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模仿：《百合花》与《红棉袄》之对比分析
时间：2021-02-27 08:02:5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幸运之神是如此地关照茹志鹃，使她仅仅“就那么几篇”作品①，便荣登中国当代文学的显赫之列。人们不无惊奇地发现，从1954年创作《关连长》到1958年《百合花》问世，茹志鹃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终于找寻到更适合于她、更能全面发挥她的长处的风格和形式”②；她“与众不同”或“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③，充分体现了作家在表现形式上“新的探索”④。就连作者本人也毫不掩饰地声称：《百合花》是“我”悟出来而“人家还没悟出来的”，完全“是属于我自己的东西”⑤；它“在我创作的历程中，是关键的一个作品，是使我鼓起更大的勇气，走上创作这条道路的一个作品”⑥。
面对评论家们的赞誉之词与作者自己的信誓旦旦，我却深深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过的思维困惑。因为在茹志鹃的文学创作当中，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小说作品，既非《关连长》也非《静静的产院》，而是一篇仅有六千多字的《百合花》；至于新时期《剪辑错了的故事》，也多半是由于老作家曾经拥有过的“文坛盛名”，才那么备受评论界的推崇。这就使我们不得不以学术理性的科学态度，去重新认识与思考《百合花》现象的历史成因。如果我们不带有任何个人偏见去观察“十七年”文学的艺术特征，很容易就能发现它的艺术“模仿”能力，远远大于它的艺术“创新”能力。这其中恐怕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严格规范性，文学创作缺乏自由言说的话语环境；二是长期参加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使红色作家的文学修养先天不足。因此，他们只能在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固定的思维模式当中，充分运用从中国现代作家那里汲取来的创作技巧，去虔诚地营造革命英雄史诗空前繁荣的虚浮景象。正是拘囿于这种主客观条件的严重制约，所以尽管“红色经典”的数量非常之多，但其艺术审美品位却并不是很高。只要我们稍加留意或仔细辨别便可以发现，它们或多或少都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视觉印象。以“模仿”代替“创新”当然不是“十七年”作家的个人过失，而是当代中国文学历史缺席、审美架空的莫大悲哀。众所周知，文学经典作为文学史的象征意义，其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天才作家无与伦比的艺术独创性。可令人深感遗憾的事实却是，“十七年”文学的群体“模仿”，造就了大量文学赝品充斥着当代文坛；加之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师级人物的随意点评，以及一批资质低下的评论家们的廉价吹捧，进而出现了一种如叔本华所猛烈抨击过的悖论局面：真正的文学经典往往因“误导”而被读者所忽视，模仿的赝品则常常“被当作佳作而为世人所接受”⑦。我撰写本文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想要针对《百合花》及其作者进行发难，以便去制造些什么震撼学界的“轰动效应”，而是要针对整个“十七年”的红色经典，发表一点纯粹属于我个人的研究心得⑧。因为“模仿”的“经典”虽然有时表面也会灿烂发光，但它却始终无法成为真正的“经典”而载入史册。我之所以会选择茹志鹃的《百合花》与孙犁的《红棉袄》进行对比分析，只不过是在众多红色经典的“模仿”现象当中，这两部作品最具有艺术“类同”的典范意义罢了。
我们先来谈谈孙犁的《红棉袄》。《红棉袄》是孙犁1941年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工作时，以自己对革命斗争生活的现实观感所创作的短篇小说《女人们》（三篇）中的第一篇。作品只有两千字左右，篇幅虽短却意境极美。故事讲述的内容大致是：在一个阴风刺骨的深秋傍晚，主人公“我”护送八路军小战士顾林，在返回部队的路上，夜宿冀中游击区偏远山村的老乡家里。老乡家中只有一位年仅十六岁的小姑娘，身上穿着一件意味着刚刚成年的“红棉袄”。小姑娘虽然思想有点幼稚和迷信，但却热心为“我”和顾林生火煮饭。顾林因受风寒而发烧打起摆子，小姑娘赶紧给他盖上家里仅有的一床棉被，可顾林仍旧发出阵阵的痛苦呻吟。无奈之中，小姑娘犹豫了一下，羞赧地脱下自己心爱的“红棉袄”，加盖在顾林那瘦小单薄的身体上。小姑娘这一淳朴而善良的自然举动，不仅使“我”惊奇万分深受感动，同时也使“我”在自然而然的幻觉意识中，联想起了崇高而神圣的伟大母爱。毫无疑问，《红棉袄》的创作主题，是要热情讴歌抗日根据地军民的鱼水情深；但作者却并没有将其思想外露，而是以别出心裁的巧妙构思和高度洗练的精粹语言，在极其有限的作品文字当中，为读者营造了一个人物美与人性美的绝佳故事，使人读罢思绪联翩回味无穷。其实从《红棉袄》开始，具有深厚古典文学功底的孙犁，就已经充分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艺术才华，只不过这种一直都被世人所忽视的艺术才华，直到“白洋淀系列”才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并加以认可。贾平凹在评价孙犁的小说创作时，曾这样地深深感叹道：“好文章好在了不觉得它是文章，所以在孙犁那里难寻着技巧，也无法看到才华横溢处。……孙犁是个写史诗的人，但他的作品直逼人心。”⑨ 贾平凹的评价应该说是十分到位的，他以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切身体会，深刻揭示了真正经典作品的文本特征，就是能在无意之中“于无声处惊风雷”。综观孙犁的小说创作，语言之美令人赞叹，人物之美令人称奇，意境之美令人陶醉，其许多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是非常难得的艺术精品。