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论日本汉文小说集《含饧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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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含饧纪事》是日本江户时代中后期著名儒者熊阪台洲所撰写的一部汉文作品集。熊阪台洲(1739-1803),名邦,字子彦,号台洲,奥州伊达高子邑(今属仙台市)人,江户中后期的著名儒者,一生以设帏讲学为业,所著除《含饧纪事》外,又有《海左园寄题诗集》等游记、文集、诗集、歌集、笔记、经学著作及诗文法要数种。①现存《含饧纪事》为宽政四年(1792)东都书肆青藜阁藏版,上中下三卷,题“纪二翁事”、“纪猿蟹事”、“纪桃奴事”,分别是由作者根据日本民间故事“播花公公”、“蟹猿合战”和“桃太郎”而创作的。今天看来,这三篇作品可认定为汉文小说,且堪谓将日本本土口承文学文本转换为成熟的汉语书面叙事文学文本的典范。
熊阪台洲创作《含饧纪事》与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首先是小说创作的游戏性质。但享保(1716-1735)以降,幕府中供儒者填充的职位数量已达饱和,加上职位世袭制存在诸多弊端等因素,作为儒者“本业”的经世之学逐渐有余技化的倾向,而能够容纳文人自适趣味的文学艺术却日渐隆盛。至安永(1772-1780)、天明1781-1788)年间,儒学本身不但变得愈加多歧化和余技化,而且趣味化十足,儒者遂在其文学艺术活动中自然而然融入了诸多游戏的兴味。②宫田明《含饧纪事序》云:“本邦民间有语幼童之话,熊阪子彦卧病数月,无聊已甚,强使门人说鬼,遂及于此戏,纪其话以成数篇,乃追琢其章,金玉其辞,野语稗说,粲乎可以备君子之观焉。”③这段话一方面说明了小说的题材来源、撰写原因及经过,一方面即揭示了其游戏性质,这种游戏性质正是上述文化语境中儒者之文学创作及鉴赏意识的一种反映。这样看,《含饧纪事》确可视作儒者“才能旁逸”的一个典型。
其次是小说刊刻的现实用意。《含饧纪事》在创作上游戏性质鲜明,但在刊刻方面却看不出多少游戏的味道,相反倒有几分严肃的现实用意。据菅野修道的序文所言,同门中有一人曾学诗于台洲,但后来却背恩忘义诋毁其师,并“弃数十金刻他县人恶诗,以要誉于乡曲”,大有与台洲争名之意。菅野氏出于义愤,在《含饧纪事》于天明元年(1781)完稿时,乞序于宫田明,谋划刊刻此书,但当时台洲并未准许。十一年后菅野修道旧事重提,终于出版了这部小说,而且不忘初衷,序言云:“今也,余所以不受命而私梓之者,盖有激于所谓甚于陈相者云尔,盖亦同门之谊,忠告之道也。彼若过而能改,不亦善乎?若遂非文过,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可以想见,出版事宜大概也得到了熊阪台洲的默许。安永、天明时期,多数儒者的生活样态富于隐逸性质,专意在求书、著文和纂言;但精神样态却不符隐逸真意,倾意于博闻杂说,希望借新奇之言,炫世骇俗,以邀盛名。他们博学、浮薄、放荡,甚至以称别人为师为耻,菅野氏所说的那位同门可谓这类儒者的典型。台洲的老师松崎观海曾作戏文《自慢先生问答》,讽刺当时这种儒者气质。④按常理推测,熊阪氏、菅野氏在反对这种学风方面大概与松崎氏一脉相承。此外,在上述风气影响下,这类儒者于创作时过分在字句上争工夺巧,浮靡不实以媚流俗。因此,刊刻《含饧纪事》的另一层现实用意似乎是有意将此小说作为汉文文章的典范来展示,有传授作文法要之意。菅野氏序曰:“而余喜其有益于操觚之士,乞序于金峰翁。”宫田氏序云:“譬如筚路蓝缕,变荆尸二,广翠披豹,写剥圭以为戚柲矣。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门人之梓,不亦宜乎?往昔张茂先谓陆士衡曰:‘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余于子彦亦云。”上述用意就体现得比较明显。
二
