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志在兴农的董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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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时进身世
我们的祖父董世绪、祖母熊氏，历经艰辛，勤劳致富，在四川省垫江县 (今属重庆市)买田置房。但因富而少文，深受其苦，吃过不少“哑巴亏”。于是发愤，决心使自己的四个儿子都要上大学。后来，他们的儿子董时进、董时恒、董时光公费留学美国，萤时敏毕业于北平朝阳法学院。
董时进于1900年旧历10月18日生于四川省垫江县武安乡天星桥董家老屋。辛亥革命前人桂溪高等小学堂读书，后到重庆上学，继而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即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今交通大学之前身)，毕业后弃工学农，于1917年考入北平京师大学农学院，在学习期间，品学兼优，而且爱好体育。1920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美国之专科，旋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学。1924年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被选为美国施革玛赛学会荣誉会员，又在伦敦大学作学术研究，在欧洲各国考察一年。
1925年回国后，他曾任重庆西南体育专门学校名誉校长、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并执教有年；1929年他和竺可桢、翁文灏共五人代表中国出席太平洋科学会议；1938年任江西省农业学院院长、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所长，在此期间，他成立了“中国农业协进会”，1940年为“国际农业协会”接纳；又创办“现代农民社”，自筹经费主编《现代农民》月刊，在全国斟开发行。1940年在重庆沙坪坝井口镇兴办大新农场，种植果树。饲养奶牛，他亲身参加剪枝、嫁接等劳动。19451年举家赴上海。
1950年，董时进迁美国定居，人美国国籍，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又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退休后，笔耕不辍，著述甚多；在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的社团、大学演讲不下300次，晚年为和平统一中国，奔走于海峡两岸，终因患肠癌，于1984年4月16日辞世，享年84岁。
我们都、称呼时进伯父为“大爸爸”，称伯母为“大妈”。第一位大妈是垫江县农村的胡姓女子，新婚不久，伯父即去北平求学，大妈在家孝敬公婆，善待小叔，十分贤惠，惜几年后病逝，1925年伯父回乡的第二天，即具办香蜡纸烛到大妈墓前祭扫，深表歉疚和哀悼之情。 1926年，伯父到北平后，娶了一位朱姓女子为妻，她是前“贤人内阁”总理熊希龄的外侄女。大妈比大爸爸长两岁，擅长西画、国画，生有二男二女，均已学有成就。
董时进伯父是四兄弟中的大哥，他的二弟董时敏(我们的父亲)，大学毕业后曾著书立说，谢绝了垫江县税务局局长这样的肥缺，隐居乡里，以读书、吹拉弹唱自娱，愤世嫉俗，1949年逝世时只有40多岁；三弟董时恒，终身执教于大学，带研究生，研究体育史，著述译著多种，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体育史》条目副主编。，四弟董时光，50年代初被美国当局以亲华之罪名驱逐出境，回重庆后执教于西南师范学院，1957年因反对官僚主义，以诤言招祸，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在劳改中客死他乡，终年48岁。1984年5月13日正式平反昭雪。人们称他是—位爱国和崇尚民主、科学的正直有骨气的知识分子。
与“农”字结下不解之缘
董时进善于学习，敏于思考，无论学文学武，学工学农，一定是学有成绩，做有成就。他认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国家之兴盛，必须以农立国，科教兴农。他以兴农为己任，终身不渝，即使在美国定居的34年，他仍念念不忘中国农业的振兴。
董时进志趣在农，综观其一生，与“农”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为农师，任农官，办农刊，立农会，建农党，创农场，著书立说。多是言必称“农”。1986年，政府给大新农场的补偿款2．6万元人民币，他早有遗嘱，捐赠给西南农学院作为奖学金。董时进真可谓一生务“农”了。
