的起源问题作过清晰的阐述,他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5]170这表明,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使社会发生阶级分化时,国家就因这种分化成为必要。也就是说,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然而这样的国家只是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表现,社会最后还是要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对于未来国家的发展形态,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做了如下描述:“劳动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市民社会;从此再不会有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市民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6]后来,马克思将这一联合体命名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到那个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7]。这种“联合体”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二元对立被消除,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形式,并将逐步实现社会解放即人类解放。

纵观马克思的一生,谋求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是其一生奋斗和实践的主旨,也是贯穿其理论始终的基本价值关怀。但是,只有在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正确认识的基础上,从既定条件下的客观现实出发,发挥人改造世界的实践能动性,人的自由和解放才成为可能。^[8]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体系的建立,为马克思青年时期理性主义国家观美好理想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科学路径。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所谓的“相互教育的个人”只有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后才具有理论上的现实合法性。人的本质只有在经历了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的发展阶段之后才能达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样一种理想的状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消灭剥削、建立公有制、实现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科学共产主义社会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实现。□

参考文献: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58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秦俊青年马克思的国家观[J]唯实,2004(01)

[4]邓宏炎论马克思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理论的形成——思想历程与研究方法的考察[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11)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4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3

[8]张晓东科学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之维[J]南京社会科学,2005(08)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