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交流中的美学寻求

美学在20世纪的50和60初和70年末至80年代都曾经成为一时显学，一度成为文学、艺术和文化的宏观统摄学科。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随着经济大潮的兴起、学界兴趣的转移，美学似乎被边缘化。并且，美学这一源自西方的学科范畴，究竟在中国如何确立自己的位置？美学怎么才能继续在今天发挥它的有效性、证明它自身的合法性、对于文学教育与素质培养产生作用？笔者受文学教育编辑部的委托近日走访了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学者、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高建平先生，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访谈。

刘：高老师，据我所知，您一向是比较低调、埋头为学的人，请您谈谈您的求学与治学经历吧，您是如何走上如今的学术道路的呢？

高：我是1977年入大学的，那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高考。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上小学五年级，未毕业就回家，说是学校要停课闹革命。到了1967年，开始复课闹革命，就上了中学。我上的中学倒是一所名校，江苏省扬州中学。那个学校曾走出过朱自清、戈宝权、胡乔木，走出过一大批自然科学家。不过，那时是文化大革命，我在那个学校没有能学到多少东西。两年后毕业，在一个百货公司批发部工作了七年。在这七年中，读了不少的书，一直做着重回校园的梦。1977年国庆节，从一名同学那里听到恢复高考的传言，就着手准备，找书、找资料。不久传言得到证实，可以报名了。接着就是初考、统考、接到录取通知，重回校园的梦得到了实现。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国家真该庆祝一下。恢复高考使国家培养出了大批的人才，影响极其深远。这次高考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包括我。在中学里，我很喜欢数学，一直是数学课代表。大学上的却是中文系。在大学期间，喜欢读一些哲学书。到了临近毕业要考研究生，想到美学是用哲学来对文学艺术进行反思的学问，加上当时也是美学热，考美学研究生是一个有刺激性的挑战，于是报了这个专业。读完硕士，工作了几年，有个机会到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留学，在那里呆了8年多，其中有6年多是在读博士学位。

刘：您后来形成的学术取向是什么，近年来主要致力于哪些方面的思考和学术实践呢？

高：我想先介绍一些情况。国际美学界有一个重要的组织，叫国际美学协会。这个组织成立于1913年，最早是英法德意等西方所谓“美学大国”中的美学家们的俱乐部。在当时，非西方国家、民族和文化中的美学被认为是不存在的。这种情形到了1990年代中期有了较大的改变，比较美学的热潮逐渐兴起。记得1995年我去芬兰的拉赫底开会，在会议组织者索妮娅·塞尔沃玛的组织和安排下，那次会议有日本、印度、尼泊尔、中国大陆以及港台的许多学者参加。

中国学者与国际美学会的接触在1980年代就开始了，不过那时候大多数是个人行为或者地区性组织的行为。只参加大会，没有人参加执委会。我于1997年回国工作。在我的推动下，1998年中华美学学会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了国际美学协会。这些年，我努力推动中国美学界与国际美学界的联系。参加了一些会议，也组织了一些会议。

其实，把国外美学介绍进来，前辈学者做了很多的工作。现代中国美学，就是在这些前辈学者的努力下建立起来的。但是，过去对外国美学的介绍，大多数是一种隔代介绍，例如介绍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这属于与已经死去的学者作精神上的对话。这种工作当然是重要的，但是，那些活着的，我们在别的国家的同行们在做一些什么？思考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些国家的美学分别发展到什么样子了？这些都很重要。我想做的就是在前辈学者对更早的西方美学所作的译介工作的基础上，把当代国外美学和美学家介绍进来。我们不仅需要了解康德、黑格尔的美学，而且需要知道那些正在进行时的国外美学。