当年董时进自办的大新农场，置地75亩，种植梨、桃、苹果、柑桔和大量的柠檬，共有果树2900多株，年产水果1．4万多斤，所产之柠檬不仅在省内销售，还销至上海等地；农场还饲养奶牛、猪、鸡、鸭等畜禽。他还经常下地从事农业技术方面的劳动。
《现代农民》月刊，是萤时进1938年在成都创办的，1939年迁重庆米花街，在日本飞机大轰炸中，三次迁址，三次被炸，毁稿毁版，董时进决不屈服，另寻地址坚持出版。1945年4月26日，他在城内编辑部看完稿件后，乘公共汽车返回磁器口途中翻车，折断三根肋骨，痊愈后值盛暑，着短衣短裤，夹把雨伞往来于城乡之间，既办农场又办月刊，不理解的人称他是“书呆子”、“真有一股傻劲”。
《现代农民》在发刊辞中宣称，一是要传达有益于农民的知识，一是要作农民的喉舌。月刊内容分政论、农业科技、农人之声和通俗文艺三部分。1939年连续刊登了《四川的柑桔事业》、《柚子的希望》、《梁山柚子》 、《柑桔天牛》、《广西沙田柚》、《巴县桔子》等文章，对四川如何发展柑桔业，作了系统的介绍；他还在月刊上发表了文章《牛乳与中华民族》、《建国的第一步——发展乳牛业》，强调“建立新中国，必须发展乳牛业”，他主张，多喝牛奶，有利于增强国民的体质和智力。还广泛介绍了西瓜栽培、白木耳培养，怎样种红甘蔗、核桃树，以及养猪、牛、羊、鱼等科学技术，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对发展四川农业、林业、畜牧业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董时进出版了多本专著，如《农业经济学》、《农民与国家》、《国防与农业》、《农村合作社》、《粮食与人口》、《农人日记》等。他主张推广良种，兴修水利，放干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推广美国式的农场，实现机械化、化学化。他是最早提出节制生育、优生优育的学者之一。
董时进定居美国后，以中国大陆的农村生活为题材，写了《两户人家》、《阿宝救牛记》两本小说。《两户人家》是写垫江董家的家史，同住一个院落的两户近亲，人多势众的一户总是欺负孤儿寡妇的一家，孤儿寡妇挣扎图存，后来兵燹匪患接踵而至，新旧思想冲突，婚姻纠纷无法调解，事连四代，史跨百年，台湾出版界人士评论曰：“如果说《红楼梦》是描述古代官场家庭及封建社会，《水浒传》是描述绿林豪杰，《两户人家》乃是近代社会及普通人家的撮影。”《阿宝救牛记》则是写江南农村牧童阿宝与所牧之牛产生了深厚感情，忽闻牛主要将牛卖给杀牛房，阿宝于心不忍，于情难舍，乃以两个鸡蛋起家，艰苦奋斗，终于赚了大洋20元，买了那头牛。台湾出版界人士评论“这是一篇可歌可泣的贫儿奋斗史”，这本书已被台湾商务印书馆收入“人人文库”。
在时代潮流中
董时进伯父青年时即十分崇敬孙中山先生，凡有称孙中山先生为“孙大炮”者，必与之激烈争辩，致面红耳赤，不折服对方，绝不罢休。1919年，他在京师大学农学院求学时参加“五四运动”，于6月3日游行时，被北洋军阀拘捕，当时被拘捕的学生约800余人，囚禁于北平大学法科，七天后被释放回校。
他曾加人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委员，是民盟重庆市的负责人之一。他拥护政协决议和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参加了较场口庆祝“双十协定”的群众和平集会，为主席团成员，目睹了暴徒殴打民主人士，破坏大会的暴行。他于1946年秋组建中国农民党，自任主席，先后发展党员800多人，其党纲是：1、建立民主政治；2、促进经济发展；3、合理分配财富；4、消除一切战争。1946年，国民党当局强行单方面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从民盟中分裂出去的民社党、青年党都投靠国民党，参加了不得民心的“国大”，农民党却拒绝参加，董时进著文指责“国民代表大会不代表农民”，之后他办的《现代农民》月刊屡遭当局的压制，他又发表文章说：“批评政府是农民的权利，只有暴君才怕人民批评。”
1949年6月5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与董时进谈活，指出“农民党并不代表农民，而是地主富农利益，不能作为党派单位参加新政协，至于该组织中的农业技术人员可以为新中国贡献力量”，董时进表示接受批评，于6月25日发表了《中国农民党停止党务活动致力于生产建设宣言》。
董时进办的《现代农民》月刊，以农民的喉舌自居，也曾揭露、抨击过国民党基层政权的腐败，如写过《保长的威风》、《骇人听闻的乡长》、《一个佃农吃了地主的亏》、《役政的弊端》、《征粮舞弊应处死》等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还指名道姓批评蒋介石，写了《请政府禁呼万岁》一文，他写道：”‘国民党喊总裁万岁，万岁原系君主时代对皇帝的称呼”，“万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组织政府雇用官吏，而结果好似找来了一些老祖宗”他还质问：“林(林森)主席和蒋委员长谁大?”指责当时各单位只挂蒋介石像，不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像的作法。
