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从成立到改组的历史验证

【摘 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抗战时期一些中间党派为团结抗日形成的政党联盟组织。它最初是政党首脑的松散联盟，后来发展为党派联盟，最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国共两党对该组织采取的不同政策是促其最后解体的重要原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它复杂的内部矛盾和斗争。该组织发展的历史轨迹显示了，民盟各派别虽不同程度上都有抗日和民主要求，但在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和影响下，必然因阶级属性的不同而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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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间党派；民主政团同盟；政治联盟

【中图分类号】K2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1）06—0115—06 抗战时期，一些中间党派为了促进全国团结抗日，结成了一个政党联盟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该同盟随着战时和战后形势的变化，几经演变，最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政团”两字的取消，说明该组织从政党联盟变成了政治联盟，深刻反映了中国中间党派联合体发展的历史特点和规律。

一、同盟内部存在深刻分歧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1941年3月在重庆秘密成立的。她的前身是1939年11月在重庆组成的统一建国同志会。统一建国同志会则是由抗战爆发时的三党（中国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三派（救国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的骨干分子）和少数无党派人士联合组成的。最初成员30人左右。绝大多数会员具有不同党派背景，但都是以个人资格入会。

从统一建国同志会到民主政团同盟，基本的政治诉求是团结抗日。为要团结，就必须实行民主。坚持抗战，要求民主，是各中间党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共同追求，也是他们进行联合的共同政治基础。同盟中的各个党派除了具有最基本的共同要求以外，还有自己的具体主张和特殊追求。这些具体主张差别很大，存在着深刻分歧。如何对待抗日与民主这样的根本问题，各党派的态度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别。这些差别和分歧，就是导致同盟内部矛盾日益深化并最终分裂的根源。下面分析各党派的具体特点和政治追求。

中国青年党的重要人物大都参加过五四运动，是五四青年的右派。他们信奉国家主义，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们是反共的急先锋。大革命时期，他们坚决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国民党“收纳”共产党。他们也叫喊“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但明确解释：他们说的强权是苏俄，国贼是共产党。［1］（P123，105）大革命失败前后，青年党主动表示愿意帮助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同时希望蒋介石给他们合法平等的地位。蒋介石同意他们协助灭共，但不同意给予平等地位。合作不成，青年党被迫实行所谓“夹攻中继续奋斗”，即“一面反共”，“一面反对党治”［1］（P205）。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青年党基本上都是维持这种态度。抗战爆发前后，青年党广大干部和党员，采取了一些抗日行动，表现了相当的抗日热情。但其领导层对抗日的态度则有某种程度的保留，对抗战前途缺乏信心。在“反对党治”的问题上态度发生变化本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但青年党却表现了对蒋介石集团的过分信任和依赖。1938年初，蒋介石在参政会中给他们安排了几名代表，青年党受宠若惊，其代表左舜生上书蒋介石，表示放弃反对国民党的一贯立场，承认“国民政府为今日举国共认之政府，亦即抗战唯一之中心力量”，“同人等必本爱国赤诚，始终拥护”，“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计及”。 ［1］（P263，264）隐现他们拥蒋反共的心态并未完全消除，从而在同盟内部埋下了摩擦和分裂的主要祸根。

国社党的主要创始人张君劢和胡石青原是民初梁启超研究系成员，有着浓厚的旧政客作风。1933年该党成立，标榜国家社会主义。他们表面上似乎非常爱国，鼓吹“绝对的爱国主义”［2］（P335），但这种爱国，从根本上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种骗人的反动理论。该党虽然也反对蒋介石“一党独裁”，但其反独裁大体上同青年党一样，希望自己能够平等地在国民党政府中占有一定位置。抗战爆发后，该党也拥护联合抗日。1938年蒋介石给了该党几个国民参政会代表席位，其领袖张君劢立刻上书蒋介石，表示“对国民政府一致拥护”。同时攻击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污蔑陕甘宁特区是“封建割据”，要求“取消特区”，要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3］（P557）。国社党在政团同盟中的作用基本上同青年党一样，都是同盟的右翼。

日本从东北侵入华北，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36年5月底，由各地区各行业各类群众救国组织联合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成员非常广泛，凡是主张救国的人都可以参加，其中有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国社党的人，以无党派人士居多。内部政治倾向差别很大，但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等左派是救国会的主导力量。蒋介石被迫同意抗战以后，有的成员政治右倾，提出“少号召，多建议”［4］（P31），甚至主张取消“救国会”。蒋介石正式要求解散救国会遭到沈钧儒、邹韬奋等人的拒绝之后，表示只能在既定国策之下，“努力全民救国运动”［4］（P31）。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青年党人以救国会领导人同共产党关系太密切为由，不让他们参加。沈钧儒等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同意暂不参加，到1942年才正式加入。

