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苗南迁与湖南境内虞夏传说的发生

摘要：先秦、秦汉以来，今湖南境内保存有大量虞、夏之际的传说，舜葬苍梧和大禹在湘治水等传说多与历史事实相抵触，显然其中绝大部分并非信史。以上传说的发生可能与三苗南迁有关。这些被后人指斥为“荒唐谬悠”的“流俗妄语”实际上包含了先秦、秦汉时期令湖南境内民族渗透、混融和演变、分合的若干可信的历史素材。

关键词：舜葬苍梧；禹碑；三苗；迁徙

中图分类号：G122.64；C951.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5—0116—06

到目前为止，不论学术界是否赞同夏代之前还有一个虞代，但越来越多的学者确信，传说中的虞、夏之际是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性阶段。正因为虞、夏之际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和特殊的地位，所以，有的学者将“唐、虞史实的揭示和探索”、“夏朝史实真实性的探索”等十大课题列为在虞、夏、商、周四代迫切需要解决的前沿性课题。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和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揭示和探索虞、夏之际历史的材料日渐丰富。与此同时，在疑古思潮与“走出疑古时代”的理论的影响下，传说中的虞、夏之际历史的研究，日臻揭示历史的实际，并不断向科学境界迈进。湖南是虞、夏传说发生较多的地区之一，对该地区虞、夏传说的来源与真伪进行深入细致的鉴别，对于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的形成等重大理论性问题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湖境内舜、禹传说举证

湖南境内的虞、夏传说屡屡见于文献，兹择其要者，录之如下：

有关舜葬苍梧的记载：

《山海经·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

《山海经·大荒南经》：“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

《山海经·海内经》：“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

《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

《史记·五帝本纪》：“(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淮南子·修务》：“(舜)南征三苗，道死苍梧。”

《论衡·偶会篇》：“舜南治水，死于苍梧。”又云：“舜葬苍梧，象为之耕。”

《水经·湘水注》：“苍梧之野，峰秀数郡之间。罗岩九举，各导一溪，岫壑负阻，异岭同势，游者疑焉，故日九疑山。大舜其阳，商均葬其阴。山南有舜庙，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山之东北，泠道县界，又有舜庙。县南有《舜碑》，碑是零陵太守徐俭立。”

《史通·疑古》注《舜典》“五十载方乃死”云：“死苍梧之野，因葬焉。”

此外，舜葬苍梧之野的传说还见于《皇览》、《帝王世纪》等古代文献。《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舜冢在零陵营浦县，其山九溪皆相似，故日九疑。”《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或曰二妃葬衡山。”

新华社长沙2004年8月13日报道，湖南宁远县九嶷山的玉瑁岩前发现了唐、宋两朝祀舜帝的陵庙遗址。经考古专家证实，这是目前已知时代最早的舜帝陵庙，在全国范围内尚属首次发现。著名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在实地考察遗址后说，发现面积这么大，保存如此完整的舜帝陵庙遗址，而且还能看到历代遗址叠压的情况，为进一步研究“舜帝传说”这一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的形成、演变、发展及文化内涵提供了珍贵的考古学资料。

有关禹的遗迹：

《吴越春秋·越王元余外传》：“禹乃东巡，登衡岳……南到计于苍梧。”(按：《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六引《吴越春秋》并见“衡岳”，《艺文类聚》卷十一、《初学记》卷五、《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正义》、《太平御览》卷三十九《事类赋》卷七注引《吴越春秋》作“衡山”。)“从史学的角度来看，今本《吴越春秋》虽系合晔、方二书而成，但仍大致保留了赵晔之书的原貌，保存了赵晔所采用的大量原始史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有的学者强调，《吴越春秋》等书系吴、越人之所作，又多采当地史乘和传说，其所述在不少方面“更为可信。”