但问题在于，人们虽然主观上都不曾否认孙犁小说具有极高的审美品味，客观上却从未给他应有的文学史地位。大凡有点中国现代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由于政治高于一切的历史缘故，像赵树理那样的粗俗创作才是解放区文学的发展“方向”，而具有才气和天分的孙犁则只能屈居于三流作家之列。作为一个革命实践的躬行者，孙犁并没有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去预设主题，而是以自己独特的艺术视角去捕捉残酷现实中的人性因素，以自己苦难的人生经历去书写革命斗争中的血色浪漫。从孙犁的作品当中，我们找不到他在刻意张扬什么“宏大思想”，也难以寻觅到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他只是在以一个文学作家的睿智眼光和艺术良知，去描写他所“见”所“感”的“真实”生活，与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创作的命题要求自然存有一定距离，这是孙犁与其作品长期被教条学界所“边缘化”的真正原因。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孙犁与其作品的历史“边缘化”状态，才使得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有可能以“模仿”之作脱颖而出，并被人们趋之若鹜地视为“经典”奉作神明。这对于孙犁与其作品来说，无疑是缺乏社会公正意识的漠视行为。
茹志鹃的《百合花》发表于《延河》杂志1958年第3期，这部几乎被所有论者津津乐道的经典之作，其主要故事内容是讲解放战争时期，在一次重大战役开始之前，解放军小通讯员护送叙事主人公“我”到前沿阵地的包扎所去帮忙。包扎所设在村庄的小学里，“我”和小通讯员被分配去老乡家中为伤员筹集棉被。由于小通讯员的态度生硬，在一个刚刚新婚的小媳妇门前受到了冷遇。经过“我”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小媳妇最终愉快地拿出了她唯一的嫁妆——一床“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的崭新棉被。战斗打响以后，小通讯员为了掩护民工而英勇牺牲，当他被抬到包扎所后，小媳妇带着一丝内疚的心情为他擦洗遗体，并含着热泪将自己心爱的“百合花”棉被盖在了他身上。在没有读过孙犁的《红棉袄》之前，我一直都同其他人一样，完全被《百合花》的艺术魅力所折服；然而现在我却完全相反，对其“没有闲笔”的故事叙事与“清新、俊逸”的独特风格⑩，产生了极大地怀疑。因为单独来看，《百合花》的审美想象力的确大有过人之处；但将其与《红棉袄》的故事构思与人物写意加以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太多的“相似性”或“雷同性”。如果想要破解这种“相似性”或“雷同性”之谜，我们首先必须去解决一个障碍最大的研究难点，即茹志鹃在其文学创作的成长道路上，究竟是否受过孙犁作品的潜在影响？通过检索凡能找到的有关茹志鹃个人的历史资料，我们几乎看不到她谈论孙犁及其作品的只言片语；倒是其女儿——当代著名作家王安忆，则曾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她对孙犁作品的由衷赞叹：“孙犁写的《白洋淀》，那个老头让那个小女兵躲在荷叶下面看他刺杀鬼子，这代人哪想得出来啊，根本想不出来。”(11)（岂止是《荷花淀》与《芦花荡》，《红棉袄》的故事构思，同样令人拍案叫绝）王安忆毫不掩饰她对孙犁小说的仰慕之情，这其中到底有没有其母亲日常教育的成分因素，还是完全出自于她自己审美阅读的个人喜好？对此，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进行考证。不过有一历史细节，却引起了我的高度重视：1949年7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了孙犁的短篇小说集《芦花荡》（“群益文艺”丛书），其中共收入作品八篇，目录分别为：《“藏”》、《嵩儿梁》、《碑》、《丈夫》、《芦花荡》、《邢兰》、《战士》、《女人们》（三篇）。我们完全有理由去这样推断与假设：此时南京上海已经全面解放，而该书也在华东解放区内广为流传；身居华东解放区且又专门从事文艺宣传工作的茹志鹃，她本人的确有可能读过这本小说集。茹志鹃后来在谈及《百合花》时，曾语义含混地说过如此一番话：“《百合花》里的人物、事件，都不是真人真事，也不是根据真人真事来加工的。但是小说里所写的战斗，以及战斗时间地点都是真的。”(12)只有时间和地点的真实性，自然还构不成小说情节的故事要素，所以“虚构”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段，我们对此本来应该无可厚非；但“虚构”同样也需要作家缘于现实生活的艺术想象，如果茹志鹃没有读过孙犁的《红棉袄》，且没有作品中人物那样的生活阅历（她自己曾在战地包扎所工作过的生活体验，却莫名其妙地被她自己加以否定了），仅凭苦思冥想她根本不可能写出《百合花》。这又使我联想到了孙犁对于文学创作的认识态度：他始终强调自己的全部作品，“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輥?輱?訛，生活中“有什么就写什么，老老实实，参加过抗战我就写抗战，不跟人家跑。我要写点别人还没写过的生活，这样才能丰富我们的现实”(13)。孙犁与茹志鹃都具有革命实践的丰富经验，也都具有完全相同的政治信仰与价值理念；当孙犁一再申明他的小说并“不是传奇故事”，而是贴近于现实生活的“原始材料”(14)时，茹志鹃却称她“没有生活素材”的《百合花》，完全是“未按真实生活去描红”(16)的艺术虚构，这难道真是一个能够令人信服的理由吗？当然不是！我个人认为茹志鹃闪烁其辞的“经验”之谈，明显带有某些内心世界的遮蔽性：实际上她是将《红棉袄》的故事素材，巧妙地移植到了她自己所熟悉的时空背景，这才使《百合花》以其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产生了震撼读者心灵的轰动效应。如果上述所言，还仅仅是局限于“大胆地假设”；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对这两部作品的内在关联性，去进行一次“小心的求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