第三党最初是大革命失败后，由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与谭平山等人联合组成的，自称是代表工农利益的政党，但反对共产党搞工农武装割据。他们的政治立场本来和共产党人接近。其主要领导人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以后，该党一度处于涣散状态。1935年11月，该党重要领导成员章伯钧、黄琪翔等人将原来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组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其后积极推动由反日的党派、社团及革命者联合组成反日阵线，对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动起了配合作用。全国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要求取消第三党，让其成员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章伯钧没有同意，表示要与共产党密切合作，推动全民抗战。

以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派，主张以乡村教育为手段推动乡村建设，而又以乡村建设推动全国建设。梁漱溟在五四时期即反对马克思主义。大革命时期又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认为是对乡村的大破坏，他要通过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来对抗共产党的道路。受乡村建设派影响的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爱国热情很高。梁漱溟等人也加入了抗日行列，并参加了政团同盟。

以黄炎培为领袖的职教社成立于1917年，积极宣传和实践“职业教育救国”的主张。成立时宣布以发展职业教育为职志，不参加政治活动，整个20年代都专心从事职业教育。“九一八”事变后，职教社同仁积极参加救国活动，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拥护共产党倡导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黄炎培也是救国会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全国抗战爆发后，黄炎培是“统一建国同志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领导成员，曾被选为政团同盟常委会主席。

政团同盟中各党派的政治倾向基本上是两种情况：大部分是左翼，他们是救国会、第三党和职教社，另一部分是右翼，包括青年党和国社党；乡建派处于两者之间，稍微偏左。整个抗战时期，两派除了共同抗日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外，在如何坚持抗日和反对独裁，如何对待共产党和国民党，如何在战后建国以及建设什么国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尖锐分歧与复杂斗争。这些矛盾和斗争，导致政团同盟不断蜕化。 

二、国共两党对政团同盟的影响

政团同盟内部复杂分歧的症结在于如何对待民主和如何对待共产党。国共两党对政团同盟的态度和影响，对该组织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先说国民党。抗战开始以后，蒋介石国民党被迫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随后在各方面的强烈要求推动下，于1938年设立了国民参政会，给予各抗日党派、团体不同数目的参政员席位，同时对各党派的人士进行分化和拉拢。面对蒋介石国内政策这一变化，中间党派人士的政治态度出现了第一次分化。除青年党、国社党转向蒋介石外，第三党的彭泽湘发生动摇，不久投向蒋介石。救国会的章乃器、王造时被软化、动摇，章乃器在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不久就退出了同盟的活动。国民参政会的召开，使一些人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寄予过高希望。如梁漱溟就说参政会的召开，象征着中华民族新国家奠定基础。曾琦也说政府“将国防参议会扩大为国民参政会，显现了民主的曙光”［5］ （P173）。其实国民参政会完全是国民党操纵包办的咨询机构，根本没有任何实权，规定它只有建议权和咨询权，至于决议权，则仅仅对国民党政府已制订的政策做个决议，形式地表个态。［6］（P7）中间人士政治上发生的这种动摇与分化，凸显中间集团的不稳定性。

国民党还采用高压手段影响中间势力。从1939年12月到1941年3月一年多的时间中，国民党顽固派连续掀起了两次反共高潮，在疯狂反共的同时，对抗日的中间势力也进行打击。中间势力普遍支持中共关于取消一党独裁，实行民主，坚持抗战的号召。蒋介石恼恨中间人士和中共唱同一个调子，于是取消他们当中一些人的参政员资格，第二届参政员资格被取消的有章伯钧、张申府，第三届参政员被取消资格的有沈钧儒、陶行知、邹韬奋、王造时、史良、梁漱溟、罗隆基、陈嘉庚等，1940年10月逮捕了抗日民主人士杜重远。1941年初，邹韬奋在各地办的生活书店被封闭十多家。国民党顽固势力造谣沈钧儒、邹韬奋等打算在重庆组织暴动，迫使邹韬奋于1942年初逃亡香港；不允许“统一建国同志会”成为正式政党，并明确规定不得让沈钧儒、邹韬奋参加。蒋介石的高压和独裁，激起中间势力的不满和反抗，促使他们加强联合，成为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蒋介石得知政团同盟成立的消息，立刻责令追查，想方设法阻止《光明报》出版。孙科也发表谈话，称其为“第五纵队”。