我想，这些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我们对于西方古典美学研究，很重视原典，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原典是根本，不读原典，只读对这些原典的评述，就谈不上研究。但是，对一些经典美学论著，如对前面所说的对一些美学史上的重要人物的重要著作，近些年来，国外有很多新的成果。例如，我们研究康德，不能不注意康德以后，特别是当代西方人对康德研究的成果。康德学本身，早已成了一部独立的历史。对这部历史，研究者不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否则的话，只是读原典，不看到经典问世以后的漫长时期内西方人对原典的阐发，不能对这些新的论述作出回答，研究也就只能处于较低的水平。同时，这样的研究，也无法与西方学术界对话。

第二、我们过去对西方美学的关注，主要还是在18和19世纪。20世纪的西方美学，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三个转向。其实，那只是三次大的转向而已。新的话题不断出现，新的观点不断被提出，新的焦点不断取代旧的焦点。正所谓“各领风骚三五年”。同时，并不存在一个整体性的西方美学，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美学传统，发展出不同的美学观点。我们做美学，不能以不变应万变，必须了解西方美学的最近发展，直接与前沿对话。今天不再是一个对西方美学进行隔代介绍和学习的时代了。隔代介绍和学习，只是以西洋为师。直接与当代西方美学家对话，共同切磋，中国美学的发展才会有一个更高的起点，更平衡的姿态。

三、从方法论上讲，国内目前有一些研究者，由于缺乏哲学训练，所使用的概念模糊，因而研究的成果不能形成知识的积累。对此，引入一些分析美学的方法，对于我们的研究是有利的。在西方，分析美学似乎已经是一个较古老的流派了。当然，古老不等于说过时。即使在西方，还有许多这方面的研究者。在中国，很多人不喜欢分析美学，觉得分析美学不美，不给人以美感。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都感到，美学家讲课没有感性的吸引力，美学文章不美，都是不可宽恕的过错。当然，这也对，我对这种观点也有同感。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我也深切地感到，中国美学必须经受分析美学的洗礼。没有这一洗礼，中国美学就不能向上走一格，使美学更像一门学问。分析美学帮助人反省自身的经验、思考和激情。弗洛伊德说，作家艺术家都是白日梦患者。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学家就不能再当患者了，而应成为这类患者的分析者和治疗者。把自己混同于白日梦患者，更是不可宽恕的过错。

具体说到我自己，我目前正在做的工作可以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我试图在中国材料的基础上建构一种与西方思想有着对话性的中国理论。与前辈学者相比，这种工作有一些不同之处。前辈学者倾向于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材料，他们的研究属于西方出思想，中国出例证，或者西方出设想，中国成为试验场的范畴。但是，西方学术发展到今天，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西方人走出了线形进步的观念，开始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反思，希望有所突破，并从非西方寻找发展其理论的资源。这时，我们从非西方的材料出发所整理出的理论，恰恰可以对西方已有理论构成补充和发展。这样，我很自然地得出结论，从我们的材料可以获得我们自己的理论，这个理论也具有普遍性，可以揭示西方人由于自身传统而被遮蔽的思想要素。

第二，介绍和研究美学上的新的发展。近几年，我参与了几个美学译丛的主编工作。选书目，选译者，对译文把关，自己也动手译了几本书。除了这些以外，今年将《外国美学》复刊，组织一个新的编委会，开始了编辑工作。希望这个集刊能在介绍外国美学，发展对世界美学的研究，促进中国美学的发展，培养美学新人上，起一些作用。

刘：您是怎么区分文化多样性与文化相对主义的呢？

高：过去我们受西方启蒙主义的影响，形成了进步主义的观念。那是19世纪的人类学家喜欢的东西，比如摩尔根《古代社会》中就把不同地方的生活方式编入一个系列中。这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是一种只有时间没有空间的历史观，是一种只有历史而没有地理的文化学观念。20世纪以来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文化相对主义观念形成一定的影响。文化相对主义强调对文化作具体的理解，而不轻易地做价值判断，不抹杀各种文化的特殊性，不将不同的文化因素削足适履编入一个简单僵化的系列中。但是，这种主义有了空间而忽视了时间，有了地理而失去了历史。这就带来另一个问题：文化的生命力问题。比如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是充满自信的。周初的分封，就是让王室子弟和大臣深入到许多蛮夷居住地，在政治优势的帮助下，进行文化同化。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南下入侵中原，最后所实现的是以华夏文化为主体的融合。这种自信在近现代遭遇西方之后受到了打击。中国的士大夫们意识到，中华文化将面临五千年未有之巨变。中国人认识到，不仅从器物制造、社会制度，而且从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都应该进行自我改造。我们不能用文化相对主义的借口拒绝对他种文化的“拿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种文化其实都属于杂糅的状态，但是，作为一个文化的主体，应该有对话意识和自主发展的意识，不能封闭起来孤芳自赏。我讲中国美学应该在与国外美学理论对话的基础上自主发展也是这个意思。