岣嵝碑与禹治水的传说。岣嵝碑(禹王碑、大禹功德碑)原刻湖南省境内南岳衡山岣蝼峰，故称“岣嵝碑”，原迹已无存。相传此碑为颂扬夏禹遗迹，亦被称为“禹碑”、“禹王碑”、“大禹功德碑”。峋嵝碑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汉罗含的《湘中记》、赵晔的《吴越春秋》；其后，郦道元《水经注》、徐灵期《南岳记》、王象之《舆地记胜》均有记述。

位于攸县城内禹王宫，据同治版《攸县志》 “黄甲洲记”一文所载，始建于元至治辛酉元年(1321)，原称禹庙，明代改称禹王宫。攸水之源的酒埠江风景区内，有巨大的溶洞——禹王洞，元代谭渊有《禹洞》诗曰：“古洞磷磷峭壁通，源源神禹石重重。含岈碧落泉流远，泻人江头汇水东。”当地学者多认为，禹宫、禹洞，为大禹治水遗迹，乃至称是大禹在攸县治水的历史见证。

综上所述，今天湖南境内有关舜葬苍梧和大禹治水的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在我们看来，这些传说自应有其发生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不应全盘否定。在文字发明之前，先民们往往通过口耳相传记颂历史，而通过先民们世世代代口耳相传所保存下来的本民族的历史，往往是历史与神话杂糅，人神不分，世系颠倒或错乱，年代不准确，地域不清晰，与文字发明后史学家所撰著的历史有着颇为严格的区别，所以史学家一再强调，对于传说的材料，应慎于选取。但从另一方面看：传说里也有反映历史真实的部分，而且不少学者认为，对于文字发明之前的传说时代，传说就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历史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对于湖南境内传颂已久的虞夏传说，很有必要进行一番科学的分析，以寻绎出这些传说发生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从而揭露出虞夏之际的部分历史实际。

二、舜、禹传说发生的地域及湖南境内虞夏传说的疑难

如果按照有关文献记载，至迟在西汉时期，舜、禹的传说在我国境内分布的地域已颇为广泛。西汉时期杰出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撰著《史记》时曾进行过大量的实地调查，他曾“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他依据其所掌握的先秦文献记载和大量来自各地的传说资料，在进行慎重比较和取舍之后，在《史记·五帝本纪》、《夏本纪》中颇为谨慎地记录了传说中舜、禹之际的若干历史。如他在《五帝本纪》中所载“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及《夏本纪》中所载“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的记载，大体上在聚讼纷纭的学术背景下，为我们探讨舜、禹传说发生的地域提供了一些可循的历史线索。自司马迁以后，舜、禹的传说较早发生于中原地区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尤其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和研究的逐步深入，陶寺文化的内涵和族属问题成为考古学和历史学界争论的一个学术热点，有的学者提出了陶寺类型为有虞氏文化遗存’”，颇为值得注意。登封王城岗城址的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属于夏代纪年之内，城址的地望近于“禹居阳城”、“禹都阳城”的范围，

因此，考古学界认为，王城岗遗址的考古发现，对探索夏王朝统治中心区域的文化，可算是一次大的突破。总之，舜、禹在今晋南、豫西一带的传说不断得到文献记载和和考古学资料的支持，并将日渐为学术界所认可。