《含饧纪事》卷首有台州之子熊阪秀的一首七律《题首》诗,云:“家君宿昔抱痾时,戏作文章解客颐。《齐物论》成庄叟思,《太玄经》成子云奇。三都宁假先生序,万里堪传幼妇辞。今日能令古人在,弄孙那更事含饴。”所谓“万里堪传幼妇辞”、“弄孙那更事含饴”,明确指出了作品题材的民间色彩与功能特征,从而揭示了《含饧纪事》取材于三个民间故事这个事实。在日本,民间故事属于集体口头创作性质的“口承文学”,台州的创作实践就是将三个口承文学文本分别转换成了相应的汉语书面叙事文学文本。
《纪二翁事》取自“播花公公”的故事,梗概大致是这样的:从前有一对翁妪,质直且廉。一天,翁上山打柴,妪则到溪涧洗衣服,忽见漂来黑白二筐,妪取白筐,中有狗儿,遂携之归家,夫妇爱之如孙,不日高大可与马埒。一日,翁欲上山打柴,狗儿摇尾发声,示意随翁入山,翁许之。入山至一地,狗儿以足刨地,翁随即发掘,得珍宝无数。东邻一对翁妪,神嚣且贪,闻西邻暴富,于是借得狗儿,强驱至山中,在狗儿停足处掘地数尺,却得蜥蜴、蛇蝎等物。东翁怒,以斧毙狗。西翁闻之,入山求狗尸,掘地埋之,栽松其上,数日后伐松木为舂谷木硙。一夜,翁妪相对破谷,谷落地化为金钱。东翁闻之,又借木硙,然破谷却得牛粪人屎,东翁又怒,析而做薪焚之。西翁取木硙之灰,归途悬之于枯木上,须臾灿烂发花。翁遂赍灰往乡豪之门,为其演示,乡豪大异其能,赏轻重二匮,西翁取轻者归家,开匮视之,锦绣绫罗充盈其中。东翁闻之,往效西翁,却灰入乡豪之眼,又使满园卉木尽皆萧散。乡豪大怒,仍赐其二匮,东翁素贪,取其重者归家,才一发匮,蜈蚣蚰蜒等毒虫纷纷而出,咬龃翁妪至死。西邻翁妪自此之后,俱跻上寿,年谷恒熟,衣食常给,子孙修业,传于永世。
原“播花公公”的故事,在人物和情节设置方面,分别使用了“二元对立”模式与“一波三折”模式。西邻翁妪与东邻翁妪的二元对立对应着获得财富与受到惩罚的结果的二元对立,这是日本民间故事中常见的人物设置模式,目的在于让对立的双方以及不同的结果来反映民间大众的道德判断。“一波三折”模式通常表现为主人公要经受三种考验或惩罚,然后才能得到最后的结果,使故事达到充满想象性和趣味性的效果。这两种模式,无一不是为了表现“勤劳与诚信”的道德主题。日本民间大众习惯上常把诸如财富、健康、幸福等朴素的愿望寄托于神明,希望能得到庇佑和帮助,虽然从本质上说这些只不过是一种心灵的安慰,但不防碍人们在民间故事中对之进行形象的演绎,其中财富的获得往往会在民间故事中通过幻想的形式得以实现,但它必须遵循两大原则,即勤劳与诚信。“播花公公”是这类民间故事的典型例子。熊阪台州的“纪二翁事”在叙事和主题方面完全承袭了原故事,不同处仅体现在文本形式方面,也就是把原来灵动鲜活的口承故事改造成了典雅致密的汉文叙事作品。此外,《纪二翁事》中有西翁撒灰使枯木生花的情节,但流传最广的“播花公公”中的“花”为樱花,具有浓厚的本土色彩,《纪二翁事》中并没有突出这一点。
三
《纪蟹猿事》取自“蟹猿合战”的故事,梗概大致是这样:无肠公子(蟹)偶得一柿核,种之于庭,扬钺祝之,不几时,朱实璀璨,欲缘木采而食之而不得。此时胡孙(猿)来,云若分其一半,即为公子采之。公子应允,但未料胡孙搏戏而升,尽啖柿实而去,公子恨其食言。无肠公子对胡孙怨入骨髓,但自度力微,遂心生一计,制黍团儿数枚,以为交换之物,网罗针生(席针)、鸡卵丈人(鸡蛋)、软粪学士(臭稀屎)、棒处士(木棒)、杵丈夫(石杵)、臼力士(石臼)为左袒,意气洋洋而进。胡孙之邑外,公子分兵派将已毕。及至,会胡孙酣睡,辄皆窃入,各据其位。针生于床下微刺胡孙,胡孙以为虱虫啮肤,遂向炉吹火,鸡卵丈人自炉中出,击其阴囊,伤其面,胡孙不堪痛热,奔厨瓮舀水自濯,被无肠公子以钺夹其指,胡孙乃夺门而走,而门户不开,却被棒处士所击,退之中堂,脚踩软粪学士而倒,于是杵丈夫、臼力士自梁上落而击之,胡孙竟脑碎肠断而死。无肠公子大悦,厚赏六物,遂唱凯歌而还,因自称“横行介士”,常横行于溪涧泉石之间。
“蟹猿合战”的故事可能成型于室町时代与江户时代之交,就书面作品而言,宝永年间(1704-1710)曾有绘本《猿蟹大合战》,江户中后期有赤本《さるかに合战》及黑本《猿蟹梦物语》,台州的《纪蟹猿事》亦是此期的作品,但两类作品在形式与主题方面仍有区别。⑤室町至江户初期的御伽草子中的异类合战物语,汲取平安时代军记物语的形式,形成“拟军记物语”系统。前三种作品即属于此系统,采用的是假名军记物语的叙事形式,突出了军记物语中常见的复仇主题,并寄寓劝惩意向;《纪蟹猿事》则直接使用汉文记录口传故事,在叙事形式上接近于史部“纪事体”,同时又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小说文体意味,内容上则体现出批判不劳而获、自私自利的单纯道德主题。不过,台州在《纪蟹猿事》中所使用的拟人化写作手法,与“拟军记物语”系“蟹猿合战”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如赤本《さるかに合战》中就设置了泽蟹铗之助、手杵捣右卫门、立臼入道等人物,《纪蟹猿事》中的针生、软粪学士、棒处士等称谓,有明显的文人色彩,可能是台州的独创。此外,日本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食物“黍团儿”出现在无肠公子招募帮手的情节中,体现出这篇汉文作品的本土色彩,这一点与前述《纪二翁事》不同。