蒋介石很了解同盟内部的分歧，到抗战后期，进一步加强对政团同盟实施分化拉拢的策略。1945年4月联合国旧金山大会召开。蒋介石为了抬高、拉拢青年党和民社党，矮化中共及其他抗日党派，特让民、青两党各派一名代表出席大会。在商讨召开旧政协期间，青年党以老大自居，忽视盟中其他党派的利益，要求多占代表席位。蒋介石随即答应青年党作为独立单位参加，完全满足了该党要求，青年党从此完全倒向蒋介石，不久就从民盟分裂出去，实现了蒋介石第一步分裂中间党派联盟的目的。到伪国大期间，蒋介石以同样手段把民社党也拉了过去，从而造成了政团同盟的大分裂。

中国共产党对待中间势力，则是采取争取、团结和帮助的政策。绝大多数中间阶层及其政治活动分子，都是真正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共产党非常重视他们的力量和作用，支持他们联合起来，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为抗战和建国作出重大贡献。共产党的帮助，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和打击中间人士的一系列倒退行径，惊醒了广大中间人士，使他们振作起来，加强联合，更有力地反对一党专政，争取民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共产党衷心祝贺，热烈称赞民主政团同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7］（P25）。其后，共产党与民主政团同盟在国民参政会中常常互相配合，抨击国民党的独裁，推进民主宪政运动。1944年9月，共产党代表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政团同盟中大多数党派积极响应。旧政协开会之前，共产党为帮助同盟解开代表名额分配的难题，击破蒋介石分裂中间势力的阴谋，主动提出自己让出两个名额，同时要国民党也让出一个名额，以保证同盟及其他中间势力的代表数额。这样一来，虽然青年党被蒋介石拉过去了，同盟中的大多数及社会其他中间党派（抗战胜利前后产生的一批新党派）与共产党的关系却更加密切。1946年，蒋介石国民党不顾共产党和绝大多数中间党派的反对，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结果除了青年党和民社党甘当小喽罗之外，广大中间势力和中间党派都支持共产党，抵制伪国大。

国共两党对待同盟和中间势力的政策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国民党的政策造成了民主政团同盟分裂，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它的目的。共产党的政策则支持他们加强联合，团结他们一起同顽固势力作斗争。国共两党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施加的两种反向影响力，是他们日益加剧分化以至彻底分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三、从政团同盟到民主同盟的演变过程 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从来不是一个严密坚固的政治组织，内部关系极其松散，矛盾重重，纷争不休。可以说政团同盟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蜕变的党派集合。从创立到改组，政团同盟的组织变化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从1939年10月统一建国同志会建立到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是第一发展阶段。可以视为民主政团同盟先期发展阶段。统一建国同志会虽然与民主政团同盟没有直接组织继承关系，但它确实直接为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准备了条件，它是政团同盟的前身。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组织特点，是政党首脑的（极少数人除外）联合体。其成员形式上虽属以个人身份参加，实际上他们背后都有一个政党，而且自己是党派的领袖。他们在统一建国同志会里面虽然不具有党派代表的身份，《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对他们的党派也不存在指导和约束作用。但他们之所以联合在一起，主要是由于他们各自党的纲领和政策主张中，有不少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地方，通过联合与相互沟通，可以更好地促成这些共同目标的实现。统一建国同志会虽然不等于政党同盟，但各党派同它的内在联系却是不争的事实。当形势发展要求各党派进一步加强合作时，领袖们感到统一建国同志会的组织形式已不能满足发展要求时，他们很自然地就把统一建国同志会发展为政团同盟。所以说统一建国同志会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先期组织，是它成立前的热身阶段。

统一建国同志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阶级特性和政治本质上，没有根本性质的区别。作为抗战前期中间派联合性质的政治组织，此时它正处于上升阶段，要求联合的倾向居主导地位，各成员之间（包括通过他们折射的各党派之间）的矛盾或纷争还没有凸现和展开，国共两党尤其是国民党对它的影响还没有充分施展开来，所以还看不见分裂的迹象。不过，即使在统一建国同志会时期，其内部分化因素也已开始表露。总之，感觉自身力量不足要求联合，在联合中隐藏分裂因素，是中间派政治联合体的基本特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成立，标志中间势力由隐性的党派联合发展为名副其实的正式的党派联盟，是中间势力联合历史上的重大胜利。

从政团同盟成立到1944年9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是第二发展阶段，也是政团同盟剧变的阶段。在此阶段，由于中间党派正式形成集团，其力量和政治影响有所增强。他们自称第三势力，在国共之间调解矛盾和冲突，确能发挥更多作用。在国民参政会与共产党的配合也比以前增多。但与此同时其内部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终于导致同盟的剧变。