既然如此，以上所举今天湖南境内在民间广为流传有关舜葬苍梧和大禹治水的传说必有诸多与历史事实相抵牾之处，因此其在广为流传的同时，也屡屡受到学者们的质疑。如王充在《论衡·书虚篇》说：“舜之与尧，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内。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尧典》之篇，舜巡狩东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华，北至恒山。以为四岳者，四方之中，诸侯之来，并会岳下，幽深远近，无不见者，圣人举事求其宜适也。禹王如舜，事无所改，巡狩所至，以复如舜。舜到苍梧，禹到会稽，非其实也。”王充一方面对舜到苍梧、禹到会稽之事表示怀疑，同时又将以上传说与治水相联系：“舜南治水，死于苍梧；禹东治水，死于会稽。贤圣家天下，故因葬焉。”可见，王充只是对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表示怀疑，但对舜葬苍梧并未予以否定，而只是用治水之事重新解释。刘知几在《史通·外篇·疑古》：“苍梧者，于楚则川号汩罗，在汉则邑称零桂。地总百越，山连五岭。人风婀婳，地气献瘴。虽使百金之子，犹惮经履其途；况以万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国?且舜必以精华既竭，形神告劳，舍兹宝位，如释重负。何得以垂殁之年，更践不毛之地?兼复二妃不从，怨况生离，万里无依，孤魂溘尽，让王高蹈，岂其若是者乎?”刘知几用形式逻辑推理方法推论舜死苍梧乃系被禹篡位放逐，非因南巡：“历观自古人君废逐，若夏桀放于南巢，赵迁迁于房陵，周王流彘，楚帝徙郴，语其艰棘，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斯则陟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罗泌《路史·发挥·辨帝舜冢》云：“《竹书》、《郡国志》言帝舜葬苍梧，则自汉失之，至郑康成遂以鸣条为南夷之地不已疏乎?夫苍梧自非五服，人风婀划，地气高瘴。在虞夏乃无人之境，岂巡守所至邪?方尧老舜摄也，于是有巡狩之事。今舜既已耄期倦剧，释负而付禹，则巡守之事禹为之矣，岂复躬巡守于要、荒之外也哉!……虽然虞帝之坟，在在有之，何邪?盖古圣王久于其位，恩沾于倮隅，泽及于牛马，赴格之日，殊方异域无不为位而坟土以致其哀敬而承其奉，是以非一所也。颛、喾、尧、汤之墓传皆数出，汉远郡国皆起国庙，亦若是也。”罗苹曾为《路史》作注，《尧冢篇》注曰：“仪墓如汉世远郡园陵，与苍梧舜墓之类，非实所葬。”《舜冢篇》注曰：“传谓伐苗民而崩苍梧，伐苗乃禹也”。以上学者均认为，古代文献所载舜葬苍梧，于情事颇不合。由于他们的怀疑具有一定的道理，用以立论的根据也较为令人信服，所以，后人赞誉他们的论述“真足祛千古之惑”。宋代以来，越来越多学者对今天湖南境内民间广为流传有关舜葬苍梧和大禹治水等传说提出批判，如郑樵、林之奇、梁玉绳指斥舜葬苍梧是“流俗之妄语”，“理之必不然者”，“荒唐谬悠”。总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湖南境内虞、夏传说的真实性不断表示怀疑。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试图对以上传说重新作出解释。如钱穆先生以为，“舜之故事流传，显多在汉水流域”，“屈原放居汉北，造为《离骚》，多及虞舜，不徒其地望之近，亦以舜之与楚国先王，特为亲呢矣。秦始皇至云梦而望祀虞舜于九疑山，亦以云梦与九疑零陵，同在今湖北西北部汉水流域也。由此他得出以下结论：“盖九疑苍梧之类，本非南方地名。自楚亡鄢郢，其遗民之远拓而南者，遂以北方故土雅名，移名南服，因而苍梧九疑零陵，各散一方，本属邻近之地，乃隔为遥远之区。史公所谓舜崩苍梧之野，葬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者，其语确有本，惟若以后代地望，一一掩实之，则显成为汗漫荒唐耳。”目前，虽有少数学者仍然笃信“今湖南永州宁远南九疑山当为舜所终处”，但由于缺乏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而难以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应该强调的，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学的建立与蓬勃发展，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从而不断为古史研究提供日益丰富的实物资料。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学者呼吁，“古史问题的惟一解决方法”就是“考古学”，并提出“要努力向发掘方向走”，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清楚地意识到，“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因此，很有必要结合有关考古学资料对这一争论已久的古老课题进行全方位的考察，以期将该问题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三、三苗南迁与湖南境内虞、夏传说的发生