四
《纪桃奴事》取自“桃太郎”的故事,其梗概是:东海有伛偻丈人,以农桑为业,年可八十,其妪年七十,而未有后人,常以为忧。一夜,同梦一道人,云赐佳儿,并赐一小箧,预言此佳儿十二年后在鬼国有厄,小箧中物,可以屈贼。妪翌日收枕簟,果得小箧。妪在溪涧漂洗丝棉,于浮流中得一巨桃,携归家中,与翁食之,忽然各为美少年、美少妇,相视而悦之,其后产男子,名曰桃奴。桃奴年甫五岁,即有神力。一日,桃奴请伐东海鬼国,取珍宝,父母做黍稷馍馍,与小箧一并授之。既行山中,桃奴以所谓“日本第一黍稷馍馍”网罗得雄雉、苍狗、白猿为臣仆,并在海边得道士赠舟。至鬼城,桃奴得雄雉、苍狗之助,以角力胜大鬼,于是诸鬼臣服,鬼王献以金银珠玑。其后,桃奴又哄骗鬼王三岁世子泄密,窃得宝蓑、宝笠、宝椎,乘舟逃离鬼城。鬼王命诸鬼吸海水,使舟胶滞。桃奴发小箧,得朱漆饭匙一枚,以匙敲露臀示勇,诸鬼粲然而笑,吐出海水,桃奴率臣仆得以归家。父母试击宝椎,所欲随击而出,故家富至巨万,后子孙纵逸无度,家传三宝,忽失所在。
“桃太郎”的故事最早可能出现在江户初期的赤本读物里,在早期故事类型里,桃太郎由吃过桃子后返老还童的老奶奶生出来的,这可称为“回返青春型”。胎生的诞生方式说明早期题材具有更多的现实性与人间性,幻想性只表现在老夫妇吃了桃子后变得年轻以及女方怀孕。但在后来的故事类型里,桃太郎则直接从桃子里生出来,诞生方式由“胎生”转变为“果生”,这种类型称为“果生”型。“果生型”逐渐淘汰了“回返青春型”,使得题材变得更有幻想性与趣味性。“桃太郎”故事的后半部分是桃太郎率领雄雉、苍狗、白猿伐鬼岛的经历,这部分实际上体现了整篇故事的主题。柳田国男认为,有着特殊出生经历的小英雄是古代日本人崇信的重要对象,因为具有神性的英雄才能驱逐可怕的魔鬼;另一种观点认为,鉴于日本国家的地位位置、日本人的自身定位等因素,“以小服大”的心理可能是日本人的一种普遍心理。不难发现,隐性的英雄主题、以小服大主题加上显性的获取财富主题,交错糅合在趣味性的故事当中,但整体上仍清晰可见。综上可见,《纪桃奴事》所据“桃太郎”故事为早期故事类型,其三个主题具有隐性的特征。另外,有的研究认为,“桃太郎”故事中吃桃子能变得年轻的说法,可能来源于中国古代西王母的仙桃传说,而且桃太郎伐鬼获宝情节所反映的桃子能驱逐鬼邪的信仰,也极有可能与中国文化有关;故事中的“黍稷馍馍”也反映了大米对于古代日本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重要意义。可见,“桃太郎”故事兼具中国与本土双重文化的色彩,《纪桃奴事》当然也继承了此种特征。
结语
《含饧纪事》的语体是古雅的文言,用作叙事语言尚圆畅,施之以人物语言,则略显滞重,失掉了原来民间故事形态语言的形象与灵动。就文体而言,它实际上是“纪事体”散文,起首往往直接采用记录故事开头讲述的方式,结尾却有史书“纪事体”的特色,但由于书中三篇作品的题材为民间故事,因此其文体内在特征上又有小说文体要素成分,我们认定它们是接近于传奇体小说的汉文叙事作品。
参考文献:
①小柳司气太监修、小川贯道编纂:《汉学者传记及著述集览》,东京名著刊行会昭和四十五年版,第197页。
②④中村幸彦:《文人意识の成立》,东京岩波书店昭和三十四年版,第13-20页、第14-15页。
③本文所引小说原文及相关序跋,均据《日本汉文小说·第一辑(五册)》(王三庆、庄雅州、陈庆浩、内山知也主编,台北学生书局2003年版)第四册。
⑤鸟津久基:《日本国民童话十二讲》,山一书房昭和十九年版,第82页。
⑥蔡春华:《现世与想象──民间故事中的日本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孙虎堂,男,博士,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