他赞扬中国共产党“有朝气，精神振作，办事务实，政治廉洁，无营私舞弊等腐败官场恶习”，尤其是赞扬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权好。在批评国民党政府独裁专制，贪污成风，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同时，又批评共产党“崇拜偶像”。他反对内战，天真地主张请马歇尔做公证人，国共两党都裁去军队，中国只保留警察，没有军队，内战就打不起来了。美国人也认为此议行不通，魏德迈曾写信给他说：“一个国家没有军队是不行的”，劝他“跟蒋先生走”，自有“出路”。但他拒绝靠拢国民党，也不理解共产党，想以美国为模式走第三条道路。
1950年，董时进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公开信，标题是《董时进上毛主席书》，自费铅印，四处散发，提出“江南无封建”论，不赞成在江南进行土地改革，受到批评，据说这封公开信散发到他的家乡垫江县武安乡，也受到农会干部和贫雇农的批评。嘲笑“董博士不了解实际情况”。
董时进走十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并不切合实际，但他是学者议政，是探索中的误差。他在《有意义的人生》一文中有这样十段话：“人生在世上，必须对于社会有些影响，发生一种作用，才不算虚生一世，否则无论官做得多大，财发得多大，都没有意义的。”
董时进晚年致力于和平统一中国的活动，提出主张，奔走于海峡两岸，访问政要。他认为中国应当和平统一，统一后的中国应给台湾以高度自治；他反对美国售武器予台湾，指责这是破坏和平统一中国的方针；他对邓小平先生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极为赞赏，并充分肯定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晚年三次中国之行
董时进后来虽为美国公民，但他魂牵梦萦的还是他的故国、故乡，在中国大陆上还有他的二弟媳、三弟两户人家，加上曾和他一起出川求学的堂兄董时厚教授(西南农学院系主任、名教授，1975年4月病逝)一家，老人家的晚辈大概有五六十人；在大陆，还有他众多的同事、朋友。乡情、亲情、友情都催促他回中国看看，于是他以垂暮之年，在1979年、1981年、1983年作了三次中国之行，这三次中国之行，凡是在重庆的活动，都是我们全程陪同，他的慈祥恬静、学者风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和我们谈论经济、政治，旁及故里、亲友近况。我们也询问了董家的家史及在美国的大妈、哥哥姐姐的近况。
1979年6月，董时进到北京，由他的胞弟董时恒教授陪同，游览了故宫、长城、十三陵等地，探望了旧友陆定一先生；好友故旧胡子昂先生也到他下榻的华侨大厦探望，畅述旧谊往事，然后飞往重庆，参观了重庆大学、南开中学校址，游览了北温泉、缙云山；并访问了原井口大新农场，看望了当年农场的工人董可青。他看见庭院依旧，果树葱笼，甚感欣慰。他在重庆拜望了戴永福、熊正伦等老友。还去西南农学院看望他的学生侯光炯教授，惜教授出差未能晤面。他原计划回垫江老家，但因当时垫江尚未对外籍人士开放，他不无遗憾地返回了美国。
1981年，垫江县已经开放，董时进激情满怀，作第二次中国之行，先飞成都探亲访友，受到官方的热情接待，游览了武侯祠、都江堰等名胜古迹，看望了四川省副省长康振黄先生、省民盟负责人潘大逵教授，原重庆大学校长张洪元教授，以及陈志潜、魏时珍、任筱庄等老友。
在回垫江县的途中，老人家指点山水．谈笑风生，重申他兴修水利，放冬水田提高复种指数之主张；每遇高架水槽，必停车登临，作实地考察，看水槽里有没有水?通不通水?垫江县委、县政府以高规格的礼遇接待这位出生于垫江的教授、学者，两个晚上看了忠县、云阳县两个川剧团演出的川戏，董时进评论：“他们的服装的美丽。演出的精彩，不亚于香港、广州或台北到旧金山的剧团。”到了天星桥，他特地去看了他呱呱坠地的那间老屋，会见了董家的族人和亲戚。到峡口参观了垫江中学，即当年的桂溪高等小学堂；到高滩镇参观了水电站和丝厂。对乡亲们的衣着、食品都作仔细的观察。他对这次垫江行甚为满意，不满意者是新造董家祖坟，弄虚作假；乡间的一条石板路，多数石板被撬走，值雨天泥泞难行。
1983年5月，董时进作为顾问，随翁绍裘先生的“促进两岸和平统一代表团”集体回国观光，先飞成都，继来重庆，参观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他对我们说，若无周氏之斡旋，中国不知道还要乱成个什么样子。
董时进伯父回美国后，以《大陆之行》、《重返大陆》、《再去大陆》为题，撰文在《美洲华侨日报》上长篇连续发表，如实反映了中国城乡尤其是故乡垫江县的真实情况，诚心希望中国和平统一，批评台湾当局拒不接触、谈判的错误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