根据前面的论述可知，如果将湖南境内虞、夏之际的传说一概视为信史而盲目地加以信从，显然是不科学的。正如当代历史学家所论：“舜南巡苍梧，死葬九疑，二妃从于后，泪滴成斑竹，死为湘水神的神话故事，不应否认它，古代民间自有此故事存在。但作为历史人物的舜，一生活动地区全在黄河下游，未曾远离过此区域。何况历史上直至春秋之世，楚国大抵活动在长江以北，春秋后期至战国以后才逐渐向长江以南扩展。则自春秋以前华夏族之政治势力根本不可能越长江以南，被盛推为‘三代圣王’的帝舜不可能到长江以南，更不要说被称为一百多岁的舜还能几千里南巡或南征了”。这一点，目前已基本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强调指出，“舜葬于苍梧之野的传说在《札记·檀弓》篇已经记载，这一篇可能是战国前期的著作，那这个传说当更古老。其他在湖南境内关于他的传说还不晓得有多少。这些神话，如果相信它们的字面意思，固然是太笨，但是神话也应当有它自己的来源，必须舜的声威在此地区异常地炫赫，而后关于他的神话在此地区内才有发生的可能性”。如果结合历史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有关资料加以考察，则不难发现，湖南境内虞、夏传说的发生应是先秦、秦汉以来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各族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产物。具体而论，湖南境内虞、夏传说的发生似与三苗南迁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

三苗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传说中的虞、夏之际。《史记·五帝本纪》和《礼记·檀弓下》等史籍均记载舜征三苗的故事，《尚书·吕刑》和《墨子·非攻下》等先秦时期的文献对禹征三苗之事记载得更具体。《战国策·魏策一》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而禹放逐之。”禹征三苗的战争，《墨子》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非攻下》说：“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所以征有苗也。”《兼爱下》引《禹誓》：“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邦)诸群(君)，以征有苗。”禹征三苗后三苗的结局，《国语·周语下》说：“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显然从文献记载看，禹征三苗的结局，是将三苗驱逐至更远的地方。禹征三苗的故事，应为早期先民世代口耳相传的旧说，具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和真实可靠性。《左传》昭公元年说：“虞有三苗”。《吕氏春秋·召类》也说：“舜却苗民，更易其俗。”《逸周书·史记》篇说“外内相闲，下扰其民，民无所附，三苗以亡。”以上材料表明，虞、夏之际舜、禹与三苗之间曾经进行过遥

遥无期的战争，这确为远古时期的一件大事。而三苗战败，族众迁徙，也是不争的事实。

三苗早期的活动地域，前引《战国策·魏策一》说得颇为具体。由于以上地名存在不少争议，所以学术界对三苗的早期活动地域莫衷一是，聚讼纷纭。撇开这一历史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笔者以为，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三苗在江淮、剂州数为乱”的说法，似乎有较为充分的历史依据。《尚书·尧典》、《孟子·万章上》均记载“窜三苗于三危”、“杀三苗于三危”之事，毫无疑问，在禹征三苗之前，三苗族群的活动地域不应与舜所在族群相距太远。钱穆先生曾依《汉书·地理志》认为，衡山在河南南召县，不是今日的湖南衡山；而文山乃《国语·齐语》中桓公伐楚济汝逾方城所望见的汶山。古籍中所说的洞庭和彭蠡，也并不是后世所说的洞庭湖和鄱阳湖。“古者三苗疆域，盖在今河南鲁山嵩县卢氏一带山脉之北，今山西南部诸山，自蒲阪安邑以至析城王屋一带山脉之南，夹黄河为居，西起蒲潼，东达荥郑，不出今河南北部山西安部广运数百里间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资料表明，南阳盆地、淮河中游两岸的豫南地区和江汉平原之间是河南龙山文化杨庄类型和石家河文化的交界地带。河南龙山文化杨庄类型主要分布于南阳盆地和淮河中游两岸的豫南地区。河南龙山文化杨庄类型在这里与石家河文化交错分布，石家河文化晚期受到河南龙山文化强烈的影响，最后河南龙山文化取代了石家河文化。有的学者认为，驻马店一带龙山时代中、后期之交的文化变异，或与“尧服南蛮”、“舜却苗民”和“禹征三苗”有关。尤其石家河文化中晚期之际，长江中游的各个城垣聚落几乎同时衰落，表明石家河文化遭受了一次沉重的外来打击。后石家河文化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受到河南龙山文化强烈影响，不少学者指出，这一文化面貌的变化可能与文献记载的禹伐三苗有关。也有学者讲到，“在龙山文化之晚期，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的确大举向南扩展……而到二里头文化早期，淮河上游地区几乎遍布该文化的一、二期遗存……这或许正是文献率称的‘禹攻三苗’、‘舜伐有苗’的体现”。