政团同盟成立时，党派成员是主要成分，个人成员只是极少数，在同盟内部不起主要作用（张澜之所以任主席，除了社会威望之外，主要是他没有党派背景，便于居中协调各党派的关系）。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广大中间人士受到人民抗日力量迅速增强的鼓舞，政治热情迅速提高。他们的政治倾向比较接近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因此纷纷争取加入。抗战开始后，昆明成了知识分子汇萃之地，为民主政团同盟的发展提供了充分条件，他们大量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民主政团同盟。同时，在四川和其他地方也增加了许多个人身份的盟员。这些盟员的增加，不仅为民主政团同盟增添了生力军，而且大大增强了政团内部要求改造的力量，使其内部保守势力和进步势力的矛盾迅速激化起来。特别不能容忍青年党操控政团同盟的局面，迫切要求改变。政党同盟中的三党三派，以中国青年党和救国会两党派力量最强。同盟建立之初，青年党等保守势力排斥救国会，控制了同盟总部。四川是青年党的重要基地，党员众多，党的重要领导人曾琦、李璜等都是四川人。政党同盟组织很松散，总部没有办公的地方，使用青年党的办事处办理日常事务。政团同盟总部秘书左舜生是青年党的重要领导成员。政团同盟主席张澜是四川人，长年住在成都，与青年党领导成员关系密切。政团同盟的规章、文件、宣言，不仅由青年党总部办理；而且大都是他们制订后经张澜过目即成，从而形成了青年党操控民主政团同盟的局面。青年党竭力把政团同盟推上右的方向，而且在盟内以老大自居，不尊重其他党派，尤其压制进步的个人身份的盟员。政团同盟云南昆明支部个人身份盟员最多，进步力量最强，该支部首先冲破一般不吸收个人盟员的限制，使一大批青年学生和著名文化人参加进来，其中包括闻一多、李公朴、吴晗、陶行知、楚图南等。1944年政团同盟云南昆明支部对亲蒋的青年党人把持操纵政团同盟的状况发起挑战，要求打破少数党派操控的局面，首先向该盟中央提出建议，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政团二字。［1］（P285）这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昆明支部的提议，决定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这次改组使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从党派联盟性质的组织，变成了一个不是以党派团体而是以个人身份为基础的民主人士的政治联盟，是民主政团同盟发展史上的一次剧变。但三党在盟内依然存在，有党派盟员与无党派盟员并存的基本情况仍未改变，只是无党派盟员的影响大大增强，青年党操控民盟的情况不复存在。

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到中国民主同盟二中全会召开，是第三发展阶段，可视为党派联盟的尾声。这一阶段是中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过渡时期，也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准备阶段。在这段时间中，国共两党以及中间势力围绕战后建国的问题，展开了复杂而尖锐的斗争。中间势力积极调解国共之间纠纷与冲突，利用自己在两大对抗势力之间举足轻重的难得时机，积极争取自己今后在政权中的相应地位。这一时期是中国民主同盟（包括政团同盟）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在这段时期中各派势力围绕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召开旧政协和召集伪国大三件大事展开了激烈斗争。

1944年9月15日，鉴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极端腐败，为争取胜利结束抗战和民主建国，中共代表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上提出了结束一党统治，建立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6］（P196）10月10日，改组后的中国民主同盟新领导机构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积极响应中共的号召，明确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7］（P51）。民盟对待当前政权态度的这一重大变化，表明它政治上的左倾，青年党人不满民盟左倾，加强分裂活动，加紧投靠蒋介石。蒋介石为拉拢它，故意抬高它，让它同中共一样派代表出席了联合国大会。青年党人看准时机，在蒋介石支持下，公然离开民盟，单独派代表出席政协会议。青年党至此实际已经脱离民盟，但仍未作出正式组织处理，不过这已构成民盟第一次公开分裂。蒋介石原以为拉到中国青年党可以让自己有效操纵政治协商会议，没有想到由于中共与民盟的共同努力及形势所迫，政协的许多决议内容仍然对自己不利。本无协商诚意的蒋介石，一到时机成熟，公然撕毁政协决议，片面宣布在194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这一行动彻底关闭了和谈大门，完全摧毁了中立的舞台，造成了政治势力之间的大分裂。蒋介石为了欺骗老百姓，竭力拉拢小党给御用的国民大会和一党独裁装潢门面。不用说，青年党已经梳妆打扮送上门去，民社党的张君劢等人也眼睛发红，急于分得一杯羹。经过装模作样的讨价还价，蒋介石答应安排民社党人以政府位置，他们的愿望达到了，也公开宣布参加伪国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坚决抵制和反对国民党一党召集的完全违反政协决议的所谓国民大会。这样，青年党、民社党就与民主同盟彻底分裂。1946年11月，民盟中央作出决议，开除民社党的盟籍。［7］（P158）民盟虽然没有正式宣布开除青年党，实际上从1946年春开始，早就不通知青年党人参加盟内的活动。与此同时，黄炎培为首于1945年12月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章伯钧领导的第三党在1947年2月正式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但他二人仍是民盟领导成员。1947年1月，民盟召开二中全会，决定完全取消盟员的其他党派背景，不论有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一律以个人身份入盟，以个人为参加单位，彻底改变了有党派盟员和无党派盟员并存的状况。民盟从此完全成了一部分中间知识分子的政党。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上演变过程，生动反映了中国民主党派联合体短暂而脆弱的一生。