刘：那您认为当代美学应该如何应对当代中国文学艺术出现的新情况呢？

高：美学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不存在永不过时的东西。当代中国美学有四个主要问题需要反思：

一、现在常常有美学界暮气沉沉的说法，说“20年不参加美学会议，到会上说话照样不过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的确与美学界的学风有关。一些人不探索新问题，不读新书，早就不思考美学问题了，还顶着美学家的名。与西方美学“各领风骚三五年”相比，差别很大。这其实是一种悲哀，我们尊重前辈，但不能只是用他们的只言片语来束缚自己。我们要学习的是前辈学者的治学态度，他们坚持真理、勇于探索的精神。一些人看到新的话题就生气，认为美学就是自己年轻时搞的那一套。特别是一些人，当了一官半职，时间都用于行政了，无法读新书，于是捧老一代的名家，义愤填膺地说，有人竞敢说某某名家的思想过时了，可笑可笑。潜台词是，这位那位名家的思想都不过时，我自己的思想也不过时。这种说法做法，只能限制美学研究的发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问，只有原始社会的人才认为，谁的胡子长，谁的学问就大。

二、近年来，中国学界似乎离开为了真理而激烈地相互争论的风气越来越远。往往遇到批评商榷，不是想一想批评得是否正确，而是想，这个人批评我是什么动机，背后有什么人。于是，学术争论变成了人事纠纷，从人事纠纷的角度来解读学术论争的是非。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人与自己商榷，自己不去作回答，却招呼自己的学生去和你纠缠一番。这种行事方式，不像一个学者，倒像一个政客，先设法将你矮化。于是，官大的人，学生多的人，学问就绝对正确，谁也不敢碰。鉴于这种情况，我曾对我的学生们说，只要我活着，还能写文章，如果有人写文章和我商榷，都轮不到你们来回答。我有时想，现在这么好的学术条件，学术环境却连上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时都不如。那时的语境有问题，文章有扣帽子的现象，但人们还没有想得这么复杂。李泽厚当时只有20多岁，早就是一代名家的朱光潜和蔡仪对他的批评都以平等的态度回答。我特别赞赏上世纪中叶的美国几位重要的分析美学家们的学术态度，他们之间观点不同，相互争论很激烈，但那纯粹是学术观点之争，其实，他们之间是很好的朋友。于是，观点越争越明确，越争影响也越大，由此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美学流派，统治国际美学界几十年。中国古人讲“和而不同”，最可怕的是，既不讲“和”，也没有什么真正学术上的“不同”，只有学术政治。

三、美学讨论的学术水平得不到提高的原因，还在于学术语言本身。中国美学界没有受过分析美学的洗礼，学术界在概念使用上，缺乏语言的自觉。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就不再重复了。