三苗战败迁徙的路线，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尚难以钩稽清晰。《尚书·尧典》提到“分北三苗”及“窜三苗于三危”，清代以来不少学者将此“北”字训为“别”，显然是正确的。只是“三危”的地望学术界争议较大，或说是今甘肃敦煌附近的三危山；或说是甘肃天水附近的鸟鼠山；或说在今陕甘川三省交界嘉陵江附近；或说在川甘交界岷江、岷山一带。因而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今甘肃境内的羌族或西南地区的苗族为古代三苗后裔的不同说法。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说“三危在岷山之西南”，显然更为接近历史实际。由此可知，三苗战败后族众由今河南西南部向岷山地区迁徙，较为合乎情理。《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显然是有一些历史依据的。从考古学材料看，石家河文化以后三苗的去向还是有迹可寻的。以前有的学者曾提出早期蜀人是由当地的濮人和西迁的部分三苗族众融合而成的意见，以后，俞伟超先生又系统地论述了三星堆蜀文化与三苗文化的关系，指出三星堆古城北部西泉坎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灰白陶和镂空圈足豆自然可理解为正是“窜三苗于三危”时带到那一带的新因素。三苗文化到达古蜀一带后，将筑城技术带了过来，使当地文化发生了跳跃性的进步，近年来发现的新津宝墩古城等都是屈家岭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影响到那里以后出现的。

除了向长江上游古蜀地区移徙外，三苗种应该有相当一部分留居长江中游地区，逐渐同夏、商、周时期的当地各族融合。尤其是居留在今湖南境内的三苗族的支裔，在以后漫长的历史时期同湖南境内的土著古越族不断发生接触，渗透混融。三苗南迁对今天洞庭湖流域的开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而加速了该区域的文明化进程。今湖南境内所保存下来的虞、夏之际的大量传说，与三苗族群南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三苗进入今湖南境内的时间，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当代许多民族史著作均将中古以后的苗族和远古时期的三苗相联系，可以肯定，三苗进入今湖南境内应当是较晚的事。最近有的学者指出，“湖南的商周铜器可能主要是三苗部落的一支在汉水流域铸造和使用，商末周初受周人所迫其主力迁入湘江流域时带来的”，如果此观点能够成立的话，则三苗至迟在西周时期已进入今湖南境内。随着三苗进入湖南今湖南境内，一些远古时期口耳相传的旧说也随之传人湖南境内。战国、秦汉以后，南北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和的空前进行，这些远古传说经过当地学者的不断加工完善而逐渐定型，并在民间广为传布，流传至今。《礼记·檀弓》等晚出文献所载“舜葬苍梧之野”及湖南境内禹的传说显然可以称得上源远流长。以上故事并非迟至春秋中期楚人人湘以后才开始发生，其源头应该更早，最大可能是三苗进入湖南境内后即已产生。而这些被后人指斥为“荒唐谬悠”的“流俗妄语”实际上包含了先秦、秦汉时期今湖南境内民族渗透、混融和演变、分合的若干真实可信的历史素材。

责任编辑　廖　建