四、结论

通过对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历史状况及蜕变过程的考察和分析，对中国中间党派联合体的历史特点和发展规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是，中国不可能形成中间派统一的强大政党和巩固的中间党派联盟。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级构成基本形式是两头小中间大，就是说中间部分人数特别大，阶层特别多，其中包括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和绝大部分的中等资产阶级。由于中间阶层经济利益差别很大，缺少强大的共同经济基础，决定他们不可能形成坚强的统一政党。他们的分散性和动摇性，决定众多中间小党派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中间党派的脆弱性，决定它们在特定条件下实行联合的可能性，但这种联合只是暂时的和极不稳定的，因此也决定中间党派联合体在两极强大势力的影响下，容易分化以至最终分裂。抗战时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亡国灭种的危机彻底改变了中国内部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改变了国内的基本政治格局。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国内两大敌对势力的抗争不得不暂时缓和下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格局下，中间势力得到了空前广泛的活动空间。他们既获得了充分表现自己抗日积极性的机会，又得到了争取充当国共两党摩擦调解人的角色，从而导致了中间党派的迅速发展，和实行中间党派联合，以求在国共之间形成统一的第三势力。一旦抗战结束，民族矛盾的主导地位重新让位给国内阶级矛盾，国共两党重新对决战场，而且到了最后判定胜负的时刻，两军对垒之下的中间地带立刻消失。中间势力立刻失去了独立活动的空间。在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对中间势力发起空前激烈的争夺的形势下，中间党派联盟必定不能独立存在，必定分裂，最后大多数投入革命阵营，极少数投向反动派。抗战胜利前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中国民主同盟发展的历史充分验证了这一条中间党派发展的基本规律。

二是，中间势力的大多数最终趋于进步是其发展的总趋势。一般情况下，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大陆，中间党派不复存在，原来中间性的民主党派已转变为新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民主党派。他们已不再是两大对抗势力之间的中间势力，而是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参政党（青年党、民社党投靠蒋介石，跟随国民党到台湾以后，先是充当独裁统治点缀品；往后逐渐失势，沦为台湾一般小党派）。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前夕，绝大多数中间党派之所以倒向人民革命力量一边，除了人民革命力量已居绝对优势的根本因素外，还由于在旧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中间阶层的绝大多数都不同程度遭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迫和摧残，他们唯有倒向革命势力方面才能找到自己生存发展的机会；革命势力也只有最大限度地团结中间势力，最大限度地削弱和孤立反动势力，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参考文献：［1］李义彬.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中国青年党［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2］朱建华，宋春.中国近现代政党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救国会［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5］康之国.曾琦国家主义思想研究［M］.北京：知识出版社，2009.

［6］四川大学马列教研室.国民参政会资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7］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教学参考资料（1941-1949）（内部）［Z］.1981.［责任编辑 赵 春］

Historical Verification from Founding to Reorganiz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olitical League of China

CAO Muqing

(Department of History,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Abstract: The China Democratic Political League is a coalitional organization formed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by some central parties to unite for resistance. Originally a loose coalition among the party leaders, it developed into a coalition among parties, and eventually reorganized into the China Democratic League. Polic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CPC towards the organization is an important reason that prompted its dissolution while the fundamental cause roots in its complex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struggles.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this organization’s development indicates that with fierce struggles and impacts of the two prominent forces of Kuomintang and CPC, although all internal factions to various extents had requests for democracy and resistance again Japan, taking different roads because of their different class attributes is inevitable. 

Key Words: central parties; Democratic Political League; political coalition

【收稿日期】2011-05-09 【作者简介】曹木清（1930— ），男，湖南永兴人，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