四、理论与语境的关系问题。只有理解了一种理论的生成语境才能理解其思想内涵。任何理论，都是在其语境中生长出来的理论，与自身的语境有着依存关系。这种理论旅行到中国以后，常常会发生变化，产生出另外的意义。比如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在西方是由现代社会分工形成不同阶层分化，工业化造成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单调刻板的生活与工作需要休息和艺术欣赏来调节。闲暇阶层的产生，又促成了高雅艺术的诞生。18世纪诞生的现代艺术概念是个封闭的体系，艺术就被认为是博物馆、歌剧院、经典的小说与诗歌等等。虽然有精英、通俗、民间之分，但是现代艺术体系实际上是以精英趣味为中心的。进入所谓后现代社会之后，一般人也有闲暇接近艺术，艺术与非艺术、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区分日益模糊，这就形成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结合。另一方面，工业技术也渗透到生活趣味中，比如包豪斯的产品。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成果无所不在地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对其影响也有不同的思考，赞美者认为可以消弥社会矛盾，抵制者认为艺术还是需要给人以刺激、惊醒和振奋，而不是无所用心的享受与沉迷。

刘：最后，请您谈谈对于目前中国的文学教育的看法，比如青少年在美育上应该有哪些可操作的途径可走？

高：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文学教育的现状实在不容乐观。对这方面，我没有专门的研究，只能以一个家长的身份，说说我自己的孩子的个案。我孩子小时候很喜欢文学，喜欢故事、历史、童话。小学时崇拜曹文轩、郑渊洁、罗·达尔、杰克·罗琳、儒勒·凡尔纳，读过从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各种童话和各种通俗版本的希腊神话故事，还出过两本书，写他在国外和国内读小学的经历和班级上、生活中的趣事。到了中学，情况就不同了。在孩子的口中，喜欢文学与不求上进成了同义词。我知道那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存于同学口中，存在于老师心灵深处，又在行动和言谈中有意无意中表现出来意思。孩子回来说，某某同学喜欢文学了，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同学的成绩在下滑了。如果他说，这个同学想当作家了，他的意思就是，这个同学考不上大学了。孩子回来还告诉我，老师讲了一个秘诀，高考作文有六字真言，起、正、反、深、联、总。起笔、正说、反说、深入进行理论论述，联系实际，最后总结。将这个结构练熟，背下一批好词好句好例证，高考时的分数想低都低不了。孩子是好孩子，老师的话牢记在心。我听了只感到一阵恐惧。在整个高中阶段，文学离孩子越来越远。除了教材就是教辅，偶尔买一两本自己想读的书，都特别放在自己不能轻易拿到的地方，害怕自己禁不住诱惑拿出来读。

文学教育怎么进行？我们的视野也许不应限制在文学上。中小学的语文教育，主要应该是阅读教育，要教出爱读书的人。在中小学课堂中，可以出现文学名著，但并不是只有名著才是文学。小孩喜欢什么，能读什么，就从这些阅读材料开始。我们的一些教育者想象力贫乏，说起文学教育，就想到现成的文学史上提到的一些书。实际上，文学史的写作受着意识形态的影响，受文学观念影响，这属于我们需要在另一个语境中研究的问题。对青少年的文学教育，与文学史对文学的评价，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对青少年的文学教育，要适合不同年龄的儿童的心理，让他们读他们喜欢的书，而不是读我们认为他们应该读的书。阅读教育不要过多地强化文学的概念，重要的是培养儿童的阅读习惯和对文字的爱好。有了这个基础，对文学的爱好才有可能。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并不一定所有的儿童都要爱好文学，但爱好阅读，却是必须的。让儿童读他们所喜欢的故事，培养一种对文字的亲和感，在阅读中受到知识和道德的熏陶。孩子有一种模仿的本能。他们读了一些他们喜欢读的材料，就会有模仿着写的欲望。这时，再顺势引导，语言能力就培养起来了。这方面可说的话很多，但关键是去做。这里面有教育制度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思路问题。让儿童从小就适应高考，小学中学12年，全部为高考作准备，这是一种有着无穷危害的思路，其结果也适得其反。高考需要准备，在现今的教育制度下，很无奈，不准备不行。但是，高三时再准备行不行？在此前的几年，让教育正常些，让孩子发展自己的爱好，读一些他们想读的东西，发展他们的兴趣，行不行？我不是教育方面的专家，所说的这些，姑且算作是门外话。

刘：最后代表文学教育编辑部向您表示感谢，祝愿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刘大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